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古代常用天府美称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地区。战国时期，苏秦西行游说秦惠王实行连横之术，美称秦为天府，后又北上游说燕文侯实行合纵之术，美称燕为天府，首开以天府指称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地区的先河。西汉初年，刘邦平定天下，张良美称关中为天府之国，劝说刘邦建都关中。两汉之际，天下纷乱，耿弇美称河北为天府之地，劝说刘秀自立河北，进取天下。东汉末期，纷乱又起，诸葛亮美称益州为天府之土，劝说刘备抢占益州建立霸业，复兴汉室。南北朝时期，江东地区和河东地区曾被时人视作金城天府。唐宋时期，中原地区、江南地区包括荆楚地区又被纳入天府之国序列。到了近古时期，元世祖建都大都，明成祖迁都北京，清朝入关定都北京，幽燕天府美称盛行起来。汉中本是益州天府的组成部分，又被明确申明与西蜀并称天府。福建地区和南越地区面朝大海，经贸繁荣，也被视作天府之国，祖国宝岛台湾荣获天府之国称号。清朝又尊龙兴之地辽东盛京为天府之国，山东与辽东并称二东天府。回顾边疆历史，西域、西凉地区也被视作天府之国。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十六个地区曾被中国古人视作天府之国，获得天府之国称号，遍及中国大部分地区，其中至少关中盆地、巴蜀盆地、山西盆地以及幽燕地区、吴越地区、荆楚地区曾经获得金城天府双重美称。

一、北国天府

2. 关中地区最早美称天府之国，战国时期已经获得天府雅号，后来又获金城天府双重美称。关中天府又可称作三秦天府，以咸阳、长安为代表城市。秦孝公二十四年（前338年）去世，其子秦惠王嬴驷继位，苏秦（？-前284年）入秦游说秦惠王，把秦国称为天府雄国，建议秦国实施连横战略，吞并天下，称帝而治，但是秦惠王刚刚继位，未能采纳苏秦之策。西汉刘向（前77-前6年）《战国策·秦策一》记载，“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对秦惠王云，“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明末清初顾祖禹（1631-1692年）《读史方舆纪要·历代州域形势》云，荀子（约前313-前238年）曾称秦国为天府，“荀子曰：秦国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府之利多，此形胜也。”但《荀子·强国篇》记载原文为，“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

3. 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登基称帝，群臣意欲建都洛阳，刘敬以秦国故土四塞为固、地为天府为由劝说刘邦建都关中。刘敬以秦地为天府。《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刘敬云，“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亢，拊其背，未能全胜。今陛下入关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则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决。”汉高祖刘邦身边群臣大多劝其建都洛阳，但是张良（？-前186年）以关中金城天府为由，同意刘敬意见，建议刘邦建都关中，得到刘邦采纳。《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刘敬说高帝曰：‘都关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雒阳：‘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于是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唐代颜师古曰：“财物所聚谓之府。言关中之地物产饶多，可备赡给，故称天府也。”

4. 关中地区是秦汉时期最繁荣富强的地区。《史记·货殖列传》云，“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关中地区兴修水利成就巨大。《史记·河渠书》记载，“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汉书·地理志》记载，“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大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墙，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后十六岁，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言此两渠饶也。”关于陆海，唐代颜师古注：“言其地高陆而饶物产，如海之无所不出，故云陆海。”

5. 西晋时期，东海王司马越征调坐镇关中的南阳王司马模进京任职，西晋南阳王司马模谋臣淳于定以“关中天府之国，霸王之地”为由劝说司马模予以谢绝。《晋书·司马泰传》记载，“永嘉初，转征西大将军、开府、都督秦雍梁益诸军事，代河间王颙镇关中。”“东海王越表征模为司空，遣中书监傅祗代之。模谋臣淳于定说模曰：‘关中天府之国，霸王之地。今以不能绥抚而还，既于声望有亏，又公兄弟唱起大事，而并在朝廷，若自强则有专权之罪，弱则受制于人，非公之利也。’模纳其言，不就征。”后秦姚苌建都长安、建国关中以后，关中地区依然战事纷扰，引得人心不安，古成诜分析关中形势安定人心，建议立足“三秦天府之国”开创霸业。《晋书·姚苌载记》记载，后秦古成诜云，“三秦天府之国，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虑者苻登、杨定、雷恶地耳，自余琐琐焉足论哉。然恶地地狭众寡，不足为忧。苻登藉乌合犬羊，偷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驱除，然后克定大业。昔汉、魏之兴也，皆十有余年，乃能一同于海内，五六年间未为久也。主上神略内明，英武外发，可谓无敌于天下耳，取登有余力。愿布德行仁，招贤纳士，厉兵秣马，以候天机。如其鸿业不成者，诜请腰斩以谢明公。”“苌大悦，赐诜爵关内侯”。

6. 北魏末期，魏孝武帝元修意欲摆脱权臣高欢控制，迁往荆州依靠贺拔胜自立，柳庆以金城天府为由劝其迁往关中，依靠控制关中地区的宇文泰以图后举。《周书·柳庆传》记载，“魏孝武将西迁，除庆散骑侍郎，驰傅入关。庆至高平见太祖（北周太祖宇文泰），共论时事。太祖即请奉迎舆驾，仍命庆先还复命。时贺拔胜在荆州，帝屏左右谓庆曰：‘高欢已屯河北，关中兵既未至，朕欲往荆州，卿意何如？’庆对曰：‘关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强国也。宇文泰忠诚奋发，朝廷之良臣也。以陛下之圣明，仗宇文泰之力用，进可以东向而制群雄，退可以闭关而固天府。此万全之计也。荆州地非要害，众又寡弱，外迫梁寇，内拒欢党，斯乃危亡是惧，宁足以固鸿基？以臣断之，未见其可。’帝深纳之。”于谨建议宇文泰据有关中天府，挟天子以令诸侯，从而争霸天下，又劝魏孝武帝元修迁都关中，得到宇文泰和魏孝武帝采纳。《周书·于谨传》记载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长史于谨对宇文泰云，“关右，秦汉旧都，古称天府，将士骁勇，厥壤膏腴，西有巴蜀之饶，北有羊马之利。今若据其要害，招集英雄，养卒劝农，足观时变。且天子在洛，逼迫群凶，若陈明公之恳诚，算时事之利害，请都关右，帝必嘉而西迁。然后挟天子而令诸侯，奉王命以讨暴乱，桓、文之业，千载一时也 。”“（于）谨因进都关中之策，魏帝纳之”。

7. 隋末，杨玄感起兵反隋，李密曾经建议杨玄感抢占关中天府作为根据地，然后东向争夺天下，但是杨玄感未能采纳李密建议，导致兵败身亡。《隋书·李密传》记载李密对杨玄感云，“又关中四塞，天府之国，有卫文升，不足为意。今宜率众，经城勿攻，轻赍鼓行，务早西入。天子虽还，失其襟带，据险临之，故当必克，万全之势，此计之中也。”《旧唐书·李密传》记载李密对杨玄感云，“关中四塞，天府之国，有卫文升，不足为意。若经城勿攻，西入长安，掩其无备，天子虽还，失其襟带。据险临之，固当必克，万全之势，此计之中也。”与杨玄感、李密相反，唐高祖李渊采纳刘文静、裴寄建议，快速抢占关中天府，然后建立唐朝，统一天下。《旧唐书·刘文静传》记载刘文静和裴寂对李渊云，“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以兹举事，可立大功。关中天府，代王冲幼，权豪并起，未有适从。愿公兴兵，西入以图大事，何乃受单使之囚乎！”安史之乱，关中地区遭到破坏；吐蕃入寇，权宦程元振劝说唐代宗迁都洛阳，遭到郭子仪以关中天府为由反对。《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郭子仪委托兵部侍郎张重光上奏，“臣闻雍州之地，古称天府，右控陇蜀，左扼崤函，前有终南太华之险，后有清渭浊河之固，神明之奥，王者所都，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兵强士勇，雄视八方，有利则出攻，无利则入守。此用武之国，非诸夏所同，秦汉因之，卒成帝业。其后或处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书，不唯一姓。及隋氏季末，炀帝南迁，河、洛丘墟，兵戈乱起。高祖唱义，亦先入关，惟能翦灭奸雄，底定区宇。以至于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鲜居东洛。间者羯胡构乱，九服分崩，河北、河南，尽从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众，庆绪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师，朝义就戮。岂唯天道助顺，抑亦地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饰说。近因吐蕃凌逼，銮驾东巡。盖以六军之兵，素非精练，皆市肆屠沽之人，务挂虚名，苟避征赋，及驱以就战，百无一堪。亦有潜输货财，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振荡不安，退居陕服。斯盖关于委任失所，岂可谓秦地非良者哉！”唐代杜牧《题青云馆》诗云，“虬蟠千仞剧羊肠，天府由来百二强。”唐代袁朗《和洗掾登城南坂望京邑》诗云，“奥区称富贵，重险擅雄强。龙飞灞水上，凤集岐山阳。神皋多瑞迹，列代有兴王。我后膺灵命，爰求宅兹土。宸居法太微，建国资天府。”

