电影《51号兵站》与刘家港“地下航线”

王更红

    抗日战争艰苦的1943年，苏中地区新四军设在上海的51号兵站因叛徒出卖遭到破坏。为尽快重建兵站恢复向苏中根据地支援物资的任务，新四军青年干部梁洪受党组织派遣，伪装成青帮老大范金生的关门弟子“小老大”前往上海，在险恶的环境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是电影《51号兵站》的主要情节。

    《51号兵站》以苏中新四军急需一批以无缝钢管为主的军需物资并运抵目的地为主线，刻画了梁洪、吴明等地下工作者的英勇形象。影片编剧张渭清曾是新四军一师后勤部的采办科长，片中不少情节是他的亲身经历。影片自1961年诞生以来迅速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成为红色文化宣传、教育的代表作之一。是依据秘密活动在上海港的一条“红色地下航线”的真实故事创作、拍摄的一部影片。

    翻开历史的另一页，赫然在目的是：邻近上海港的刘家港，抗日战争时期也有这样一条“红色地下航线”，秘密活动在这条战线上的地下工作者和参与者，在白色恐怖下利用帆船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运送战略物资的险恶，无异于探骊得珠，虎口夺兵，但他们表现出的临危不惧，大智大勇，无不令人敬佩，赞叹。因而，刘家港本土史学家、著名学者、资深教师，第一部《浏河镇志》编著王鉴清先生继镇志后，首次对镇志拾遗补缺，2006年6月出版了又一力作《话说浏河》，书中视刘家港地下航线英勇事迹为电影《51号兵站》的故事原型。

    认真拜读《话说浏河》过程中，书中的《浏河口的“地下航线”》一章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引起很大兴致，认为两者有着诸多相同之处。

首先，两者都通过海路运送战略物资。其次，两者都利用海船承载战略物资。其三，两者又都冒着极大的风险运送战略物资。刘家港地下航线的惨烈程度并不比上海港地下航线差到哪里。不同的是，刘家港的地下航线较之于上海港的地下航线在时间段上早出现两年。

   《51号兵站》中不少情节与刘家港地下航线的事迹十分相似，个别情节几乎如出一辙。据此，视刘家港地下航线英勇事迹为电影《51号兵站》的故事原型，是允当的。

     对刘家港地下航线真实存在的有力佐证，莫过于当年刘家港地下航线的亲历者、中共地下党工作者、上海文史馆馆员曹达同志《红色地下航线》的回忆文章。文章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时间是1980年。同年，太仓党史办编辑出版的《太仓革命史料（第三辑）》，也发表了曹达同志《追忆浏河地下航道的前前后后》的文章。曹达同志在文章中特别写道：“浏河的地下航线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做出了重大贡献，钟百川、莫屺藩镇长在搞红色地下航线时出过力，对已经过世的钟百川、莫屺藩同志深表哀悼。”

    莫屺藩，1910～1951，祖籍浙江绍兴。出身于中医世家，清康熙年间便是当地大医之家。其父莫伯铭为一代名医，清末，迁居刘家港，于天妃宫青龙门处首开中医诊所，求医者众。莫屺藩自小目濡耳染，不学以能，医术高明，遂子承父业，悬壶济世，以其精湛的医术，治人、救人无数，享誉一方。他的某些处方，具有高妙的未来前景。莫屺藩还是一位小楷令人惊艳的书法家，其书字字珠玑，笔墨鲜明，瑰丽典雅，灵气十足。莫屺藩性格开朗，广交朋友，社会声誉极佳，1944～1949，两度出任镇长职（实是无人单肩，莫屺藩勉为其难。结果，怀镇其罪，1951年4月1日被判死刑）。

    （莫屺藩长女莫剑英乃刘家港著名饭店聚兴馆掌柜倪崇山之媳，声名远扬的聚兴馆“头汤面”即为倪崇山首创。作为亲民食品，聚兴馆每日供应50碗半价头汤面，一众盐山挑夫、码头脚板、社会贫民遂五更以侯，以求一筹。无锡人倪崇山及其聚兴馆籍此赢足口碑）

