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行书创作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在其诸多书体中，行书是书写时间跨度最长、留下作品最多、风格式样最丰富、艺术格调最独特、笔法结构最具创造性的书体之一，是毛泽东书法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书法艺术大家庭中，行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个出现较晚的书体，以其实用性、艺术性较强的特点，成为五体书法中使用最广泛的书体，产生的书法经典也最多，著名的“天下三大行书”即是。

毛泽东行草书述评

□ 何济洲 何东昱

毛泽东很少有纯粹意义上的行书，他的行书即是指行草书。从其传世书法作品来看，不论是诗稿、书信、书稿、电文、批注批示，还是题词题字，毛泽东多选择以行书或行草书创作。

毛泽东的行草书法墨迹难以计数，且随时代不同、内容不同，风格也大相径庭。因此，梳理毛泽东行草书这个庞大的艺术宝库是颇具挑战的。笔者认为，理清毛泽东行书或行草的脉络，可按历史经纬进行分述，如清雅平正风格的早期行草书、险绝跌宕风格的中期行草书、气势恢弘风格的晚期行草书，并对同一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进行归纳，分别论述。

1915年（22岁）的行书作品

早期清雅平正的行草书风

（1912-1927年）

毛泽东早期行草书是从“二王”入手并确立基本面貌，又广泛取法，从章草、颜真卿的行草书以及草篆、草隶、魏行及民间写经诸体中汲取营养，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

王、颜行草之风有机融合类。毛泽东留世最早的行草书是他19岁时，即1912年2月11日（一说1915年2月24日）写给表兄文运昌的《还书便条》。这幅行草手迹一笔不苟，十分严谨。字形纵长，中宫紧结，虽然行草相间，但笔画干净，字字独立，既有楷书家法，也富行草意味，是毛泽东最早的行草书法，说明他的行草几乎是与楷书先后开始学习的。再如1915年22岁时，毛泽东书写的小字行草《五古·挽易昌陶》诗稿和《致萧子升》《致黎锦熙》等墨迹。它们既有“二王”清峻秀美之风，又有颜真卿行草书中篆籀的厚重之气，这是十分有意思的现象。一般而言，一个书家多呈一种书风的面貌，而同时受两种截然不同的书风影响，且能有机融为一体确是十分罕见的。

从魏行与民间写经体中吸取营养并大胆求变类。从1916年10月写给日本学者的《致白浪滔天》、1917年夏应萧子升之邀为《一切入一》题写的序文手稿、1918年8月致罗学瓒的明信片及之后于1919年4月行楷书《致文正兴、文正莹》这四幅手迹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转学魏行和写经体时的特征，也是迄今所见的最早体现毛泽东行草书法有意求变的作品。这种求变的姿态具有了不起的意义。一是这个时候毛泽东的行草已经相当成型了，其用笔娴熟、字形优美、章法紧结，自成一格。一般书家达到这种成就，大多会采守势，以此渐渐求变而已，不太会大破大立。但毛泽东却不一样，他能够对这样的风格打破成局，进行新的大胆探索，而且是用民间书风破解、滋养经典书法。这种举重若轻之态度，非大智大勇者未能为、也不敢为也。二是大胆从魏行、写经体等民间书风中吸取营养，用笔更加率意放松，笔画省略，结体散逸，率真而为，字形纵长之美改为方正朴茂之象。他极力将写经书法融入到“二王”一路风格的行草之中，即由质妍向拙厚、由严谨向率真发展，这是毛泽东书法革命性、人民性的体现。三是1919年4月28日行楷书《致文正兴、文正莹》，明显吸收了魏碑之风，写得遒丽多姿，说明他在经过两年多对民间书风的浸润后，又逐渐回到经典书法的道路上了。