8. 北宋欧阳修《送王尚三原尉》诗云，“初仕便西辕，骊驹两佩环。山河识天府，风雨度函关。桑柘千畴富，人烟万井闲。欲为京洛咏，应苦簿书间。”北宋华镇《次韵酬叔向》诗云，“秦关自昔称天府，何事雄誇十二齐。”北宋周邦彦《汴京赋》云，“襟冯终南太华之固，背负清渭浊河之注，扼人之吭，而拊人之脊，一日有变，而万卒立具，然而布衣可以窥隙而试勇，匹夫可以争衡而号呼，被天府之衍沃，适为人而保聚，此以地为险者也。”南宋初年，宋高宗赵构被迫巡狩，郑骧以“长安四塞，天府之国”为由建议选择长安作为驻跸之地。《宋史·郑骧传》记载，“高宗初，以直秘阁知同州兼沿河安抚使。时谋巡近甸金陵、南阳、长安为驻跸计，骧言：‘南阳、金陵偏方，非兴王地；长安四塞，天府之国，可以驻跸。’会帝东幸扬州，复请自楚、泗、汴、洛以迄陕、华，各募精兵，首尾相应，庶敌势不得冲决。不报。”南宋徐梦莘（1126-1207年）《三朝北盟会编》卷七七云，关中“据山河百二之险，自古号天府之国。保关中所以卫京师。脱若关中有警，则所以为朝廷忧者，又不可胜言也。经略左丞忠义一节，勤劳百倍，所以为国家计者，至矣尽矣”。南宋熊克（1132-1204年）《中兴小纪》卷二八记载张阐云，“金归我关中，此地古号天府，乃祖宗社稷之灵，天下莫大之福。而议者过计，以为金弃空城以饵我，他日富实敌将复至，不如守蜀之得策，其说疎矣。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愿择大帅为必守之计。秦中根本既固，则中原之复可冀。”《宋史·张阐传》记载张阐云，“关中必争之地，古号天府，愿固守以蔽巴蜀，图中原。”南宋楼钥（1137-1213年）依然把关中排在西蜀之前，其《送王粹中教授入蜀》诗云，“万山四塞围平陆，大为关中次为蜀。”

9. 元宪宗蒙哥大封同姓，让忽必烈在蒙古汗国早已占有的金国南京开封地区与关中地区两者之中自择其一，姚枢建议忽必烈选择关中天府地区。《元史·姚枢传》记载，“宪宗大封同姓，敕世祖于南京、关中自择其一。枢曰：‘南京河徙无常，土薄水浅，舄卤生之，不若关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陆海。’于是世祖愿有关中。”元朝时期，高丽李齐贤（1288-1367年）《木兰花慢·长安怀古》云，“望千里金城，一区天府，气势清雄。”元末明初王祎（1322-1373年）《王忠文公集》卷十一《汉南北军记》认为，“天下形胜，惟地与兵。汉都长安，阻河山之险，左渭，表里襟带，金城千里，隐然天府之国矣……可谓兵形地势两兼得之，于以镇安四方，巩固万代”。王祎《长安杂诗》云，“自昔天子宅，雄丽称长安。右瞻控陇蜀，左顾俯河关。清渭北据水，太白南联山。其间八百里，陆海莽平川。神皋奠天府，风气固以完。”明代李贤（1409-1467年）等《大明一统志》卷三十二赞美关中，“形胜四塞之国，被山带河，金城千里，天府之国，践华为城，因河为池，陆海之地，关中奥区，前临沙苑，后枕浒冈，左控桃林，右阻蓝田，漆水经其东，沮水绕其西，依山为城，地势雄壮。”明代薛蕙（1489-1539年）《长安道》诗云，“神州应东井，天府擅西秦。”明末张惟贤等《明实录》卷四十五记载，明初朱元璋与群臣讨论建都之地，“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朱元璋对此表示认可。明末清初王邦畿（1618-1668年）《咸阳怀古》诗云，“西风马过雍州地，叹息山河果异常。天府自堪传万世，人情惟诵法三章。数竿野竹侵宫殿，七尺高坟葬帝王。禾黍正当秋晚熟，不胜愁思在斜阳。”明末清初李寄（1628-1700年）《潼关》诗云，“潼关何崔嵬，云是秦门户。左河而右华，天然键钥处。金城虽千里，藉此领天府。有事但闭关，孰敢间险阻。”清代刘于义（1675-1748年）等《陕西通志》卷七云，“秦形胜之国，带山河之险，悬隔千里……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三辅南有江汉，北有河渭，陇以东，商雒以西，厥田肥饶，所谓陆海。东有函谷、蒲津，西有散关、陇山，南有武关，北有萧关、黄河，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清代于式枚（1853-1916年）《秦中怀古》云，“天府名区百二雄，上游陆海控寰中。”清末甲午战败以后，康有为（1858-1927年）等1895年公车上书，建议“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热河、辽沈，则更迫强敌；南入汴梁、金陵，则非控天险；入蜀则太深；都晋则太近。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

10. 幽燕地区第二个获得天府美称，以北京为代表城市。幽燕天府又可称作幽蓟天府、燕蓟天府，既是形胜雄国又是陆海奥区，同样获得金城天府双重美称。战国时期，苏秦又把燕国称为天府。苏秦游说秦国失败、游说赵国无果以后，又到燕国游说燕文侯，称赞燕国为天府，建议燕国合纵以抗秦国，得到燕文侯采纳，让苏秦走上了联合关东诸国合纵抗秦之旅。《战国策·燕策一》记载，“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疋，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粟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粟之实，足食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夫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之忧，无过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赵之为蔽于南也。秦、赵五战，秦再胜而赵三胜。秦、赵相蔽，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之所以不犯难也。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踵道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赵之攻燕也，发兴号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众军于东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国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是故愿大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国必无患矣。’燕王曰：‘寡人国小，西迫强秦，南近齐、赵。齐、赵，强国也，今主君幸教诏之，合从以安燕，敬以国从。’”《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来到燕国对燕文侯云，“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田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史记·货殖列传》云，“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

