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长篇小说《隐秘史》：

隐秘是如何唤起真相的

文丨张德强

在小说《隐秘史》中，主角桂平昌59岁时遭遇了件大事，险些把他的人给毁了，他在老君山某个角落的山洞里发现一具尸骨。他猜那尸骨是邻居苟军的。本来，若是报警便和他没关系了，他偏偏前怕狼后怕虎，嫌到镇上报警麻烦，又怕惹上嫌疑招来官司，毕竟左邻右舍里，只有他和苟军矛盾最深。于是，回家后，他瞒着妻子陈国秀去将藏尸骨的洞窟掩盖好。现在，这事儿算是真和他撇不开关系了。难道这就不是更大的麻烦？桂平昌手脚冰凉、胡言乱语，妻子先是想找端公或巫婆，末了还是跑远道去找大夫开药了。桂平昌虚弱了好一段时间，身子渐渐将息得好起来，能下地干点活儿了。陈国秀去镇上给大夫送了谢礼，顺便又给丈夫开了点药，想治治他的消瘦羸弱。其实，最初开的药桂平昌就没吃，后来开的药，他也背着妻子扔到火堆里，那药在火光中一闪，不知是药被火引着还是包药的纸在烧。一开始，妻子也想过请端公治病，她心里隐约觉得是苟军的鬼魂作祟。

苟军是个恶人也是个混人，是从小到大一直缠着欺负桂平昌的恶邻，他把自己的倒霉不幸（没得娃娃、妻子跑了）都算到桂平昌一家头上。桂平昌两口子这辈子没少挨他的打。对于村人来说，苟军也是不好惹的角色，他蛮不讲理地占住去田地的必经之路，要下地的人就得绕路：“一条路走上三代，就成了骨骼的一部分……而现在，纹理也好，方向也好，都得修正了。”苟军可不管那个。大概十年前，传说此人去了塞拉利昂打工，从此他彻底销声匿迹。即使如此，村里的人还怕他，桂平昌夫妇仍忌惮他。他的门好好锁着，他的房子虽已破败但仍伫立着。小说只说到这里，你可以把它看成乡土文学或悬疑小说或心理小说，但无疑，这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作品。

以上所述，只是小说156页之前的情节——什么坏事都要赖苟军这个混账恶人，所以他死了也是该死；死了还不放过活人，叫人觉得这家伙死得尤其活该。但这是小说明面上的故事，一个故事打算开始，总是因为现实的链条里缺少了哪根，或是多出哪根——消失快十年的苟军，以及被怀疑是他的尸骨，便是那根本来消失后来又出现的链条。一切隐秘，从桂平昌到陈国秀，他们个人生活的秘密，都借此逐渐浮现出来。小说里讲：“世间之所以有秘密，就是等着人去揭示的”，较真起来，隐秘与秘密的意思，并不完全相同。秘密仿佛是老君山到底有多少个山洞，谁也不知道；隐秘则如桂平昌发现尸骨的地方，是明明有人知道却又被故意掩盖起来。

人这辈子会有意无意隐藏多少秘密？这些秘密要是全说出来，真可以写无数部“隐秘史”了。《隐秘史》与作者罗伟章的另一部作品《声音史》相关联，《声音史》里的杨浪，在《隐秘史》中也几近无声地出现，只和桂平昌说了一句话，还惹得后者疑神疑鬼了一阵。作者在扉页上写到：“这个故事打开另一扇门。这扇门里的声音，杨浪听不见。很可能，世上没有人能够听见。”这便是“隐秘”一词的人类学含义了。

切不要以为，故事发生在偏僻之地大巴山中的一个千河口村，就理所当然地认定它是一般的乡土文学。不错，小说写到了中国到处可见的村庄的消失。年轻人全跑去大城市打工了，大概毕生都不会真的回来，村里人也渐次搬到普光镇上。小说快到结尾时，桂平昌亲切地搂着白骨，为后者数着村里剩下的几个人，数来数去只有七个，连一桌酒席都凑不足。陈国秀打算抬着丈夫到山外就医时，也是凑不足够强壮的人手，连最年轻的杨浪也上五十了。村庄在凋敝，村人在老去，但留下的人并不显得多么惊惶，他们对土地有依恋，他们与田土血脉相连。就像桂平昌和白骨说的：“家乡是离开家乡的人说的，劳动是不劳动的人说的。我们把劳动说成做活路，不卑贱，也不高尚，那无非就是我们的日子。”所以，小说里没有强烈的文明对比，作家也不意在呈现城乡差异的景观，或感慨、探究乡村落后和凋敝的原因。罗伟章并不是以五四以来的进步主义的视角看乡村的，在他那里，乡村就是乡村，它平静地生，自然也平静地死。小说提到几十年前川军刘存厚部在此血战，提到几千年前巴人在附近建国定都，提到那曾经繁盛的古文明。城里人孙老师看到人们把老君山的蛇捉尽了，人在生死，文明在轮回，时间长河里头，一切都沉浮着缓缓流过。当然也包括个人的隐秘。

