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为南宋大儒朱熹与吕祖谦共同选辑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之语而成。其编纂初衷不过是为理学之初学者提供一部较为系统概括四子思想，同时贴近日用生活的入门读本，未曾料想在身后七百余年的时间里，此书竟远播日本与韩国，几乎辐射整个东亚儒林的精神世界。重访《近思录》在东亚传播与影响的历史，既有助于考察宋代理学与东亚其他地区文化的互动融合，又能突破“以西释东”的研究进路，立足东亚以思考东亚。
《近思录》在东亚的传播历程
南宋淳熙二年（1175），朱熹与吕祖谦在武夷山的寒泉精舍讲学之余，共同研读北宋四子的著述。他们既感慨于北宋四子学术思想浩瀚精深，又担忧“初学者不知所入”，故撷取其精华，按照从简入繁、由己及人的阶序编纂《近思录》，共计14卷，以便后学体悟、入道。《近思录》甫一问世，就受到南宋儒林的广泛关注，传刻、续补、注解本层出不穷。此间，尤以朱熹再传弟子叶采于淳佑八年（1248）编纂完成的《近思录集解》为世人所熟知。叶采在保留《近思录》原本内容的同时，援引朱熹语录、《升堂记闻》与诸儒辩论作为注释，并为各卷拟定篇名与提要，让其主旨进一步发扬光大。
《近思录》与《近思录集解》影响力甚巨，自宋末元初远播日、韩。时值镰仓幕府时代（1192—1333年）前期的日本，武士阶层主导的新佛教运动盛行。受该运动鼓舞，俊芿、圆尔等日僧入宋求法，归国时不仅带去大量经籍，且将南宋时兴的理学著述带回国内，其中或包括《近思录》等书。然而，在当时的日本，理学仅被视作阐释禅学的辅具，仍多依附于佛教而存在。与此相异，处于高丽王朝（918—1392年）后期的韩国，佛寺腐败已至深重，以安珦为代表的文臣在出使元朝并带回理学典籍后，迅速被国内新兴士大夫所推崇。目前，韩国现存最古老的《近思录集解》亦刊行于该时期。高丽恭愍王十九年（1370），晋阳牧使李仁敏因受朴尚衷的嘱托而翻刻叶采所编《近思录集解》，故在此之前《近思录》原本应已流入高丽王朝。
相较于镰仓幕府时代之后内战频繁的日本，《近思录》在中世纪韩国的传播颇为顺利。高丽王朝末期崛起的士大夫阶层，逐渐壮大推动改革与历史发展的儒家力量，进而辅佐李成桂易姓革命建立朝鲜王朝（1392—1910年）。随之，理学被新王朝的统治阶层奉为圭臬。第四代国王世宗登基（1418）伊始，即把《近思录》列为经筵讲读内容之一，并于1436年听取判中枢院事许稠的建议，在国内大举刊行《近思录》。然而，由于朝鲜王朝前期士祸频繁，《近思录》也曾因受到赵光祖及其一派的推崇，在己卯士祸（1519）发生后一度被视作禁书。至16世纪中期，朝鲜王朝政局逐渐平稳之后，朝廷、各地大儒、书院等再次恢复对《近思录》的重视。
日本直至德川幕府时代（1603—1868年）初期，才从官方层面对理学加以重视。其原因有三：一是德川家康终于结束了百余年的战国时代，建立了集权而统一的政治体制，为理学的传播提供了客观环境；二是壬辰倭乱（1592—1598年）期间，日本从朝鲜半岛带回大量包括《近思录》在内的理学典籍以及活字印刷术，间接地促进了日本理学的复兴；三是在藤原惺窝及其弟子林罗山的大力推动下，理学逐渐上升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刊刻理学典籍的风气一度在江户城盛行。在此期间，崎门学派宗师山崎闇斋在《近思录》的传播过程中曾发挥关键性作用。他尤为看重《近思录》的价值，曾赞称“六经四子四贤诀，都在近思一帙中”。也因此，他为其标注日文训点，不仅扩大了《近思录》的普及程度，且成为后世讲读《近思录》的重要依据。
《近思录》对东亚的影响
促进东亚理学入门典籍的编纂。随着《近思录》的东传，其作为“圣学之阶梯”的编纂理念与具有层次性的结构体例为东亚理学的发展注入新的灵感。受其启发，朝鲜王朝中后期仿编《近思录》的文献层出不穷。早在朝鲜王朝明宗十五年（1560），卢守慎有感于明儒罗钦顺《困知记》的“其言正大精微，多发未发，大有功于程朱之门”，故模仿《近思录》，从《困知记》中选取枢要之言，编就《近思后录》。18世纪以来，随着朝鲜王朝内部“小中华”思想的日盛，《近思录》的仿编本也逐渐显现本土特色。例如，朴泰辅选辑本土大儒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李彦迪、李滉、李珥、成浑的语录编纂而成的《海东七子近思录》；李度中精选朝鲜大儒李珥之语编写的《李子近思录》；李汉膺选辑南宋东南三贤朱熹、张栻、吕祖谦与朝鲜大儒李滉的语录，编成《续近思录》；宋秉璿采辑朝鲜“五先生”赵光祖、李滉、李珥、金长生、宋时烈之语，编就《近思续录》等。此类典籍以《近思录》为范本，采辑朝鲜本土理学家的精要之句，更为契合当地百姓的圣学之需。