11. 近古时期，元世祖定都大都（在今北京市），明成祖迁都北京，清朝入关定都北京，幽燕天府美称再起。元末明初杨维桢（1296-1370年）《重建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诗》云，“朔方圣人启中天，天府之国宅幽燕。”明代李贤（1409-1467年）《大明一统志》卷一云，“京师古幽蓟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所谓天府之国也。我太宗文皇帝龙潜于此，及缵承大统，遂建为北京 而迁都焉。于以统万邦而抚四夷，真足以当形势之胜而为万世不拔之鸿基，自唐虞三代以来都邑之盛未有过焉者也。”明末张惟贤等《明太宗实录》（《明实录》卷一八二）记载，明成祖即位后，“诏群臣议营建北京……公侯伯五军及京都指挥等官上疏曰：‘臣等切惟北京河山巩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朴，物产丰富，诚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明代李时勉（1374-1450年）《北京赋》云，“惟北都在冀之域，右挟太行，左据碣石，背叠险兮重关，面平原兮广泽，宗恒岳其巍巍，镇巫闾而奕奕，冠九州之形胜，实为天府之国。”明代欧大任（1516-1596年）《燕京篇》诗云，“万年天府国，佳气满燕州。”明代章潢（1527-1608年）《图书编》卷三十五《沿革》云，“古幽蓟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所谓天府之国也。辽金元并尝建都，至我成祖文皇帝乃龙潜于此，及缵承大统，遂建为北京而迁都焉，于以统万邦而抚四夷，真足以当形势之胜，为万世不拔之鸿基，自唐虞三代以来都邑之盛未有过焉者也。”明代谢肇淛（1567-1624年）《五杂俎·地部一》不仅美称燕都为天府之国，而且美称燕都为陆海，“今国家燕都可谓百二山河，天府之国，但其间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给东南耳。运河自江而淮，自淮而黄，自黄 而汶，自汶而卫，盈盈衣带，不绝如线，河流一涸，则西北之腹尽枵矣。元时亦输粟以供上都，其后兼之海运，然当群雄奸命之时，烽烟四起，运道梗绝，惟束手就困耳。此京师之第一当虑者也。”“燕云只有四种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至于市陌之风尘，轮蹄之纷糅，奸盗之丛错，驵侩之出没，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殆古之所谓陆海者。昔人谓‘不如是，不足为京都’，其言亦近之矣。”明代陈琏（1370-1454年）《长安杂诗》十二首其一诗云，“长安号天府，迤逦带河山。爰稽古分野，正居井鬼间。沃壤亘千里，陆海莽平川。自昔饶物产，匪独贡琅玕。”明末清初冯梦龙（1574-1646年）《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美称燕都为金城天府，“说起燕都的形势，北倚雄关，南压区夏，真乃金城天府，万年不拔之基。”

12. 明末清初顾炎武（1613-1682年）《督亢》诗云，“此地犹天府，当年竟入秦。燕丹不可作，干载自悽神。野烧村中夕，枯桑垄上春。一归屯占后，墟里少遗民。”明末清初顾祖禹（1631-1692）《读史方舆纪要•北直二》云，“（顺天）府关山险峻，川泽流通。据天下之脊，控夷夏之防，巨势强形，号称天府。”清代嵇璜（1711-1794年）等《皇朝文献通考》卷二六九云，“京师为古燕蓟之域，地势雄厚，沧海环其左，太行峙其右，喜峰、古北诸关口卫其后，据九州之上游，南面而临天下。自古天府之国无过于此。”清代于敏中（1714-1780年）等《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五云，“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而太行之山，自平阳之 绛西来，北为居庸，东入于海，龙飞凤舞，绵亘千里，重关峻口，一可当万，独开南面以朝万国，非天造此形胜也哉！”清初吴元莱《畿辅通志·原序》云，“京师故燕冀地，抱卫齐，连晋赵，山海峙其左，居庸扼其右。倚长城为屏障，凭太行为股肱。潞水南趋，直沽东下，达济汶以通漕运，所谓金汤千里，天府之国也。”清末李鸿章等《畿辅通志》卷十五《形胜疆域》云，“臂指雍梁，控抱豫青徐兖，河济交会，江汉朝宗，荆扬之漕按程而至，五岭之贡计日无淹，是谓天府之国 。圣人首出，统驭垓埏，天作地成，以为四方之极者欤。”

13. 但是，清末民初汤寿潜（1856-1917年）1890年出版《危言·迁鼎》云，“未有三面临边，一面制敌，而足以控引天下，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者”，虽然北京“内外蒙古依我肘腋，资我卵翼，踞三关、包渤海，此非所谓天府欤？”但在当时形势下不如迁都长安，“长安，山河四塞，崤函重关，晋豫翼其左，疆陇蔽其右，俯瞷宛洛，前控襄邓，旁襟黔蜀”。清末民初郑观应（1842-1921年）1894年出版《盛世危言》认为，当时地势，建都关中天府优于幽燕天府，“世变靡常，今昔异势。燕京自辽金元明以迄本朝，建都旧地，西南北三垂高山，东面距海，膏腴上壤，形势天然，亦犹古人所称关中天府四塞之国也。”“求今日之地势，可以居中驭外、雄长天下者，其惟关中乎？关中形势，沃野千里，沟渠四达，耕渔畜牧可以广事屯田。又有河东花马盐池可以为民利。天府陆海，今何必异于古所云也。又况山河四塞，海外诸国舟楫不通，即陆路之铁路火车亦未能遽到。重重关键，气毓真王，南北东西无思不服。自古中兴之主抚有西北，则可以莅中国而有东南，虽时会使然，亦形势之利便为之也。”

14. 两汉之际，河北地区获得天府称号，以邯郸、保定为代表城市。河北天府又称燕赵天府。《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两汉之际，耿弇（3-58年）美称河北为天府之地，劝说刘秀（前5-57年）脱离汉更始帝刘玄（？-25年），自立河北，统一天下。《后汉书·耿弇传》记载，“更始见光武威声日盛，君臣疑虑，乃遣使立光武为萧王，令罢兵与诸将有功者还长安；遣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为上谷太守，蔡充为渔阳太守，并北之部。时光武居邯郸宫，昼卧温明殿。弇入造默下请间，因说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乱，诸将擅命于畿内，贵戚纵横于都内。天子之命，不出城门，所在牧守，辄自迁易，百姓不知所从，士人莫敢自安。虏掠财物，劫掠妇女，怀金玉者，至不生归。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铜马、赤眉之属数十辈，辈数十百万，圣公不能办也。其败不久。公首事南阳，破百万之军；今定河北，据天府之地。以义征伐，发号响应，天下可传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闻使者从西方来，欲罢兵，不可从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弇愿归幽州，益发精兵，以集大计。’光武大说，乃拜弇为大将军，与吴汉北发幽州十郡兵。弇到上谷，收韦顺、蔡充斩之；汉亦诛苗曾。于是悉发幽州兵，引而南，从光武击破铜马、高湖、赤眉、青犊，又追尤来、大枪、五幡于元氏，弇常将精骑为军锋，辄破走之。”

15. 隋文帝杨坚（541-604年）曾经随军灭亡北齐，升任定州（治所在今河北省保定市属定州市）总管。定州位于燕南赵北，杨坚掌握北周实权以后，亦被称为天府。《隋书•文帝纪》记载北周静帝宇文阐（573-581年）下诏表彰隋国公杨坚云，“爰初入仕，风流映世，公卿仰其轨物，搢绅谓为师表。入处禁闱，出居籓政，芳猷茂绩，问望弥远。往平东夏，人情未安，燕南赵北，实为天府，拥节杖旄，任当连率，柔之以德，导之以礼，畏之若神，仰之若日，芳风美迹，歌颂独存。淮海榛芜，多历年代，作镇南鄙，选众惟贤，威震殊俗，化行黔首。任掌鉤陈，职司邦政，国之大事，朝寄更深，銮驾巡游，留台务广。周公陕西之任，仅可为伦，汉臣关内之重，未足相况。”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79年）二月再次表彰隋王杨坚云，“初平东夏，人情未一，丛台之北，易水之南，西距井陉，东至沧海，比数千里，举袂如帷。委以连城，建旌杖节，教因其俗，刑用轻典，如泥从印，犹草随风。此又公之功也。”