桂平昌和陈国秀夫妇是少有的小说人物，他们在自己的生命中按部就班地结合、生娃，与邻居摩擦，与周围仅剩的村民维持着亲密又紧张的关系。他们甚至忘记了自己生命中的重要事件，比如不再有鱼水之好，多亏被认为属于苟军的尸骨出现，他们开始思考。这思考并不指向任何改变，仅仅是静静地回想并回忆起一切。比如对陈国秀而言，那苟军虽然消失了许多年，他留下的创口还在，“人的一生，就是缝缝补补的一生。苟军离开的十多年里，她已经缝好了数不清的裂口和破洞，但再怎么缝，也缝不成以前的自己了。”在她身上，可以明晰地看出一个清爽单纯的女孩怎么变成疲惫世故的妇人，又变成沉默暴躁的老妇。年轻时她信道理并且善于讲道理，爷爷却告诉她：“理是直的，路是弯的，道理总是离日子远。”她那时候不信，后来懂了。比如她看不起私奔而来的陶玉，后来又忍不住羡慕人家。羡慕陶玉的男人吴兴贵会给她唱歌，比自己的丈夫更“浪漫”吗？小说快到尾声时，陶玉听了20多年的歌儿，终于也厌倦了。桂平昌把所谓苟军的尸骨隐藏好——“那件‘大事’只在表面上完成了。就像取土填一个大坑，却又造出另一个大坑，这另一个大坑带着新鲜的伤痕，触目惊心。”于是他生病、疯癫，渐渐也忆起从前，忆起自己怎么正派却受尽苟军欺负，忆起自己并非完全没有暗伤苟军的缘故，乃至忆起苟军的好处，最后忆起事情有些惊心动魄的真面目，这些都有待读者打开书本去探索。小说前面的叙述因此变得不可靠，整个真实世界都动摇了。桂平昌非得回到那个隐藏的山洞，与尸骨完成一次诉说，诉说自己亲见的生与死、浩荡与平静，诉说自己对生命的理解。桂平昌的反思力让他不像个刻板印象里的农民，尤其他还是个59岁的老农。桂平昌终于和尸骨倾诉完了心事，回到家，为镇上回来的妻子做好饭，妻子疲惫又絮叨地讲起镇上看到的、听到的，其中一件随口说到的事情是，苟军回来了。

小说里出场的人物，最年少的也过了天命之年，大多都是花甲老人了，这是个行将老去的世界。罗伟章用陌生、家常又可信的方言写出这个世界，好像在讲那可以预料到自己归期的张嬢嬢。桂平昌和鬼魂最后说到那收集声音让“村子在他声音里活着”的杨浪，“但他终归是要死的……他死了，千河口就不存在了。”最终没有人打理的村落，东院、西院和老二房，都会败落萧条下去，用城里文化人孙老师的眼睛看：“萧条是世间最大的脏”，可何尝不是最大的干净，万物清零重新开始的干净。这《百年孤独》式的文明周而复始的景观，竟也在中国小说里出现了，到底是件叫人惊喜的事情吧。

创作谈

始终保持惊讶和审思

文丨罗伟章

当我们越是走向一件事和一个人的深处，越发现“对立”或者说“矛盾”这个词，意义会流失甚至消失。换句话说，对立似乎并不存在，它们本就是一体的。它们互相映衬，互相解释，也互相隐藏。显现出来的部分，是否就是一件事或一个人的主体性特征，真不好说。显现本身，就表明了边界和限制。边界之外呢？这是特别让小说家着迷的地方，也是《隐秘史》产生的源头。

但我真不想在这里谈论《隐秘史》这个小说，我谈我自己。算起来，我在世上已经吃喝了两万天，我向这个世界索取得够多，世界为我的付出够多，而我却很难找到自己索取的理由，更难找到世界为我付出的理由。许多个夜晚，关灯就寝的瞬间，脑子里总是横过一片苍茫的天，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刚出生的蝌蚪，没长毛的幼鸟，在院坝上空飞舞的蝙蝠……都在我手里挣扎过，然后死了。我不仅索取，还做过那么多丑恶而残忍的事情。这让我常常失眠。

于是我想，生长或蜕变，并不能把人彻底割裂，即使你从一棵树变成了一匹马，但在你的骨头里，依然残留着树的特质，并因此接受奖赏或惩罚。

所以你必须认。

就像《隐秘史》里的桂平昌，占据十多万字的篇幅，坠入人性的深渊，他在那深渊里扑腾，表面上，突破了自身的局限，收获了昂扬的生命，但事实上，他只是在其中发现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真正联系。就像我，在对自我的审视中发现了与世界的真正联系。这种联系如同树根，深扎地下，隐秘而强韧，然而，如果没有高于地面、铺展在天空底下的枝叶，再顽强的根系也会死去。桂平昌的苦恼在于，当他希望通过妥协来与世界达成和解的时候，别人并不给他这样的机会。留给他的路实在不多。如何解决，我不知道。

我只能赋予他想象。

他在想象中完成了对深渊的凝视，对阴影的打量。他本人或许深陷其中，但对写作者而言，却是为了迎进光照。“拿起世界，把它变成新的后再放回去”，这话是谁讲的，我不记得了，但这话表达了一种责任。从理论上讲，人之为人，都应该成为世界的增光者，写作者更应该。有读者和批评家说，《隐秘史》通过一起凶杀案，完成了对人性的救赎，这种解读，符合我的写作期待。在我的观念中，人如何变得更美好、更完整，是文学应该探讨的，是文学的善，也是文学的基本伦理，志向、理想之类的大词，都还用不上。

写作最困难的地方，是如何对世界始终保持惊讶和审思，而不是满足或怨恨；最美妙的地方，是不管面对什么题材，都有处理它的权利，也都有处理好的可能。爱迪生说，发明家只需要两样东西：一堆垃圾和想象力。这话对于作家，同样适用，而且是特别适用。

内容来源：《文艺报》2022年6月17日2版

微信编辑：吕漪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