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农业—语言共扩散”假说，农业发展是推动语言扩散的主要动力之一。世界上许多语系早期的传播是由于当时的人群采用了农耕的生产方式，农业增长带动了人口增加，推动早期农民及其语言迁徙至更广阔的领域。该假说在东亚地区的适用性如何？对东亚主要语系（族）扩散与农业发展关系的语言学、考古学和遗传学跨学科研究文献的评议表明，“农业—语言共扩散”假说对东亚地区主要语系（族）——汉藏语、侗台语、苗瑶语、南岛语和南亚语的起源与扩散具有一定解释力，但假说本身也存在局限性。有关“农业—语言共扩散”假说是否适用于泛欧亚语的形成与传播，学术界还存在较大争议。该假说在使用前需要考虑气候环境、地理条件、语言接触史等因素的影响。多学科的证据展现了“农业—语言共扩散”假说在东亚地区的解释力，也深化了我们对东亚语系扩散时间及路径的认识。

关键词：农业—语言共扩散   东亚语系（族）   适用性   语言扩散

作者杨文姣，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银川750021）；王传超，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厦门36100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3年第2期P121—P131

责任编辑：李文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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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语言和文明的起源与扩散一直是多学科讨论的焦点和热点。语言学研究关注语言的起源与演化、语言多样性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形成、语言与基因、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等议题。农业起源是人类文明起源的根基，也是考古学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当前，语言学与考古学、遗传学等学科呈现出跨领域合作的积极态势，多个领域的交叉研究成果斐然。“农业—语言共扩散”假说正是考古学家伦福儒（Colin Renfrew）、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等基于历史比较语言学和考古学的研究问题和成果提出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假说，也是探索语言、文化和人群起源与演化的重要模型，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农业—语言共扩散”假说主张农业发展是语言起源与扩散的重要动力机制。世界上主要语系的传播基础是农业经济的建立，人口密度的增加导致农民向外迁徙以寻找新的农耕地和定居点，这一扩张过程促使早期农民所讲的语言得到传播。近30年来，多项研究纷纷基于该假说将语系的形成与分化和农业的起源与扩散联系起来，做出了诸多有益探索。其中，印欧语系、非洲的闪米特语族和班图语、南岛语系和汉藏语系的扩散较好地验证了“农业—语言共扩散”假说。

虽然“农业—语言共扩散”假说最初是以印欧语系为例发展起来的，但东亚地区是一个更好的检验该假说适用性的区域。东亚人口众多、语系交叉重叠，涵盖了汉藏语、侗台语、苗瑶语、南岛语、南亚语和阿尔泰语等语系（族）的200多种语言，是世界上研究人类进化、遗传多样性和基因与文化相互作用的最重要区域之一。作为世界农业和“原始”文明中心之一，东亚复杂的生态、气候和地形构成了多样化的族群、文化和语言综合体。各学科采用不同的理论视角、方法和材料来解释这一多样化过程，相互援引对方的证据，形成了一个多学科的对话群。“农业—语言共扩散”假说通过确定语系起源和分化与农业发展的相关性，将考古学和遗传学所解释的人口扩散过程与语言的分化相结合，深化了我们探索东亚族群及其语言的深层次历史。

考虑到该假说可能存在的局限性与矛盾性，我们有必要仔细审视这种模型在东亚地区的适用性和科学性。本文着眼于从跨学科的角度阐释该假说在东亚地区的适用与局限:（1）考察多学科证据如何支持/反驳语言随农业发展在东亚地区扩散，对该假说不能解释的部分作出分析和补充；（2）讨论不符合“农业—语言共扩散”假说的泛欧亚语案例；（3）评析该假说对东亚主要语系形成与扩散的解释力如何，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以期为追溯东亚的语言源流提供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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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与余论