16. 北朝时期，山西盆地曾被美称天府，以太原、临汾为代表城市。山西天府又可称作并州天府、河东天府，亦获金城天府双重美称。并州城（在今山西省太原市）是东魏别都、北齐陪都，曾被时人美称天府之国。《北齐书·唐邕（？-581年）传》记载，“（北齐天保）十年（559年），从幸晋阳，除兼给事黄门侍郎，领中书舍人。显祖（北齐文宣帝高洋，526-559年，550-559年在位）尝登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是何等城？’或曰：‘此是金城汤池，天府之国。’帝云：‘我谓唐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其见重如此。”《北史•唐邕传》记载，“除兼给事黄门、中书舍人。文宣（北齐文宣帝高洋）尝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金城汤池，天府之国。’帝云：‘我谓唐邕是金城，此非也。’”北宋王钦若（962-1025年）等《册府元龟》卷四百六十一大体重复这一记载，北齐唐邕“（天保）十年（559年）从幸晋阳，除兼给事黄门侍郎，领中书舍人。帝（北齐文宣帝高洋）尝登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是何等城？’或曰：‘此是金城汤池，天府之国。’帝曰：‘我谓唐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其见重如此。”元代郝经（1223-1275年）《河东罪言》认为河东“古称冀州天府”，“夫河东，表里山河，形胜之区，控引夷夏，瞰临中原，古称冀州天府，南面以莅天下，而上党号称天下之脊，故尧、舜、禹三圣，更帝迭王，互为都邑，以固鼎命，以临诸侯，为至治之极。降及叔世，五伯迭兴，晋独为诸侯盟主，百有余年。汉、晋以来，自刘元海而下，李唐、后唐、石晋、刘汉，皆由此以立国，金源氏亦以平阳一道甲天下，故河东者，九州之冠也。”

17. 中原地区曾被美称天府，以洛阳、三门峡、开封、商丘为代表城市。房宿分野为宋，为豫州。房宿为天府，对应豫州。豫州为天府房宿分野之地。《淮南子•天文训》记载，“星部地名，角、亢，郑；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牵牛，越；须女，吴；虚、危，齐；营室、东壁，卫；奎、娄，鲁；胃、昴、毕，魏；觜巂、参，赵；东井、舆鬼，秦；柳、七星、张，周；翼、轸，楚。”《史记•天官书》云，“房为府，曰天驷。”索隐：“房为天府，曰天驷。”《汉书•天文志》云，“房为天府，曰天驷。”《汉书•地理志》记载，“宋地，房心之分野也。”《晋书•天文志》云，“房、心，宋，豫州”。

18. 唐代洛阳一带曾被称为天府。洛阳又称洛都。洛阳盆地与关中盆地、四川盆地、山西盆地等一样皆为四塞之地。《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雒阳：‘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资治通鉴·汉纪》记载，“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渑，倍河，乡伊洛，其固亦足恃也。’”汉代张衡《二京赋·东京赋》盛赞洛阳形胜，“溯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东门于旋。盟津达其后，太谷通其前。回行道乎伊阙，邪径捷乎轩辕。大室作镇，揭以熊耳。底柱辍流，镡以大岯。”唐代曾任东都留守的李峤（645-714年）《城》诗云，“四塞称天府，三河建洛都。飞云霭层阙，白日丽南隅。独下仙人凤，群惊御史乌。何辞一万里，边徼捍匈奴。”

19. 战国时期韩宣王置三川郡，以境内有河、雒、伊三川得名。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年），秦攻韩，置三川郡。汉高祖刘邦元年（前206年），西楚霸王项羽分封申阳被封为河南王，以洛阳为都。次年，河南王申阳降汉，其地改为河南郡，与河东郡、河内郡合称三河，治所在雒阳。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25年）建立东汉，定都洛阳，于建武十五年（39年）将河南郡改称河南尹。其后或称河南尹，或称河南郡。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河南郡属于洛州；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废天下诸郡，河南郡废置，其属县归洛州。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迁都洛阳，洛州改称豫州。大业三年（607年）废州置郡，再置河南郡。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改河南郡为洛州；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升洛州为河南府。《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河南府，隋河南郡。武德四年，讨平王世充，置洛州总管府，领洛、郑、熊、谷、嵩、管、伊、汝、鲁九州。洛州领河南、洛阳、偃师、巩、阳城、缑氏、嵩阳、陆浑、伊阙等九县。”“开元元年，改洛州为河南府。”武周武则天大足元年（701年）在洛阳立德坊南营建新潭作为隋唐大运河漕运码头。《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大足元年六月，于东都立德坊南，穿新潭，安置诸州租船。”《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有洛漕新潭，大足元年开，以置租船。”元代《河南志》记载，“漕渠本名通远渠，隋开。自斗门下枝分洛水。当洛水中流立堰，令水北流入此渠。”“东北流至立德坊之南，西溢为潭。”“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若西京之崇仁坊。”唐代王泠然（约692-725年）《新潭赋》云，“国之天府，名曰河南。水有清洛，涨乎新潭”；“由其地势多美，所以潭名永新。观其城阙映带，闾阎萦绕，半向石崇之园，斜经潘岳之沼。星月沉浮乎其内，烟云洗拂乎其表。不生芰荷，只聚鱼鸟。通舳舻之利，于国既多；开浸灌之功，与人非少。”

20. 唐代陕州（辖区在今豫晋陕三省交界地带）地区亦曾被美称天府，以河南省三门峡市为代表城市。唐代李峤《为武嗣宗让陕州刺史表》云，“况神皋名岳，天府上腴，是殷帝畿，实始王化。东则二南作颂，有周、召之余风；西则三辅式歌，望赵、张之遗迹。顾循庸昧，本惭政理，将何以肃应殊典，崇藩屏之位；继踵前良，致京师之福？”

21. 北宋杨侃（965-1033年）《皇畿赋》把后梁京师东京开封府及其皇畿地区称为天府，“昔者唐纲不振，国鼎将迁。俄梁室之革命，启浚都而应天。既观法于左崤右陇，亦取则于西涧东瀍。大矣雄图，昭然圣谟，谓陈留天下之冲要，谓大梁海内之膏腴。汉祖得之，则齐楚之敌败亡相继，咸就擒而即诛。梁王守之，则七国之师不敢西向，尽为馘而为俘。实王气之长在，宜万世而作都也。莫不广封沟，设险固，襄平割宋之美田，戴邑裂曹之沃土，滑分属邑之二城，陈减太康之万户，颍川之鄢陵扶沟，荥阳之中牟阳武，咸命落编民于州籍，升地图于天府。故得雄临九州，陋视三辅。”北宋周邦彦把京师东京开封府称为天府。北宋末年周邦彦（1056-1121年，或1058-1123年）《汴京赋》云，“彼三国割据方隅，区区之霸，言余事乏，而三都之赋，磊落可骇，人到于今称之，矧皇居天府，而有遗美，可不愧哉。”东京开封府连同皇畿千里，大体可称豫州天府、中原天府。两宋之际李长民《广汴赋》云，“至如天府之雄，统以京尹，民物浩穰于三辅之墟，聚邑列布于千里之轸，风俗枢机，教化原本。当府庭之既徙，肇分曹而务谨。职业斯励，名实斯允。”其中所谓“天府之雄，统以京尹”乃与东汉张衡《西京赋》“封畿千里，统以京尹”相类似，其中所谓京尹为京兆尹的简称。东汉张衡《西京赋》云，“郊甸之内，乡邑殷赈。五都货殖，既迁既引。商旅联槅，隐隐展展。冠带交错，方辕接轸。封畿千里，统以京尹。郡国宫馆，百四十五。右极盩厔，并卷酆鄠。左暨河华，遂至虢土。”唐代韩愈《京尹不台参答友人书》云，“京尹，郡国之首。”