推动东亚理学的互鉴与发展。相较于《近思录》的编纂理念与结构体例，其内容更是在东亚掀起考校、阐释、辨析的风潮。朝鲜王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金长生、郑晔编撰，宋时烈校雠的《近思录释疑》。他们通过旁征博引两国理学家的语录并注入自己的见解，在质疑乃至批判叶采《近思录集解》的同时，力图对《近思录》的条目做出更为切近的诠释。以该注本为开端，朝鲜王朝后期涌现大量各具特色的《近思录》注本，如郑缵辉的《近思录记疑》、金钟顺的《近思录札疑》、徐基德的《近思录会疑》等，并出现诸多专门评说叶采版注本的著述，如李宗洙的《近思录叶注札疑》、南汉皓的《近思录叶注记疑》、李汉膺的《近思录叶注疑义》等。在德川幕府时代中期，贝原益轩用近乎相同的方式编撰《近思录备考》，区别仅在于他尤为注重《近思录》中的字词，引入训诂考据的方法对其多加阐释。与之类似的，还有泽田希的《近思录说略》、安部井帽山的《近思录训蒙辑疏》、东正纯的《近思录参考》等。而针对叶采的《近思录集解》，他们或不满其体例结构，或不满其注解内容，重新编著《近思录集解便蒙详说》《近思录钞说》等予以校正。这一系列的衍生文献，在洞察我国理学传承脉络的基础上，融会本土理学的学术体系，促进了理学在东亚坐标中的多元化发展。
助益东亚文明圈伦理秩序的建设与稳固。日、韩对《近思录》的接受与推崇，不仅源自其兼具层次性与全面性的理学体系，最为根本的渊薮在于其中极具实用性的人生伦理哲学。《近思录》为东亚世界提供了一个从内至外成为圣人的系统纲领，既对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及客观且理性地认识、应对外在世界具有指导意义，又对家庭、社会伦理的建构产生重要影响。也因此官方将其视作进行社会教化的理想选择，民间亦被内圣外王、崇高的生命理想境界所吸引，以其为津梁，探寻入道的路径。该现象在德川时代中后期尤为突出，透过若林强斋弟子整理的讲义录《近思录师说讲义》《近思录道体师说》《近思录十四目讲义》，即可推测当时日本理学教育过程中对《近思录》的重视程度。此种讲读甚至遍及年幼的学童。中村惕斋与溪百年为帮助“童蒙之辈”阅读《近思录》，特意用浅显的日文解说并编著《近思录示蒙句解》与《近思录余师》，深受幼童的喜爱。蕴于《近思录》中的道德伦理规范，也在此过程中得到广泛普及，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纵观《近思录》在东亚传播与影响的历史，主要呈现三大显著特征。一是历史性与发展性并存。《近思录》在东亚的传播之广、影响之久可谓罕见，直至20世纪初期，日、韩两国仍不断涌现新的衍生文献。二是原则性与创新性并存。东亚对《近思录》的仿编、注释以及讲解，均未曾背离《近思录》的主旨，而其中增添的本土理学家的语录与见解，让其系列文献在严整有序的同时，尽显异彩纷呈的气象。三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并存。蕴于《近思录》中的理学普遍原理，与东亚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几乎实现了完美的调适，在浓厚的理念倾向下，具有个性的实态亦逐渐成型。该历史进程，不仅进一步造就了《近思录》理学经典读本的地位，又见证了东亚文明在互鉴中交融与发展的光辉过往，为东亚文明圈各国的和平共处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作者系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郑立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