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全国妇联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明确处理涉彩礼纠纷原则。

这既体现了司法实践的敦本务实、与时俱进，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彩礼持续攀高、亟待整治的社会现实。

原本具有缔约意义的彩礼，缘何成了“惹是生非”的“罪魁祸首”，闹到司法干预的地步？对于“天价彩礼”又该如何整治？这些都值得反思。

“彩礼”核心在“礼”

彩礼习俗，源自西周时期确立并被历朝所沿袭的“六礼”婚姻制度。

《礼记·仪礼》记载：“昏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其中“纳征”即是男方在婚约初步达成时向女方送聘财，意味着婚约正式缔结。

古代，男方家庭纳征的礼物由聘金和聘礼两部分构成，其中聘金为财，物为礼，简称“财礼”，后来累世更替，逐步演化，最终演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彩礼”。

古代没有婚姻法，送彩礼对于缔结婚约的男女双方具有象征性约束意义。男方送出彩礼、女方笑纳之后，意味着双方正式缔结婚约，一般不得反悔。

如女方反悔，彩礼要退还男方；若男方反悔，则彩礼一般不退。

千百年来，彩礼一直循着“礼”的轨道，中规中矩，温文尔雅，促成多少有情男女结下金玉良缘，维系多少夫妻达成“百年好合”，无从计数。

从这点上讲，彩礼具有其积极意义。

迎亲人员将彩礼举过头顶

（出自仇英《清明上河图》）

“天价彩礼”无“礼”

彩礼虽然自古有之，但“天价彩礼”却是近些年才出现的社会现象。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彩礼开始变形走样，丢了斯文，失了本意，不少百姓以女儿为筹码向男方索取高额彩礼。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文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但由于彩礼授受属于民间行为，男女双方私下进行，因此该法条对公众并不具备真正的约束意义，女方对高额彩礼照索不误，且随着人民群众收入越来越高，彩礼节节升高，最终演变成“天价彩礼”。

“天价彩礼”现象在广大农村地区尤为严重。仅仅三十余年的时间，彩礼就完成了从“三大件”（自行车、手表、收音机或缝纫机）到“三金一木”（金项链、金耳环、金手镯、木兰摩托）再到“一动不动”（汽车、楼房）的“三级跳”，彩金也从原来的“千里挑一”（1001元）、“万里挑一”（10001元）发展到“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紫色的伍元钞票、一千张红色的百元钞票、外加一笔绿色的伍拾元钞票），更有甚者，有的地方竟然给彩金称重，要求百元大钞达到三斤重量。

每一对婚姻背后，动辄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付出，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来看，也印证了这一点。

这对于男方尤其是男方父母而言是一笔极其沉重的经济负担。彩礼已经脱离“礼”的轨道，变成了赤裸裸的“拜金行为”。

“天价彩礼”不仅给男方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更为男女双方的婚姻埋下严重隐患，有的男女因为“天价彩礼”一拍两散、劳燕分飞；有的男青年因为“天价彩礼”铤而走险，走向犯罪道路；有的男青年因为女方“拒不退步”心生怨气、大打出手甚至拔刀相向，闹出人命；更多的即使勉勉强强跨过了“天价彩礼”这道“坎儿”，也闹得婆媳不和、关系难处。

“天价彩礼”缘何“疯狂”

对于“天价彩礼”乱象，有专家分析是因男女比例失调、男多女少而引起的，此种说法有道理，但并不是全部，根子还是公众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婚姻观出了问题。

——“劫老济小”。部分女方父母包括部分女青年索要“天价彩礼”的心理是，多多益善，不要白不要，要了都是自己的，这样将来结婚之后就是“小康起步”，衣食无忧，可以少受很多累、少吃很多苦、少流很多汗、少走很多路，至于男方父母，欠账还钱，天经地义，与小夫妻并不相干，也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相互攀比”。部分女方讲究“前面有车，后面有辙”，四里八乡，都是一个行情，自己绝不能私自“降价”，否则就是“自降身价”，说出去怕乡里乡亲笑话，在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来”，最有面子的莫过于彩礼“你高我更高”，“彩礼高身价就高”的思想导致“天价彩礼”持续攀高。

——“随波逐流”。不是所有女方都拜金，有的女青年和父母原本通情达理、非常开明，认为只要两人相爱，彩礼多少不是问题，奈何周边形势所迫，也不敢贸然破了“规矩”，索性随行就市。

破局关键在“观念”

对于“天价彩礼”这一问题，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提出治理高额彩礼问题。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再次提到“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与民政部、全国妇联召开“推进移风易俗 治理高额彩礼”新闻发布会，禁止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对彩礼的范围、返还的条件、当事人的确定等予以规范。

此外，不少地方为遏制“天价彩礼”，积极开展移风易俗，山东、四川、黑龙江等多地探索婚事简办、喜事新办的指导性规章制度，公布彩礼、随礼等倡导性标准，努力推动“天价彩礼”降温。

经过多年的努力，天价彩礼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高额彩礼依然在我国很多地区普遍存在。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彩礼属于民间行为，政府部门难以监管，强行干涉又于法无据。

抵制“天价彩礼”，仅靠一纸命令，很难一步到位。归根结底，还是要从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上“破冰”，从转变公众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婚姻观上解决问题。

——“婚姻不是交易”。婚姻始于爱情，男女双方缔结良缘，为着纯洁的爱情而来，奔着幸福的未来而去，男女双方尤其是女方家长不能将女儿当作“商品”，“待价而沽”，更不能将婚姻当作赤裸裸的“交易”，不能以彩礼多少来衡量男方的情意。

——“幸福要靠奋斗”。没有不劳而获的成果，没有从天而降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是靠奋斗得来的，男女青年喜结良缘之后，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实打实地干，幸福的日子指日可待。只有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奋斗来的幸福才最有意义、最有价值。

——“天价彩礼不是幸福秘笈”。近年来，相关案例显示，天价彩礼并不是保障家庭幸福的秘笈，一旦处理不当，反而可能引发家庭之间的对立、矛盾和冲突。一些地区彩礼攀比之风愈演愈烈，不仅让本应幸福美满的婚姻走向分裂、破碎，也降低了适龄男女的结婚意愿，成为年轻人走进婚姻的“拦路虎”。

沂源县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体婚礼

倡树文明婚嫁新风

图源丨中国妇女报

移风易俗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既要讲究循序渐进，又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各地可以因地制宜，结合地方特色，建立激励机制。

比如说选树一批敢于打破“陈规”、向“天价彩礼”说不的“低彩礼”和“零彩礼”典型，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表彰；可以找出高价彩礼和大操大办的有效“替代品”，比如开展集体婚礼、慈善婚礼等，邀请政府领导、社会名人、模范代表等作为特邀颁证员，组织新人共栽“甜蜜树”，共育“幸福林”，或者到福利院慰问看望老人、儿童，增强新人对婚姻的庄重感和神圣感，并形成“蒲公英效应”；还可以因地制宜实施零彩礼奖励办法，扶持新人婚后就业政策等，来减少对高价彩礼的追求。

遏制高额彩礼陋习、培育文明乡风是全社会的共同期盼，愿每位社会公众都能深刻汲取“天价彩礼”的教训，合力推动“彩礼”向“礼”的轨道回归，莫让“天价彩礼”挡了青年人的“幸福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