22. 西域地区曾被美称天府，以乌鲁木齐、伊犁为代表城市。西域天府地域辽阔，不仅包括中国新疆地区，而且包括部分中亚地区。西突厥领地曾被西突厥人视作天府之国。元末明初罗贯中（约1330-约1400年）《隋唐两朝志传》第五十回《郭孝恪谋退北虏》写道，唐朝大将郭孝恪（？-649年）向西突厥曷沙那可汗（？-619年）借兵共击东突厥，曷沙那可汗派遣挞里忽为右副元帅，率领精骑五百与郭孝恪同行；郭孝恪令西突厥骑兵夜袭东突厥大营，迫使东突厥调回支援刘武周的军队；实现东突厥调兵回国的目标以后，郭孝恪与挞里忽洒泪而别。《隋唐两朝志传》第五十回写道，“（郭）孝恪与挞里忽别，挞里忽执手垂泪，不忍相离。挞里忽叹曰：‘某居夷地，将谓吾主乃当世之英雄，天府之国。今观见中国人物，实衣冠繁华之所。吾欲弃夷归夏，恨未有计，力不及耳。’孝恪曰：‘元帅且竭力事之，相见有日。’洒泪而别。孝恪领数十骑自回长安去，挞里忽与五百人马还西突厥去了。”

23. 西突厥曾经统辖西域南庭、北庭广大地区。西突厥泥撅处罗可汗归依隋朝，隋炀帝杨广（569-618年，604-618年在位）赐号为曷萨那可汗。《隋书·西突厥传》记载，“以七年冬，处罗朝于临朔宫，帝享之。处罗稽首谢曰：‘臣总西面诸蕃，不得早来朝拜，今参见迟晚，罪责极深，臣心里悚惧，不能道尽。’”“处罗从征高丽，赐号为曷萨那可汗，赏赐甚厚。十年正月，以信义公主嫁焉，赐锦彩袍千具，彩万匹。帝将复其故地，以辽东之役，故未遑也。每从巡幸。江都之乱，随化及至河北。化及将败，奔归京师，为北蕃突厥所害。”《旧唐书•突厥传下》记载，“西突厥本与北突厥同祖。初，木杆与沙钵略可汗有隙，因分为二。其国即乌孙之故地，东至突厥国，西至雷翥海，南至疏勒，北至瀚海，在长安北七千里。自焉耆国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铁勒、龟兹及西域诸胡国，皆归附之。其人杂有都陆及弩失毕、歌逻禄、处月、处密，伊吾等诸种。风俗大抵与突厥同，唯言语微差。”“射匮可汗者，达头可汗之孙也。既立后，始开土宇，东至金山，西至海，自玉门已西诸国皆役属之。遂与北突厥为敌，乃建庭于龟兹北三弥山（在今新疆库车县北哈尔克山），寻卒。弟统叶护可汗代立。”《新唐书·突厥传》记载，“（西突厥可汗）曷萨那朝隋，国人皆不欲，既被留不遣，乃共立达头孙，号射匮可汗，建廷龟兹北之三弥山，玉门以西诸国多役属”。

24. 山东地区曾被美称天府之国，以青州、烟台为代表城市。山东天府又可称为齐鲁天府。《汉书•高帝纪》记载田肯对刘邦云，“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晋书•慕容德载记》记载潘聪云，“青、齐沃壤，号曰东秦，土方二千，户余十万，四塞之固，负海之饶，可谓用武之国。三齐英杰，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广固者，曹嶷之所营，山川阻峻，足为帝王之都。宜遣辩士驰说于前，大兵继进于后，避闾浑昔负国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顺，大军临之，自然瓦解。既据之后，闭关养锐，伺隙而动，此亦二汉之有关中、河内也。”明代冯琦（1559-1603年）《修青州府城引》云，“地控海邦，万里扫鲸鲵之浪；云开天府，千山当虎豹之关。”清文宗（1831-1861年）咸丰年间《青州府志•形胜考》美称青州为天府之国，“其地倚山俯涧，基址壮阔，雉堞排密，积谷屯兵，可容十万，所谓天府之国，古王伯所争都。山东之地，以青州为根本、济南为门户，此言非虚论也。”清代俞正燮（1775-1840年）《清初海强图说·京师二东海图说》把山东与辽东合称二东，皆称天府之国，“山东者，乃先圣文学之宗，辽东近焉……山东不可不连辽东。二东为京师之门户，拱护周密，以达天津，通九州四海之大，诚天府之国，难以明言矣。”

25. 辽东地区曾被美称天府之国，以沈阳、鞍山为代表城市。辽东天府又可称作盛京天府。明末清初毛奇龄（1623-1716年）《奉送觉罗博问亭归满洲和其留别原韵》其二诗云，“南阳佳气本絪缊，龙种诸孙更出群。天府坦垂辽左路，日华晴见海东云。元良旧塞三屯合，粟末支江五国分。负土余情如恋阙，元王诗句早相闻。”清朝将其龙兴之地盛京（在今辽宁省沈阳市）一带美称天府之国。清代庆桂（1735-1816年）等《清高宗实录》卷二0二记载，清高宗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1735-1796年在位）曾到留都盛京，赞颂盛京“洵乎天府之国，兴王之会也”。清代阿桂（1717—1797年）等人编纂《钦定满洲源流考》卷十九《国俗·物产·御制盛京土产杂咏十二首》云，“盛京山川浑厚，土壤沃衍。盖扶舆旁薄，郁积之气所钟，洵乎天府之国，而佑我国家亿万年灵长之王业也。”清末民初郑观应在清德宗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盛世危言》十四卷本《商务四》云，“且夫天下商埠之盛衰，视水陆舟车为转移。有昔为荒区，今成天府者，如中国之香港、上海、烟台、牛庄等处。”其中香港可归岭南天府，上海可归江东天府，烟台可归齐鲁天府，牛庄（在今辽宁省鞍山市辖海城市西）可以归入辽东天府。

26. 甘肃地区曾被美称天府之国，以武威、兰州为代表城市。凉州天府又称河西天府、西凉天府。河西走廊地理位置优越，每当和平发展时期，畜牧发达，贸易繁荣。姑藏作为历史上武威郡、凉州、西凉府治所，尤为富庶。《后汉书·孔奋传》记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月輒致丰积。”《全唐文》卷七八四收录唐代沈亚之（781-832年）《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云，“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虽然陷入吐蕃以后，无复昔日殷富繁华，但是城邑如故，衣服未改。宋末元初马端临（1254-1323年或1340年）《文献通考》卷三二二《古雍州》云，安史之乱以后，凉州陷于吐蕃，“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旧五代史·外国列传二》记载，“安禄山之乱，肃宗在灵武，悉召河西戍卒收复两京，吐蕃乘虚取河西、陇右，华人百万皆陷于吐蕃。开成时，朝廷尝遣使至西域，见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吐蕃之人见唐使者旌节，夹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犹念陷吐蕃生灵否？’其人皆天宝中陷吐蕃者子孙，其语言小讹，而衣服未改。”

27. 清仁宗嘉庆、宣宗道光时期吴广成美称西凉为天府之国。吴广成编撰《西夏书事》卷七针对北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冬十月党项首领赵保吉（李继迁，963-1004年，990年即位夏国王）袭破西凉府一事云，“盖平夏以绥、宥为首，灵州为腹，西凉为尾，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况其府库积聚，足以给军需、调民食，真天府之国也。嗣后保吉（李继迁）身亡，德明（李德明，981-1032年，1004年继位夏王）终能保守灵、夏，岂非凉州畜牧甲天下，借以养成锐气哉？”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设置金城县（在今甘肃省兰州市），属天水郡；始元六年（前81年），设置金城郡，郡治允吾（在今甘肃永靖县西北湟水南岸）。后来金城郡治屡经变迁，历经允吾、襄武（在今甘肃省陇西县）、榆中（在今甘肃省榆中县城西）等地。前凉永安元年（314年），金城郡治自榆中迁至金城县。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改金城郡为兰州。如此一来，河西天府亦可获得金城天府双重美称。

二、南国天府

28. 东汉末年，益州获得天府称号，以成都为代表城市。益州天府往往聚焦于巴蜀天府，进而聚焦于西蜀天府，同样获得金城天府双重美称。《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史记·河渠书》记载，“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騑，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棘僮，西近邛、莋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厄。”秦惠王后元九年（前316年）派司马错率军灭蜀；后元十三年（前312年）夺取汉中，巴、蜀、汉中成为秦国统一六国的后勤基地和巩固后方。《史记·秦本纪》记载，“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十三年，庶长章击楚於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史记·张仪列传》记载，“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宋代郭允蹈《蜀鉴》卷一云，“秦于是灭六国而一天下，岂偶然哉？由得蜀故也。”