本文以东亚主要语系（族）为例，从跨学科的视角评析了“农业—语言共扩散”假说在东亚地区的适用性。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孕育的早期农业引发了人口增长并向外迁徙，人群迁徙的路径与语言扩散方向较为吻合。成熟阶段的农业足以支撑起大量人口，所以可见农业和语言随人群迁徙而传播。在东北亚地区，日语和朝鲜语的传播与农业人群迁徙有密切联系，但泛欧亚语的扩散与农业发展的关联证据不足。泛欧亚语系中阿尔泰语人群的古基因并没有显示出主要的西辽河农业人群的祖先成分，削弱了该假说对整个泛欧亚语传播机制的解释。

“农业—语言共扩散”假说为语言学研究东亚语系的起源与扩散提供了一个动态的分析框架，也是重建汉藏语、侗台语、南岛语等语系（族）谱系关系的重要推理参考。在此框架下，祖先语言的时间深度和起源地理分布的测算更加准确和科学。语言学研究不再局限于纯粹使用语言材料来估测语系的起源年代，如词汇统计学和语言年代学等，而是将语言本身的变化与物质世界的变化联系起来，如环境、人口和考古学文化等因素。该假说将农业发展引发的人口增长动态地投射到语言扩散进程上，扩展了对语言地理空间模式的探索，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打开了新窗口。对该假说的检验研究也带动了学科的发展。语言学突破了单个词汇的比较，进入语言学研究大数据时代，关注语言的宏观演化史。此外，从研究方法来看，贝叶斯系统发生学方法的引入也为检验该假说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新模式，增强了其科学性和客观性。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农业和语系（族）的起源地和传播路径目前尚存争议。狩猎采集向农业社会的过渡以及人群的迁徙都是复杂的过程，农业扩散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推动了人口的迁徙和语言的传播还无法准确量化。“农业—语言共扩散”假说是针对特定历史时期和区域而提出的理论，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不同地区的农业起源年代、发展轨迹、传播速度等都存在差异，并不是说只有农业人群才会迁徙到新的地域并发展语系。早期的采猎、游牧人群也是迁徙人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也推动了早期的全球流动进程，如欧亚草原上讲印欧语系的游牧民族在马匹和马车的加持下跨越欧亚大陆长途迁徙，快速传播印欧语。此外，也存在因气候环境、贸易发展、疾病肆虐等客观原因导致的人类迁徙和语言传播，如罗马帝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功推动了拉丁语在欧洲的扩张、英语在全球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驱动下广泛传播。我们需要承认的是，在语言起源和扩散的宏大图景中，农业发展只是导致语言裂变和扩散的一个动因。语系扩散到今天是不同因素相互竞逐、组合匹配后的结果。没有哪一个语系可以完全视为农业扩散的产物，在东亚地区也存在非农业主导的语言扩散，如泛欧亚语中的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

另外，在东亚复杂的人群交流和混合的现实条件下，由接触引起的语言变化现象还缺少学界充分的重视和分析。语言演化的速率超过基因演化，只关注农业引发的人口流动可能会掩盖更多的事实。东亚主要语系在原始语分化后发展出的复杂性不是“农业—语言共扩散”假说所能完全解释的，尤其是对于一些亚语群或小语支的扩散就无法充分说明。再者，动植物驯化、向农业生活方式的转变都是漫长的过程，人群迁徙的速度与语言演化速度之间的匹配程度都将影响对这一假说适用性的解读。

总之，“农业—语言共扩散”假说在分析东亚地区语言扩散机制上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拓宽了人类和语言演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它不能解释语言扩散至当今分布现状的所有方面，该假说在使用前需要考虑历史分期、气候环境、地理条件、语言接触史等因素，如西伯利亚显然不适合农业生产、太平洋岛屿上难以高产水稻等。我们需要辩证地检视该假说的适用性，避免理论的滥用。对该假说完善的方向应该是着眼于从多学科挖掘更多的证据，将人口统计学、环境气候学等纳入分析框架。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加严格审慎地检视“农业—语言共扩散”假说在下位语群扩散上的实践、评估非农业因素导致的人口迁徙、加强基因和语言平行演化在东亚地区的研究等，最终通过跨学科协作推进对人类史前历史的深入认识。

（本文注释内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