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人生初度：与韩国钧的文字之交①

高二适一生恪守的立身处世的原则，即1937年发表的《道原字说》一文中所提出的三道，其交游的基本方式即是“以文字交”。他在致长辈如韩国钧、章士钊或是晚辈学生的信以及几次审查材料中多次强调这点，如1956年2月至3月间，他被停职审查，所写交待材料说得很清楚：

我在四川及南京交往人物，如章士钊、柳翼谋、沈尹默、汪东、汪辟疆聚散一时，均可谓文字交深，十年来其死生离别，尤为不可指数。一言以蔽之，我非文字不与人交，人亦无从交我。即如近三数年，在沪如潘伯鹰、陈子展、徐蜕之，均为当今著书之士，陶镕文化，我均心向往之（近见他们均有新著出版），所以我的交往朋从，大抵不出文艺的范围。

“我非文字不与人交，人亦无从交我”，是对“文字之交”的阐述，虽是审查材料，潜在着诸多风险，但他对文字之友没有丝毫损伤，反而大加赞誉他们“均为当今著书之士，陶镕文化”的史学价值，并亮出自己的态度“均心向往之”，与他们均是生死之交。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高二适鲜明的价值取向，不仅是对师友的信赖，也是自己交友方式的坦荡。从文字之交到生死情缘，这中间有一个基础，即必须坚守仕人之道——为人正直无私，具有家国情怀，敢于文化担当，以此为底色与之交游则能长久。高夫子与诗坛名宿赵熙绝交，与郭沫若辩论，与章士钊、苏渊雷的旷世奇缘都说明了这点。

乡贤韩国钧是高二适交游的一个最重要的名流。韩国钧是原国民政府江苏省省长，也是高二适母校上海正风文学院三大创始人之一（高二适为首届学生）。1925年，韩国钧先生辞去省长等一切职务回归故里。但韩国钧并没有从此颐养天年，他热心支持地方民生事务，资助创办泰县端本学校，编订地方文献皇皇巨著《海陵丛刻》。韩国钧一生勤政廉洁，颇具声望，他正直，具有爱国精神，且热心文化事业。1932年，高二适前往海安拜识韩国钧。韩国钧非常喜欢这位年轻人，勉励他发奋攻读，学有所成。与韩国钧的交往方式多为书信往来，1936至193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高二适致信韩国钧近二十件。

这种密切的文字之交，促成了高二适人生重要转折。一方面，高二适从乡下直接进驻首都南京，由乡村小小教员一下子变成国民政府高层机关人员，同时兼任国民党大员陈树人、孙科的私人秘书。应该说此时高二适的仕途前景一片光明，这也是高二适实现“济世之志”的绝好机遇。但是高二适却选择了一条截然相反的人生路——弃政从文，以纯粹的文人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和学术理想。

（曹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