29. 东汉末期，益州首次美称天府之国。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冬、十三年春，刘备（161-223年）三顾茅庐，请诸葛亮（181-234年）辅助自己复兴汉室，诸葛亮向刘备提出了抢占荆州、益州，而后北上争霸，复兴汉室的战略。《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对刘备云，“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庞统法正传》记载法正（176-220年）向刘备献策云，“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于内，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冯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后来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大体再现了这一历史记载。《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诸葛亮云，“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三国演义》第六十回法正云，“益州天府之国，非治乱之主，不可居也”。

30. 东汉末年，益州刺史部辖区广大，包括今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汉中市等广大地区。《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汉中、巴郡、广汉、蜀郡、犍为、牂牁、越巂、益州、永昌、广汉属国、蜀郡属国、犍为属国，右益州”；“右益州刺史部，郡、国十二，县、道一百一十八。”益州刺史部包括汉中郡、巴郡、广汉郡、蜀郡、犍为郡、牂牁郡、越巂郡、益州郡、永昌郡、广汉属国、蜀郡属国、犍为属国等郡国。三国时期，蜀汉失去荆州地区以后，剩余领土可以统称益州。但是汉高祖刘邦“因之以成帝业”的是巴蜀、汉中地区，所以诸葛亮所谓“天府之土”应当指称巴蜀、汉中。《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负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汉书·高帝纪》记载，韩信“因陈羽可图、三秦易并之计。汉王大说，遂听信策，部署诸将，留萧何收巴蜀租，给军粮食”；汉高祖三年，“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

31. 王莽新朝末年直到东汉初年，天下大乱，公孙述（？-36年）割据蜀地，李熊劝说公孙述在蜀地登基称帝。《后汉书·公孙述传》记载，“（公孙述）于是自立为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饶，兵力精强，远方士庶多往归之，邛、笮君长皆来贡献。李熊复说述曰：‘今山东饥馑，人庶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无块曰壤。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捍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杨。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今君王之声，闻于天下，而名号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远人有所依归。’”

32. 晋代常璩（约291-约361年）、袁乔（312-347年）等以蜀土为天府。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分别撰写《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不仅美称蜀地为天府，而且美称蜀地为陆海，“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岷嶓。地称天府，原曰华阳。故其精灵则井络垂耀，江汉遵流。《河图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夏书》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泉源深盛，为四渎之首，而分为九江。”李冰修都江堰后，蜀地成为天府之国，“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晋书•袁乔传》记载袁乔劝说桓温伐蜀，“蜀土富实，号称天府，昔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国，今诚不能为害，然（李）势据上流，易为寇盗。若袭而取之者，有其人众，此国之大利也。”

33. 北朝、隋代卢思道（535-586年）《蜀国弦》诗云，“西蜀称天府，由来擅沃饶。云浮玉垒夕，日映锦城朝。南寻九折路，东上七星桥。琴心若易解，令客岂难要。”隋代辛德源（？-601年）《至真观记》云，“灵关设险，望重坤维，和夷致功，实称天府”。唐代初期陈子昂（约659-约700年）《上蜀川军事》以巴蜀为天府，“伏以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皆取于蜀，又京都府库，岁月珍贡，尚在其外，此诚蜀国之珍府。”陈子昂《谏雅州讨生羌书》云，“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陈子昂《临邛县令封君遗爱碑》赋予蜀都天府之国和金城铁冶双重美称，“夫蜀都天府之国，金城铁冶，而俗以财雄，弋猎田池，而士多豪侈。”唐代初期闾邱均《为益州父老请留博陵王表》云，“蜀乡财产，古称天府”。唐代中期符载《上巳日陪刘尚书宴集北池序》云，“西蜀古称天府之奥也，江山数千里”。唐代李频（818-876年）《送凤翔范书记》诗云，“西京无暑气，夏景似清秋。天府来相辟，高人去自由。江山通蜀国，日月近神州。若共将军语，河兰地未收。”五代时期后蜀田淳《谏用兵疏》云，“全况我天府之邦，用武之地，一夫守隘，万旅无前”。

34. 北宋冯伉（954-1000年）《移建离堆山伏龙观铭并序》云，“《书》不云乎，‘岷嶓既艺，沱潜既导’，盖坤维之上游，天府之陆海也。爰建福地，聿崇仙馆，旌哲人之余烈，慰生人之报德，固其宜也。”北宋王钦若（962-1025年）等《册府元龟·闰位部·惠民》云，“秦号富强，蜀称天府”。宋代范百禄（1029-1094年）《成都古今集记序》云，“成都，蜀之都会。厥土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丽，见谓天府。”宋代洪迈（1123-1202年）《容斋随笔》卷九记载，唐代益州经济仅次于扬州，故有“扬一益二”之说。

35. 元代吴全节（1269-1346年）《寿庆堂》诗云，“江上青山如玉垒，山中白石亦金华。云连寿栎千年树，日映蟠桃几度花。天府归荣传锦里，行看丹凤降黄麻。”元末明初陈基（1314-1370年）《次韵郑有道喜王季野府判南归》诗云，“故人日下拜官归，河水南来似带围。策马远游天府胜，食鱼偏爱锦江肥。蚕丛故国山犹在，望帝荒祠鸟自飞。万里欲将慈母线，芙蓉城里制春衣。”明代杨慎（1488-1559年）《全蜀艺文志》卷四十八收录彭韶（1430-1495年）《山川形势述》云，“蜀之地，南抚蛮獠，西抗吐蕃，上络东井。岷嶓镇其域，汶江出其徼，以褒斜为前门，灵关为后户，峨眉为城郭，南中为苑囿。缘以剑阁，阻以石门，而越负秦，地大且要，诚天府之国也。”明代董斯张（1587-1628年）《广博物志》卷七云，“蜀之为国，地称天府，原曰华阳，其卦值坤，故多斑采文章；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明太祖实录》（《明实录》卷十九）记载，元末刘桢建议徐寿辉部将明玉珍在四川称帝，“西蜀形胜之地，东有瞿塘，北有剑门，沃野千里，所谓天府之国”。《明太祖实录》（《明实录》卷二十一）记载，割据巴蜀的夏国使者向朱元璋夸耀四川富庶，“沃壤千里，财利富饶，实天府之国”。《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一《太祖平夏》记载，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九月己亥，夏主明升遣使来聘，使者自言：‘其国东有瞿塘三峡之险，北有剑阁栈道之阻，古人谓一夫守之，百人莫过，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财富利饶，实天府之国’”。明代嘉靖《四川通志•舆地志》云，“大易云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言地利必资于形势也。蜀国为天府奥区，直坤维而躔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形势之险甲于寰宇。按其地东通荆楚，西接吐蕃，南界蛮荒，北连秦陇。其山崒嵂以嵯峨，其水甲渫而扬波。徼道千盘，严关四塞，雄藩巨镇拱卫。”明末清初朱柏庐（1627-1698年）《易经蒙引》卷六记载明代蔡清（1453-1508年）云，“蜀西南也，自古说蜀道难，然其险处亦只在蜀门。若到其地，则所谓沃野千里，天府之国，似乎果平易矣。”清末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卷四十九《兵政·边防上》以四川为天府之国，“四川天府之国也，其民数十兆，既庶且富。”清末民初郑观应十四卷本《盛世危言•边防二》云，“四川天府之国也，其民数十兆，既庶且富，又有扬子江之上流曰金沙江迤而东，直达吴淞海口。”《盛世危言•典礼上》云，“公孙子阳（公孙述）坐据西蜀天府之国，而不能当汉兵一战者，亦以烦礼多仪失之也。”