回归经典后的再探索。1921年1月《致彭璜》信札和1920年6月《致黎锦熙》信札，吸收了陆机《平复帖》等章草的散朴遗韵和颜真卿《祭侄文稿》《争座位帖》的凝重风骨，形成粗服乱头、率意天趣之风。而观1921年9月《致杨钟健》的信和1922年6月《致施复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可以惊喜地发现毛泽东又回归到“二王”经典书法上，这是在吸收了章草、写经、魏行及陆机、颜真卿等书风后再上层楼的回归，再次回到了文人书法之路上。这种书法上的探索与进步，恰似一介书生，在经过社会生活的历练之后，脱却单纯之气而成熟起来了，与他由一名学子渐渐成长为职业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经历相一致。于书法而言，他的书写更加率性，线条圆润厚重而丰富，比之前更加有张力，字形中宫开张，正大之象渐生，结体更加萧散而有天趣，个性风格明显升华。他的行草书风也日渐变化，个人风格也更丰富，并有追求跌宕险绝之趋势，即他的行草书又开始向纵长左倾斜之势发展。

青年毛泽东的行草书法处于高度活跃时期，几乎是上天入地地向一切传统取法，尝试各种可能，为日后的行草发展积累了更为雄厚的基础。

1921年的行草信札（局部）

探索险绝跌宕的行草书之风

（1927-1949年）

如果说青年时期毛泽东的行草书以平正为基调的话，那么，此后几十年里，就是务追险绝的探索期。

长达十年的断档期。在1923年至1933年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毛泽东未留下任何墨迹（或者是还未能挖掘问世）。直到1934年鼓励红军英勇作战等几件题词手迹出现，我们再次看到毛泽东的书法风格与之前既一脉相承，又呈明显的左倾斜之势，线条不再轻灵秀逸，而是更加老辣呈劲铁曲盘之势。这段时间留下的手迹较少。这是毛泽东书法墨迹的断档期，但有一个值得旁证的事件。1925年至1927年之间，革命烈士夏明翰曾任毛泽东秘书、助手，他在1928年英勇就义前留给母亲、妻子、大姐三封信，这些手迹字体酷似后来的毛泽东手迹。能否推测出“夏书”受到“毛书”的直接影响，从旁可以反证毛泽东当时行草面貌呢？如果这种推测成立，那毛泽东1924年后行草的演变就可以找到依据。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务追险绝行草书的初期探索。从1935年长征期间到1940年前夕，毛泽东的行草书多呈纵长、左向倾斜之势。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几幅题词和此后在陕甘宁边区所写的信札、文稿、诗稿、题词题字和读书批注等中看出他行草的这一特点。这种纵长和左上倾斜跨度之大，远远超过以欹侧著称的米芾和王铎，在书法史上绝无仅有。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其间产生了诸多极具个性的行草书法作品，如：《致许德珩等》《致何香凝》《致金城》《致杨令德》等行草信札，1938年为抗大四期开学题“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等题词题字，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上写的读书批注等，《贺新郎·别友》《沁园春·长沙》《七律·长征》等诗稿……这一时期，毛泽东行草书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字形纵长，二是左上侧倾斜，三是横向书写较多。

务追险绝行草书的中期探索。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结束前夕，毛泽东的行草书又呈右倾斜势，出现许多横写文稿。尽管当时已经流行横向书写了，但是，用毛笔横写，而且写出有艺术水平的书法作品，确是一种创新。这种书写形式，打破了以往竖行书写的传统，从结字、用笔到章法、布局都遇到不小的挑战。毛泽东横写的题词题字和文稿手迹，完全看不出违和之状，反而写得率意潇洒，神完气足，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气质，留下了大量的翰札墨迹。这些手迹纵有纵的艺术风采，横有横的风神魅力，拓宽了他行草书的表现形式。特别是他的横向书写手迹，超越古人和同时代书家，走出一条现代化的书法艺术之路。

纵横交错，向右上侧倾斜的行书题词。这个时期，毛泽东行草书的题词题字不胜枚举，仅选几件优秀的纵横题写的手迹为例：纵向题词如1942年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三周年题写的“准备反攻”，同年10月为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题写的“推陈出新”；横向题词如1943年为《南泥湾》纪录片题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45年在重庆谈判期间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同期题写的《解放日报》《长江日报》报头，同年题写的“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死难烈士万岁”，1946年为记者节题词“中华民族解放万岁”，1948年题写的《人民日报》报头至今还在沿用。