    曹达，中共地下党员，抗战时期曾以商人身份为掩护，在镇江、扬州等地进行秘密活动。此外，他与不少上海医药界人士也有接触，并据自己了解的上海医药界的人际关系，拟定统战对象的名单。1945年春，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刘长胜、秘书兼干部科长张承宗，将曹达由江苏调上海工作，以市区湖北路迎春坊12号的同建西药行作为新的地下联络站。此前，1943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刘家港人陈春宜建议下，在上海开设吉丰面纱行的同乡钟百川回家乡重开歇业了的义丰棉花行，作为秘密据点，由此开辟了为苏北等抗日根据地运送战略物资的地下航线。曹达闻知此异常兴奋——上海港地下航线一旦发生情况，可转而启用刘家港的地下航线；而利用便捷的沪太公路作掩护，则大大扩展了与敌周旋的余地。

    链接  奇怪的是，历史长河中的刘家港总能引领时代之先风，例如郑和下西洋历史事件的发祥地被永乐帝朱棣选定在了刘家港；例如国内第一条公路沪太路诞生由刘家港诞生；例如著名美术家孔繁根先生以此为主题而倾心设计的大型历史塑像《锚泊瀛涯》出现在了刘家港，成为雕塑史上大气磅礴的精品力作；例如“地下航线”同样出现在刘家港；即如一度成为时尚风味的聚兴馆头汤面也出现在了刘家港。

    钟百川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抗战爆发后，滞留上海，在天主教街（四川南路）与人合伙开办了上海吉丰面纱行，并参加了中共上海地下外围组织“益友社”，任该社理事。当陈春宜表达了党组织希望在刘家港创建地下航线的意向后，钟百川随即回家乡筹办原棉花行复业之事。刘家港地下航线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曹达回忆文章对刘家港的地下航线高度肯定的同时，对莫屺藩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加快了内战步伐，中共上海市地下党通过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搞到一批磺胺类药品等物资，限期秘密运送到苏北、山东解放区。上海港被国民党军警严密封锁，上海地下党陈春宜等通过浏河爱国工商家钟百川、浏河镇镇长莫屺藩的帮助与支持下，以他们开设的‘义丰花行’和‘义大渔行’为接应点，在浏河镇的朋友和进步人员张阿发、钱碧城、吴梁宽、姚步青、周襄兄弟等协助下，从浏河港出发，从海道秘密运到山东日照的涛雒港。1946～1947年中，浏河地下航线几十次运送物资往苏北、山东解放区，运送的物资除药品外，还有制作反坦克土地雷的硝酸盐、硫磺、铜、铁制品，还有电讯器材、纸张、布匹、医疗器材等禁运物资和解放区紧缺物资。”曹达同志的文章还详细介绍了此间莫屺藩利用同时担任浏河镇民防团长的特殊身份，为地下航线运送物资和人员提供了方便和安全保证，有几次，莫屺藩还亲自押运物资和随行人员到山东涛雒港，同样冒着极大的风险，甚至被国民党巡逻艇截获坐牢。1947年5月，中共地下党员孔庆增、浏河镇镇长莫屺藩、上海富道印刷厂老板胡国成（被国民党通缉人员），押解违禁品从浏河港经海道往山东涛雒港，在山东水灵山水域被国民党巡逻艇截获，胡国成跳海潜逃，孔庆增、莫屺藩被移送青岛警备司令部。经多次刑讯逼供，孔庆增、莫屺藩仍咬定牙关，坚守秘密。关押了一个多月后，由上海地下党和浏河镇镇公所通过各种渠道贿赂方得保释。

    那段时间，凡是解放区来的人，到浏河后很快就能与上海地下党联系上。撤退人员在浏河镇也可安全、秘密地搭船到山东、苏北解放区。例如，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新华社总编辑的胡国成同志等，还长期住在莫屺藩的家中。……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   

    娄江口两岸的刘家港人以及前来刘家港追思郑和足迹的各方寻根者，都认为《锚泊瀛涯》代表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当他们伫立娄江口，又将追思当年刘家港红色地下航线的勇士们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的桩桩件件，点点滴滴……                                        

2024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