36. 明代王士性（1547-1598年）《广志绎》卷五认为，只有成都平原一带可以称为天府之国，“川中郡邑，如东川、芒部、乌撒、乌蒙四土府亡论，即重庆、夔府、顺庆、保宁、叙州、马湖诸府，嘉、眉、涪、泸诸州，皆立在山椒水濆，地无夷旷，城皆倾跌，民居市店半在水上。惟成都三十余州县一片真土，号称沃野，既坐平壤，又占水利，盖岷、峨发脉，山才离祖，满眼石垄，抱此土块于中，实天作之，故称天府之国云。”明代王世贞（1526-1590年）《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五十六《送按察王君督四川屯政序》认为，蜀地之赋自给自足，但并无富余，不足以称为天府之国，“益州古称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非耶……蜀之赋足以自国……然不闻转巴蜀粟南浮江，北出子午助县官，费库藏甚少，溢羡陈陈之积，其说何耶？”

37. 南朝时期，江东地区又被雅称天府，以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为代表城市。江东天府又称江南天府，亦被聚焦吴越天府，拥有金城天府双重美称。随着东南大开发、大发展，中国经济重心东进南下。西晋陆机《辨亡论》云，“（吴国）地方几万里，带甲将百万，其野沃，其民练，其财丰，其器利，东负沧海，西阻险塞，长江制其区宇，峻山带其封域，国家之利，未见有弘于兹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术，敦率遗宪，勤民谨政，循定策，守常险，则可以长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南朝宋代鲍照（414-466年）曾称蒜山（在今江苏省镇江市西）所在地京口（在今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一带乃至南朝宋代京师建康（在今江苏省南京市）地区为天府，堪称吴越天府，其所作《蒜山被始兴王命作诗》云，“形胜信天府，珍宝丽皇州。”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云，蒜山，“山多泽蒜，因以为名”。《资治通鉴》记载，东晋安帝隆安五年（401年），“（孙）恩帅众鼓噪，登蒜山，居民皆荷担而立，（刘）裕帅所领奔击，大破之”。北宋晁补之（1053-1110年）《钱塘七述》把杭州比作金城天府，“杭之故封，左浙江，右具区，北大海，南天目，万川之所交会，万山之所重复，或濑或湍，或湾或渊，或岐或孤，或袤或连，滔滔汤汤，浑浑洋洋，累累浪浪，隆隆邛卬，若金城天府之疆”。明末清初顾炎武（1613-1682年）《京口》其二诗云，“东吴北翟战争还，天府神州百二关。末代弃江因靖卤，当年开土是中山。云浮鹳鹤春空远，水拥蛟龙夜月閒。相对新亭无限泪，几时重得破愁颜。”南京曾称建业，又称石头城。明末清初毛奇龄（1623-1716年）《赠姜二承烈赴从叔上元官署》诗云，“横江草色柘袍轻，游子鸣榔报水程。村市春烟迷浦溆，布帆朝雨近清明。河阳花县迎潘叔，建业官厨访步兵。天府嵯峨形势壮，相逢还上石头城。”

38. 清末民初康有为1898年《请设新京折》虽然没有重新确认吴越地区的天府地位，但是建议在长江入海口上海一带建立新京，“大率陆争之世，则以表里山河，中开天府为固；海通之世，则以据江河之尽流，临溟海之形势，交通便利，腴壤饶沃，开户牖以纳天下，以进取为势；盖各国之已事，公理之自然矣。”“以臣筹之，东自上海至苏，北起江阴至湖，方地二百里，东临大海，北枕长江，南孕太湖，西枕吴苏，山川秀灵，河渠脉缕，田野肥缛，桑谷铺棻，有三江五湖以疏其秽，有太平洋以广其廷，气候温和，物产繁美，人民饶庶，文艺华盛，诚所谓奥区神皋也。盖长江贯流七省，亘万余里，大地之水莫长焉；东灌尽流，南化泽湖，中国之壤莫腴焉，今尽收之，西域陇藏，可由蜀江而下流；滇、黔、楚、桂，可由江湖而上达；北土则汉镇铁路，一二日长驱而直至；若夫万国汽船，咸泊上海，豁户庭而容之，交通之路莫便焉。”“臣以为为今中国谋新都，未有若此地者。皇上若采行之，先派重臣经营，画图定界，开十二之铁轨马路，疏万千之通道广门，以太湖为池，以松江为渠，营行宫于虎丘，拓公园于君山，凡国有物，次第建设。皇上简其徒御，先为巡幸，及文物咸备，乃定为京邑，迁涣王居。其今京师，以为北京，置留守焉，略同唐宋东都、明南京之制。”

39. 唐代《元和郡县志》云，“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旧唐书》卷一八二《秦彦传》云，“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新唐书·高骈传》云，“扬州雄富冠天下”。《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昭宗景福元年》记载，“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南宋洪迈《容斋随笔》记载，“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如果说“上有天府，下有巴蜀”是对巴蜀天府的写照，那么民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则把苏杭与天堂对应起来。唐宋之际陶穀（903-970年）《清异录》卷上《地理门》云，“轻清秀丽，东南为甲；富兼华夷，余杭又为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宫也。”五代北宋期间潘阆（?—1009年）《酒泉子》十首其一词云，“长忆钱塘，不是人寰是天上”。两宋之际曹勋（1098—1174）《松隐文集·进前十事札子》记载，“臣在虏寨时，具闻虏人言：‘金国择利便谋江南。’又曰：‘上界有天堂，下界有苏杭’——其势欲往浙江。”南宋范成大（1126-1193年）《吴郡志》记载，“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元初女真人奥敦周卿《蟾宫曲·咏西湖》云，“西湖烟水茫茫，百顷风潭，十里荷香。宜雨宜晴，宜西施淡抹浓妆。尾尾相衔画舫，尽欢声无日不笙簧。春暖花香，岁稔时康。真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南宋陆游（1125-1210年）《渭南文集》卷二《常州奔牛闸记》记载，“朝廷在故都时，实仰东南财赋，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常熟，天下足。’”南宋叶绍翁（1194-1269年）《四朝见闻录》乙集、范成大《吴郡志》卷五《杂志》、吴泳《鹤林集》卷三九《隆兴府劝农文》等作“苏湖熟，天下足”。宋末元初高斯得《耻堂存稿•宁国府劝农文》等也记载了“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明代邱濬（1421-1495年）《大学衍义补》卷二四记载，“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南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谚有之曰：‘苏松熟，天下足。’”明代郎瑛（1487-1566年）《七修类稿》卷二十二《辨证类•苏杭湖》记载，“谚曰：‘上说天堂，下说苏杭。’又曰：‘苏湖熟，天下足。’”这些谚语都是把江浙地区视作天府之国的体现。明末朱健（？-1646年）《古今治平略•明疆域》所记谚语更加概括，“谚曰：‘东南熟，天下足。’东南之粟，可赡天下。”

40. 最晚南宋时期荆楚地区曾被雅称天府，并且拥有金城天府双重美称，以襄阳、江陵、武汉为代表城市。东汉末期，鲁肃曾称荆楚“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诸葛亮曾称江东“国险而民附”，荆州为“用武之国”；如此一来，吴楚天府、荆扬天府亦可拥有金城天府双重美称。《三国志•鲁肃传》记载，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荆州牧刘表死，鲁肃（172-217年）对孙权云，“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对刘备云，“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南宋丘崈（1135-1208年）《满江红（渚宫怀古即事，用二斡韵）》词云，“楚甸云收，歌舞地、依然江渚。嗟往事、豪华无限，梦回何许。翠被那知思玉度，绣褂谩说为行雨。悄不禁、俯仰一凄凉，成千古。吴蜀会，襟喉处。据胜势，开天府。著诗书元帅，笑变尊俎。步障月明翻鼓吹，华榱雾湿披窗户。把胜游、都与旧风光，湔尘土。”渚宫（故址在今湖北省江陵县），春秋时期楚国郢都宫名。《左传·文公十年》记载，“（子西）沿汉泝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到了明清时期，湖广地区成为粮食主产区。明末清初李釜源等编纂《地图综要》内卷记载，“楚故泽国，耕稔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越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清代杜文澜（1815-1881年）等辑录《古谣谚·湖广谚》记载，“谚曰‘湖广熟，天下足’，言土地广沃，而长江转输便易，非他省比。”《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收录陈霁云《中山先生五日驻鄂记》记载，孙中山（1866-1925年）1912年4月视察武汉曾说，“枢轴总揽水陆交通，南足以连巴蜀滇黔，北足以控秦晋伊洛，指臂两湖，角犄三镇，则武昌信天下之根本，而上游之头目”，“居中驭外，终当目武昌为天府”，“此中关系，诚非小小”。