欹侧率真的行草信札。信札是最能自由自在地表达性情的一种书法艺术形式。20世纪40年代是毛泽东信札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跌宕欹侧的艺术探索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如1941年《致蔡畅》、1944年《致杨绍萱、齐燕铭》《致邓宝珊》、1945年《致柳亚子》、1946年《致符定一》、1947年《致毛岸英》、1948年《致吴晗》、1949年《致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等。

风神爽爽的行草军事文稿。40年代后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的行草书军事电报手迹，与之前的行草风格不同，与同时期的行草翰札书法有相同又有很大区别，不单在毛泽东众多的行草书作品中独树一帜，在行草书的历史上也独树一帜，我们在研究中绝不能忽略对它的观照。

四十年代行书作品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是中华民族命运激烈动荡并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更是中国共产党积蓄力量走向胜利的时期，也是毛泽东行草书法发展的重要阶段。特别是解放战争期间，战火纷飞，羽檄频传，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陕北的山沟里、河北西柏坡的小小作战室里，挥动手中的狼毫小笔，先后起草了近200份军事电报文稿。翻看这些文稿手迹，通读全文，你会被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战术、缜密细致的逻辑思维、清晰流畅的泉涌文思、迅速果敢的决策气魄、快速挥洒的行笔速度、跳跃飞奔的书法精神所深深地折服。如1944年8月12日修改《解放日报》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加写的一段话，1946年5月1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时局及对策的指示》电文，1947年3月6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配合保卫延安的指示》，1948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攻占锦州计划不应改变的指示》，1949年4月21日《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等等。这些电文一般都是行草横向，以狼毫新笔书写，显得锐利劲健，也有颓笔横扫，字形纵长，向右上角倾斜，横有行，纵无列，章法茂密，仿佛千军万马形成的方阵，有威武不屈之概。

这些电文手稿，记录了毛泽东指挥120万人民解放军与蒋介石800万反动军队的殊死较量，书写了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毛泽东手中的毛笔，挥洒的不是书法，而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擎天华章。“天下三大行书”的内容、形式和表达的精神高度一致，达到的是行书的最高艺术境界，是后世临摹学习的经典范本。而毛泽东的军事电文手稿的内容、形式和艺术，传达的是中华民族强健的书法精神。欣赏和学习“三大行书”主要可以得书之宗法，而欣赏毛泽东军事电文手稿则可以得书法之最高精神。

长枪大戟的行书精品。例如《沁园春·雪》词稿，这种风格的作品，突出的是书自作诗词。1945年9月，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应柳亚子先生索句，书写了两幅《沁园春·雪》词。这是毛泽东40年代中期的行书代表作，用笔爽利，横画左低右高、呈45度倾斜，撇画左下纵长，如关云长之拖青龙偃月刀，结体右上倾斜而无倾覆之忧；字形大小错落有致，犹如天女散花，字字独立而气势贯通，给人气势豪迈之慨。

复归平正前奏的行草手迹。如《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诗稿和与此风格相近的另一幅《沁园春·雪》墨迹。前者大概写于1949年4月底前南京解放之后，而后者则应是同年2月7日所书，有名款，无年款。两幅作品用笔凝重，老辣中含婀娜之姿，不激不厉，极富节奏感，“天、风、山、雄”等字如出一辙，可见创作时间较近。只是《沁园春·雪》手迹偏于行楷，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诗稿近于行草。1949年4月29日横向行草《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手书诗稿，更显飘逸。这几幅手迹，都是毛泽东行草书由险绝复归平正前的杰作佳构。

