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为纪念复旦大学政治学建立一百周年而出版的教师文集。

文集收录了学院教师发表的近七十篇学术论文（ 限于篇幅，大部分论文在收入本书时都进行了删改），分三个方面展示了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国际政治系、公共行政系、外交学系教师们在各自学科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展现了复旦政治学人正文相济、臻于郅治的追求。

文集第一部分“政治：价值与理论”，着力思考政治的价值与理论基础、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等议题；第二部分“国家：制度与治理”，聚焦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政府创新、治理国际比较等议题；第三部分“世界：体系与秩序”，关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国际体系变革、全球治理改革、国际秩序建设等议题。

编者说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创立于1923年，今年正好一百年。复旦政治学的百年，可谓薪火不息、政心赓续。

1923年秋建立的政治学系，隶属于文科，当时复旦的文科下设政治学系等7个系。

1925年，复旦大学行政院决定在政治学系基础上设置社会科学科，下设政治学、社会学两系。

1927年政治学系内设政治、法律、市政三组。

1930年4月，学校内部还成立了复旦政治学会。

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法律系与其他九所高校的法律、政治等系合并组成华东政法学院。同年，根据教育部通知，复旦增开了“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建立了教研室。

1957年，中国革命史教研组和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合并成为社会主义教育研究室。

1960年夏，学校在社会主义教育研究室基础上，同时从中文、历史、哲学、经济抽调师资力量，成立了马列主义教育系。

1962年1月 ，马列主义教育系向学校递交报告，希望把马列主义教育系定名为政治学系。同年 4 月，教育部批复同意，复旦大学马列主义教育系改名为政治学系。

1963年12月，为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加强对外国问题的研究，中共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联合向中央提出报告，并经毛泽东主席批示同意，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成立国际政治系。根据这个指示，学校于1964年初正式将政治学系改名，成立国际政治系。

1980年，国际政治系在全国率先恢复了政治学专业，建立了政治学教研室，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本科生。

1984年，根据教育部文件要求，设立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1988年设立行政学专业。2000年11月，在原国际政治系的基础上建立了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下设政治学系、国际政治系、公共行政系；2009年又增设了外交学系。

一百年政心赓续，一百年砥砺奋进。经过百年发展，复旦大学政治学形成了大政治学学科群的学科生态，今天的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拥有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等多个学科，彼此和合共生，融合发展，蔚为壮观。

彰往考来，我们感慨万千。值此复旦政治学百年之际，学院决定编一本纪念性文集，庆贺学院政治学百年。2005年的时候，为了庆贺复旦大学成立一百周年，学院曾经编了《政治与人》教师文集，收录了四十多篇教师文章。

我们在编这本纪念文集时，为了避免重复，决定对《政治与人》收录过的文章不再重收，重点在于呈现近20年来学院教师一些论文成果。

这本文集以“政治世界的治理与秩序”为主标题。编者发现，教师们选送的近七十篇文章，合在一起，正好体现了复旦政治学人正文相济、臻于郅治的追求，向来重视从政治的价值与理论、国家的制度与治理、世界的体系与秩序等视角，展现对美好政治的求索精神，这同2005年出版的《政治与人》文集相映成双。

为体现传承性和连贯性，我们决定仍然按照《政治与人》的分类逻辑，将近七十篇论文分为“政治：价值与理论”“国家：制度与治理”“世界：体系与秩序”三大部分。两本文集合在一起，更能整体地展现复旦政治学人一以贯之的追求、复旦政治学的学术风格。

思源志远，我们不敢懈怠。面向新的一百年，复旦政治学人使命在肩，任务不可谓不艰巨。这本文集既是向百年来对复旦政治学作出卓越贡献的前辈们的感恩和致敬，也为对当下复旦政治学人的鞭策和激励。将复旦政治学办得更好、更强，以复旦学派立于学林，是对百年复旦政治学的最好传承。

编者

2023年9月9日

于复旦大学

责编说

十八年前，纪念复旦大学校庆一百周年时，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林尚立教授等主编的《政治与人》学术文集。

今天，纪念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庆一百周年时，复旦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学院陈志敏教授、苏长和教授主编的《政治世界的治理与秩序》学术文集。