41. 最晚明朝时期汉中地区再次被确认为天府之国，以汉中为代表城市。汉中本来是益州天府的组成部分，随着益州天府向巴蜀天府直至西蜀天府聚焦，汉中被排除在天府之外；明朝时期，汉中又被与西蜀一并列入天府序列，汉中盆地与成都平原俱号天府之国。汉中天府北连关中天府，南通巴蜀天府，是汉高祖刘邦兴起的根据地。《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正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负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明代薛瑄（1389-1464年）《彭城怀古二首》其一诗云，“戏马台边雉堞高，参差楼閤入云霄。漕河控引淮黄近，驿路通连海岱遥。天府岂知成霸主，彭城空复驻英豪。大风折木飞沙日，想见天心翊汉朝。”明代王樵（1521-1599年）《尚书日记》卷五云，“岷山，江源、汉源。岷山之下，沃野千里，与汉中俱号天府之国。江汉之源既涤，则岷之墟皆可种艺矣。”明末清初朱鹤龄（1606-1683年）《禹贡长笺》卷八云，“史称岷山之下，沃野千里，与汉中俱号天府之国。盖成于李冰，而肇于神禹也。”明末清初顾祖禹（1631-1692年）《读史方舆纪要·四川方舆纪要叙》云，“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巴蜀之根本实在汉中。未有汉中不守而巴蜀可无患者也。故昔人谓东南之重在巴蜀，而巴蜀之重在汉中”。

42. 福建地区曾被美称天府之国，以福州、泉州、漳州、厦门为代表城市。福建天府又可称作八闽天府、闽越天府。明代浙江鄞县（在今浙江省宁波市）人屠本畯（1573—1620年）曾在福建为官，将福建地区美称天府之国。明代屠本畯《闽中海错疏•原序》云，“禹奠山川，鱼鳖咸若。周登俎豆，鲂鳢是珍。海镜江珧，虎头脚凭。虾寄虫解，变蛤化凫，奇形异质，总总林林。闽故神仙奥区，天府之国也，并海而东，与浙通波，遵海而南，与广接壤。其间彼有此无，十而二三耳。”

43. 岭南地区曾被美称天府之地，以广州、香港为代表城市。广州乃至南越地区又可称作南武，曾被视作天府之地。岭南天府又可称作南越天府、南武天府。明末清初屈大均（1630-1696年）《代赠王海宪十六韵》诗云，“南武称天府，城临百粤雄。山川多霸气，割据有遗宫。”屈大均《九日承王骠骑邀集东皋有赋》诗云，“东皋亦似兰亭会，上巳何如九日觞。菊为将军开紫笑，梅因逸少吐红香。三江水到鱼珠阔，二峤云连雁翅长。南武自来天府地，英雄衰白一沾裳。”屈大均《雨中花慢·越王台下怀古》词云，“赵佗箕踞，南武称雄，遗墟问取栖鸦。谁得似、斑骓汉使，才藻纷葩，汤沐千年锦石，文章五岭梅花。彩丝女子，争看旌节，色映朝霞。”屈大均《送王将军》诗云，“送送珠江水，交人念伏波。恩威皆涕泪，去住一讴歌。霸气销南武，遗宫扫赵佗。戎车无所有，未载簳珠多。”屈大均《喜王阮亭宫詹至粤即送其行》诗云，“文采光南武，声华动越裳。花重封锦石，水更掷沉香。去恨燕关远，来愁汉塞长。王程不可缓，空见荔枝黄。”现今最具代表性的《盛世危言》文本，分别是清德宗光绪二十年（1894年）五卷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四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前文索隐清末民初郑观应在清德宗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盛世危言》十四卷本《商务四》云，“且夫天下商埠之盛衰，视水陆舟车为转移。有昔为荒区，今成天府者，如中国之香港、上海、烟台、牛庄等处。”其中上海可以归入江南天府，牛庄（在今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西）可以归入辽东天府，烟台可归齐鲁天府，香港则属岭南天府。

44. 台湾地区曾被视作天府之国，以台南、嘉义、高雄、台东为代表城市。清代朱景英《海东札记》记载，“本朝顺治初，芝龙（郑芝龙，1604-1661年）子成功（郑成功，1624-1662年）自江南败归鹭门，荷兰甲螺何斌导成功取台湾，遂逐荷兰据之，僭置承天府，名东都，设天兴、万年二县，又即一鲲身立安平镇。成功死，子经（郑经，1642-1681年）改东都为东宁，二县为二州，又设南北路、澎湖安抚司各一。”清代《台湾府志》卷一记载，“成功就台湾土城居之，改台湾为安平镇、赤嵌为承天府，总名东都；设府曰承天府，设县曰天兴县、万年县。”“经嗣立，改东都为东宁，改二县为二州，设安抚司三：南北路、澎湖各一。兴市廛、构庙宇，招纳流民，渐近中国风土矣。”清代康熙时期曾任福建省南平县令的李丕煜《登红毛城》其一诗云，“安平雄镇海连天，海尽天穷何处连。海岛休誇天堑险，天威直破海门坚。天桥入海天涯断，海柱遮天海外悬。锁钥海邦天府重，擎天亘海自巍然。”清末沈葆桢（1820-1879年）等1875年上奏《会筹全台大局疏》把台湾东部地区称为天府之国，“论者每谓后山精华，停蓄日久，奇珍瑰宝，充牣其间，蛮荒之区，实天府之国”。清末民初林朝崧（1875-1915年）《谒延平王祠》诗云，“一夜骑鲸鹿耳门，荷兰名王竖降幡。水师仍习昆明战，军食初营渭上屯。婆娑世界真天府，经纶草昧暂偃武。西来遗老如归市，北伐生蕃弥拓土。”

45. 清末民初连横（1878-1936年）1920年至1921年出版《台湾通史》，其中卷一《开辟纪》记载，“（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在两岛，地蹙军孤，议取台湾。适荷兰甲螺何斌负债走厦，盛陈沃野千里，为天府之国，且言可取状。成功览其图叹曰：‘此亦海外之扶余也！’召诸部计议。”“当郑师之按兵也，有华人自城中出，请急攻，陷其南隅。荷人恐。成功又告之，乃降。十二月初三日，率残兵千人而去，而台湾复为中国有矣。是役也，陷围七月，荷兵死者千六百人。自天启四年，至永历十五年，荷兰据有台湾凡三十八年，而为成功所逐。于是郑成功之威名震乎寰宇。”《台湾通史》卷二《建国纪》记载，“永历十五年冬十二月，招讨大将军延平郡王郑成功克台湾，居之。”《台湾通史》卷二十八《虞衡志》云，“台湾为南海之国，天时温煦，地味膏腴，兼之以山林之饶、薮泽之富、金石之美、鱼盐之利、羽毛齿革之丰、飞潜动植之庶，取之无涯，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土番据之，岛夷攘之。洪维我先民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为子孙立万年之业，厥功伟矣。”“台湾为天府之国，蓄积丰，人民庶，加以无数年水旱兵燹之灾，其为道易兴，而为治易平也。”《台湾通史》卷三十一《台东拓植列传》云，“台东，天府之国也。平原万亩，可农可工，而森林之富，矿产之丰，久为世人所称道。” （作者：柳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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