1947年3月6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配合保卫延安的指示》

气势恢弘的壮老年期行草书风

（1950-1970年）

从20世纪50年代始，毛泽东书法中纯粹的行书更少了，但行草书法还是不少。这些行草作品风格迥异，气息相通。

题词类行草书。这一时期毛泽东行书以题词题字为最多，几乎一幅一个面貌。仅选行草风格最典型的作品加以论述。1950年初，毛泽东访问苏联回国途经哈尔滨时，应邀题字，一口气用行书写了“学习马列主义”“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学习”“奋斗”“发展生产”五幅书法。这几幅题字与之前风格大不一样，字形不再是大幅右上倾斜，而是左右摆动，线条圆浑遒劲，立身中正，神完气足，气势雄伟。1950年4月为“青锋社”题写“青锋”两字，6月题写《人民画报》刊名，12月在瞿秋白同志英勇就义15周年之际，为《瞿秋白文集》出版题词，内容很长，却一丝不苟用行书完成，表现了他对瞿秋白同志的崇敬之情和对文集出版的高度重视。同年，还用大字行书为“船山学社”题写社名，有黄山谷《松风阁》风韵。1951年行书典型题字有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写“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为淮河治理指挥机关题写“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为革命老区根据地人民题写“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1952年为天兰路通车题写“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1953年为全国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大会题写“提高警惕，保卫祖国”；1955年6月9日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写“人民英雄永垂不朽”；1958年5月为《红旗》杂志题写“红旗”，9月为湘潭大学题写校名；1960年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题写“艰苦朴素”；1964年6月为中国美术馆题写馆名，以及题写“首都民兵师”“遵义会议会址”和《解放军报》《新华日报》《天津日报》《湖南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中国少年》《辽宁日报》《福建日报》《河北日报》等报头；1965年1月题写《中国青年报》和《青年报》报头；1966年8月20日应蔡畅之邀，为《中国妇女》题写刊名。以上所例，是毛泽东行草书题词题字的一小部分，反映了毛泽东行草题词题字演变的重要过程。

行草书信札类。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毛泽东书信最多的时期之一，相当一部分信札用行草写就。这里仅选几封典型行书信札，便于理解毛泽东这一时期行书的基本情况。1950年《致文涧泉》《致周文楠》《致刘亚南》，1951年《致石景山钢铁厂党委》，1955年《致中共湘乡县委》《致谭世瑛》，1961年《致胡乔木》，1963年《致周世钊》等，是毛泽东众多书信中的优秀行草书之作，或写给基层政府，或写给文化程度不高的亲人，这些信札是最能代表的此期行草书面貌的精品。

五十年代行草作品

行草书古诗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用行草书写了许多古诗文作品，主要有《离骚》部分和《出塞》《送孟浩然之广陵》《梁甫吟》《琵琶行》《题乌江亭》《悯农》《送紫岩张先生北伐》《满江红》《沁园春》《天净沙·秋思（之二）》《牡丹亭·惊梦》等。这些作品特点是线条细挺劲健，结体欹侧向右上方倾斜，章法参差错落，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穿插揖让，浑然天成，打破了行书字距、行距分明的传统范式。打破传统范式这一点上，元末明初的杨维桢做了大胆探索，只是太过做作，不似毛泽东这般自然。这既是毛泽东本人的行书创新与突破，也是行书表现形式的创新与突破，开创了行书发展的新路径。

行草书自作诗词。在毛泽东的行草书作中，以书自作诗词成就最高，达到了他行草书法的高峰。主要作品有行草《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浪淘沙·北戴河》《西江月·井冈山》等。这些行草书之作，较之书古诗文更进一步，逐渐形成雄浑、厚重、老辣、苍茫的风格，堪为人书俱老之行书杰作。

六十年代行草作品

毛泽东的行书纵贯一生，不同阶段的行书又有不同风格，其用笔、结体、章法也不尽相同。行草书是毛泽东书法的强项之一，但任何一门艺术之成，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有发生、发展，再到成熟的变化过程。毛泽东的行草书也不例外。毛泽东的行草书，在他的书法艺术大厦中，成就不算最高层。如果说他的楷书是这座大厦的坚固基石，那么，他的行草书则是大厦的躯体。我们把毛泽东的行草书法放在行草历史长河中加以比较，可以说与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米芾等大家相比，毫不逊色。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他很好地继承了历代行草书法的经典，纳百家之长；另一方面，是他行草书强大的创造能力。笔者认为，毛泽东的笔法之丰富，字型结构之多样，章法布局之奇特，形式内容之多彩，风格气质之强健，感情表达之准确，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在古今行草书法大家中，能在上述两三方面有创新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毛泽东的创造是全方位的。

1950年的行草书法

作者：

何济洲，中国大众文化学会副会长，书画艺术评论家。何东昱，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会员，青年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