两本文集都从三个相同的视角——政治：价值与理论、国家：制度与治理、世界：体系与秩序——来认识政治的规律，展现对美好政治的求索，让政治为人类谋幸福。

从《政治与人》到《政治世界的治理与秩序》，一定程度上整体反映了复旦政治学的传承与发展，体现了复旦政治学人正文相济、臻于郅治的不懈追求，以复旦学派立于学林的持续努力。

学问需要传承，思源方能致远。一百年前，复旦大学政治学教学与研究起步；一百年来，复旦政治学人薪火相传，政心庚续，砥砺奋进。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某个有特殊意义的纪念时刻，复旦大学出版社还将为复旦国务学院出版第三本代表性学术文集，充分展现复旦政治学人的辉煌成果。这些学人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复旦学派。

本书责编：邬红伟

复旦政治学人说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曹沛霖谈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学：

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积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和参与世界发展是一方面，还有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即应该把中国政治学推向世界，把研究中国政治和中国学者研究世界的成果推向世界。

中国政治学虽然起步要落后于西方政治学好多个世纪，甚至其间政治学发展路径曲折，环境恶劣，步履艰难，但是，中国从古至今的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哲学都有着极为丰富的资源，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政治发展，都是很值得政治学进行研究并推向世界的。

其实这些方面已引起国外政治学家和汉学家们的注意，并且已有不少很有学术价值的专著出版。中国政治学不能说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投入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在这方面，应该说，我们是大有作为的。中国政治学应该对世界做出贡献。

中国政治学在发展，新世纪中国政治学应该走向科学，走向实际，走向世界，取得更大的发展。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竺乾威谈政府主导下的多方合作：

在市场经济带来的一个自下而上的权力、利益分散过程中如何有效地实施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这对集中体制的治理模式是一个历史性的挑战。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并没有涉及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此，这一挑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它需要在理论上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勇于突破旧的条条框框。

如何准确地判断和调整新出现的国家、社会和市场关系，尤其是如何判断国家（也即政府）在三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构成了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问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郭定平谈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

从实践上来看，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新经验，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多样化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西方政治实践强调分权与制衡基础上的政党竞争，非理性的政党竞争常常将治理危机锁定在一个无解的僵局之中。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泛滥和极端政党上台更是凸显了西方竞争性政党政治的乱象。

中国坚持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和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一种新型政党制度，政党积极嵌入到国家治理过程之中，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发挥领导作用，创造了一种协商基础上的共治，与西方的政党竞争政治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就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中一种和谐合作的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新模式。这种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展示了中国政治文明复兴的新前景，而且将为推动人类政治文明的多元化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亚林谈使命型政党：

大国大党大发展，是当代中国的最鲜明特征。在推进“使命型政党”建设的过程中，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和党的中央领导集团构成了“使命型政党”的四大支柱。

其中，党员是根本力量体系，党的干部是主干力量体系，党的组织是关键力量体系，党的中央领导集团是智慧力量体系的代表，这四者一体化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全过程。

建构使命型政党的新型政党理论分析范式以及推进使命型政党建设，有助于当代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以“良心+良制+良治”为复合目标的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新路，奠定人类社会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实践与制度基础。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苏长和谈中国大国外交：

就中国大国外交的理想与目标而言，能够概括中国大国外交理想且与中国政治思想内在一致的源头或标识性概念就是从“为公”出发认识和改造世界，最终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国际秩序。

“为公”思想能够将中国政治学知识的主要来源以及现实政治中的制度设计初衷贯通为一个有机整体。“为公”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思想的重要内涵，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立党的初心在公在民。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将“为公”视为政治之善。当代中国制度体系的设计和运行本着“为公”的政治理念。

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也包含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国际秩序。所以，以“天下为公”还是以“天下为私”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实际上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和外交哲学。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熊易寒谈产业生态对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的影响：

产业生态通过两种机制对流动儿童教育政策施加影响：一是城市群的竞争机制，周边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越接近，城市之间的经济竞争越可能刺激地方政府善待流动人口以及他们的孩子；

二是流动人口的“用脚投票”机制，流动人口寻找替代性工作的机会成本越低，越有能力在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获得职位，那么地方政府越有可能采取更具包容性的流动儿童教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