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论及人类学与民俗学的区别，通常的一个说法便是前者是研究他者的学问，后者则带着“自省”的目的。但不可辩驳的是，在这个流动性如此之快的现代社会，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线早已不再似人类学诞生之初的西方世界与所谓的原始社会之间的那般泾渭分明，一如这两个学科间日渐模糊的边缘。而自我与他者本也是一体两面，即便是在经典民族志中，自我也是隐于其后的基础。那么在越来越强调主体间性平等交流的田野调查中，该如何来理解、把握田野调查中的自我，也就成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家乡与自我

　　笔者第一个独立完成的田野调查是在家乡进行的，研究的主题是村落的疾病观念。做这个研究是为了解答笔者内心的困惑，即家里的长辈包括其他村民，跟笔者面对同一种疾病时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反应，他们好像有一种感觉，比如这个病该去医院看，那个病可以找“灵媒”看。但于笔者而言，则已经丧失了这种地方性的身体感，于是开始关注这一疾病观念在村落的具体样态以及它的形成、传承过程。也是在田野中，笔者第一次开始认真地去跟家人、邻居、亲属还有村里的其他老人打交道，也第一次了解了自己家乡、家族的历史，以及长辈们正在经历的和未来可能出现的信仰世界里的精神危机。

　　笔者看到并理解了这一危机的生成机制，但最终发现它的源头很大一部分来自自己及同辈们。从整个村落环境来看，这一精神危机源于我们这些后辈逐渐离开了这片土地，不管是从物理还是心理环境来说，我们都去往了现代性的城市生活，不再相信 “迷信”。从具体的家庭环境来看，则是源于笔者的“反叛”，即不再把自己视为家族传承的一个环节，而是努力在做一个主体性的自我。但是，坚持做自我的同时实则也“伤害”到了家人，例如到一定的年龄没有结婚生小孩，就会影响到父母接下来的生命历程，比如他们的社交与仪式活动等。从这个层面来说，笔者的个体化似乎也是自私的个体化。基于此，笔者总是处于一种撕裂的自我状态，家乡牢牢拽住了情感的原生部分的自我，学习、工作环境又铸就了主体性成长起来的偏于理性部分的自我。而这样清晰明了的“痛苦”状态，恰恰是田野调查带来的，正是因为对家乡、家人的了解，对自己原本应该站在什么位置、承担什么责任的了解，笔者才愈加如此二元对立地来看待自我。

　　衰老、死亡与自我

　　笔者第二次系统完成的田野调查是在上海的一家养老机构开展的，关注的是老年人生命意义的建构。

　　和在其他陌生地方一样，在这里开展田野调查，也会经历一个进入田野的过程，由陌生到熟悉再到信任、由局促不安到坦然自若再到恋恋不舍。但在整个过程中，笔者发现最难处理的是情绪问题，即从叩问别人的生命意义到看到、体会到生命的无意义感再到对自己生命意义的追问。事实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让我们很少有机会直面这么多衰老与死亡，这也是吉登斯所说的现代性带来的道德体验的封存。而在田野中，笔者看到了很多不同程度的衰老包括失能与失智，听说并目睹过一些老人的死亡事件。至今笔者仍记得在旁观完一场老人的葬礼后所陷入的情绪困境。现代葬礼对一个人死亡的处理是如此快速，如此不留痕迹。笔者开始思考活着本身的意义。这个原本被很多人嗤之以鼻的强说愁的人生问题，如今却如此真实地出现在了田野里并盘踞在笔者的脑海中。

　　然而，笔者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似乎除了记录下来，什么都做不了。但也恰恰是这样的“绝境”，让笔者与他们之间建立了更深的情感链接，继而让后续的田野及资料整理与写作，由任务变成了一种自愿、自为的责任。而当静下心来真正“想要”去做好这件事时，笔者关于自我的意义感就又回来了。此时的自我，如其他老人般已在衰老与死亡面前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学会了与它们共处。

　　“附近”与自我

　　笔者的第三次田野调查是关于认知症患者及家属的疾痛叙事，田野点是上海的一个互助会。做这个群体的研究，是因为笔者在养老机构调查时就发现认知症老人身上有着很多身体记忆、语言记忆，而这些跟他们的社会化过程或经历的社会苦难息息相关。但许是因为这一群体的边缘性或者仅仅是因为患者无法沟通的“非常”状态，除了社会工作这一专业外，国内其他人文社科领域对他们的关注极少。确实，这一群体的田野调查很难开展，一方面是这一疾病本身的污名化及由此带来的敏感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很多患者本身已无法用语言来沟通，而且仅仅只是在一旁参与观察，也是极难实现的。由此，笔者更多的访谈资料源于对其家属兼照护者的访谈。

　　笔者的访谈对象绝大多数都是女儿照护者，她们长期照护其患有认知症的母亲或父亲。通过照护家人，她们身上呈现出以下共同点。首先是与父亲或母亲的和解。因认知症的特殊性，为了顺利实现照护，她们需要去了解父母的过往经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得以重新与父母建立起亲密关系。其次是有了感同身受的能力。与患者的沟通往往无法通过语言实现，照护者只能调动自己的身体感官去体会、猜测对方的感受与逻辑，由此她们的身体也就变得对周围的环境很敏感。而这种感同身受也是一种换位思考、关爱他人的能力，且除了对家人，也衍生到了陌生人。再次是与自己的和解。包括对过去的不够好的自己的认可，对当下的从接地气的照护日常生发出来的道德性自我的认同。认知症照护者的特殊性，正是源于他们不得不去关注各种具体而微的“附近”以及随之建立起来的各种联结。如项飙所说，“个人的意义和尊严不在于个人，一定在于关系”，而照护恰恰提供了重建关系的契机。从这个层面来说，认知症患者恰似整个社会的一面镜子，让我们去反思自我的存在方式。这也让笔者重新回到家乡这一原点，去反思自己的“附近”。

　　田野调查就是这样，在调查中观察、理解他者，同时也解剖、反思自我。这是难点所在，也是魅力之处。有意思的是，用心做的田野，它终将能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 作者：沈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