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东方之珠”重回祖国怀抱，是彪炳中华民族史册的千秋功业。2022年7月1日，既是中国共产党101岁生日，也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纪念日。25年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充分证明了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是香港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
香港回归之路，历尽重重困难，让我们从长篇纪实文学作品《邓小平》中重温香港回归前的一些重要历史片段。
余玮/著， 天地出版社
“如果中国那时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
在邓小平胸怀的全局里，香港问题被摆在了一个绝妙的位置，成为一着内联现代化建设、外接国际关系、打通祖国统一道路的活棋。
在所谓“九七大限”临近之际，英国不能不为保全香港这个“会下金蛋的鹅”而想尽一切办法。选择合适的人来向中国挑明这个问题，进而诱使中国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作出让步，是当务之急。经过一番思量，英国外交部最终确定由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来担负投石问路的任务。英国政府选择麦理浩向邓小平提出1997问题，不仅因为他的身份适宜，而且由于他正得到一个来自中国政府的邀请。
一、面对港督逼问采取“迂回”战术
1978年12月，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访问香港地区，这是两地关系非常密切的象征。为了促进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李强在香港总督府午宴上邀请麦理浩访问北京。英国政府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天赐良机，想就此让麦理浩试探中国领导人对香港前途的态度。
1979年3月26日，麦理浩到达北京。28日晚，中方通知，次日邓小平副总理将会见港督，并希望他在会见时不要向邓小平提出1997香港问题。第二天上午10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麦理浩一行，李强和港澳办主任廖承志也在场陪同。
出乎港督意料的是，寒暄之后，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谈起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他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将来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时，前提是香港系中国的一部分。但我们将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来处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而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会见港督麦理浩
此时，麦理浩趁机提出英方关于土地租期问题的方案。他对邓小平说，1997年的逼近，使英国只能批出日益缩短的土地契约，“新界”的投资者因而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他提出英国解决这个似乎是纯商业性问题的方案：消除土地契约中1997届满日期，代之以“只要英国管治这个地区就有效”的内容。邓小平没有正面回答英方提出的这个老谋深算的问题。他机智地说，告诉投资者“放心好了”。
二、英国外交大臣前来讨要“定心丸”
不过，由于香港前途仍然没有真正明朗起来，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的干扰，港人尤其投资者的信心不久开始发生大的波动。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亲自出马，准备向邓小平再讨一个“定心丸”。
1981年4月3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卡林顿。这位外交大臣说：“我来之前在香港逗留了两三天，离开时我有一个感觉，因为我们英国是依靠法律办事的，也许有点过分，所以尽管你作出保证，1997年这个日子仍使香港的人感到不安。你和我都认为这种担心不必要，但事实是，由于1997年这个日子日益逼近， 人们签订房地产契约和抵押契约时，必须要考虑期限和合同的合法性问题，这将会碰到不少困难。我不想夸大这个问题，但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
邓小平说：“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说更多的话，但我们可以郑重地说，我在1979年同麦理浩爵士谈话时所作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正式的立场，是可以信赖的。你可以告诉香港的投资者，放心好了。”
事后，卡林顿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告诉盼望得到新精神的人们说，邓小平又一次讲“投资人完全可以放心”。
三、对老朋友、英国前首相“放狠话”
1982年4月上旬，为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英国前首相希思作为民间使者，专程访问中国。邓小平会见了这位老朋友。希思回顾了1974年5月毛泽东同他会见谈到香港问题时的情景，对邓小平说：“那次你也在座，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1997年，还早哪，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1997年只有15年的时间了，你是如何考虑在这期间处理这个问题的？”
邓小平说，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包括“新界”，即整个香港。过去是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废除的问题。他十分诚恳地告诉希思：“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如果中国那时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
邓小平还向老朋友透露：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这些政策与对台湾的“九条”方针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他问希思，英国是否同意按中国的这种思路来协商解决香港问题。邓小平还请希思把中国的这种考虑转告撒切尔夫人。
四、最难缠的是“铁娘子”
雄心勃勃的撒切尔夫人登上英国首相宝座后，推行强硬的内外政策，以使英国重新振兴。在这种背景下，被媒介称为“铁娘子”与“冷战专家”的撒切尔夫人也酝酿了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方案。
1982年9月24日上午9点，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访的撒切尔夫人。会谈原定时间为一个半小时，但实际上整整延长了50分钟，足见双方较量的激烈程度。
会谈进入正题后，撒切尔夫人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方案，摆出强硬姿态，打出“三个条约有效”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离不开英国”这两张牌，坚持三个条约必须遵守。她甚至威胁道：“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要想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继续由英国来管治它。”
邓小平寸步不让，表现得更为强硬，而且讲话更加有理有据。他首先指出： “这次谈判，除了要解决香港回归中国问题之外，还要磋商解决另外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另一个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谈到香港的主权归属问题时，邓小平毫不含糊地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在此，邓小平重申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不承认19世纪三个不平等条约的一贯立场。
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握手
邓小平告诉撒切尔夫人，收回香港，是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意愿。他强调，如果1997 年不收回香港，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中国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香港会不会发生波动？邓小平回答：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他还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时，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就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邓小平说，他所担心的就是今后15年如何过渡好。
激烈交锋后，两位领导人商量起会谈公报问题。邓小平建议会谈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15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15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但是，撒切尔夫人坚决不同意邓小平的这个建议，特别是拒绝以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为前提。经过一阵争执，双方同意发表一个不做任何实质性承诺的会谈公报。
公谈结束后，撒切尔夫人显然仍然被邓小平上述极其坚定而严密的话语所震撼，以至于神思恍惚，在人民大会堂门外的台阶上摔了一跤。
下午，撒切尔夫人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在向记者宣读声明时，她的声音一时变得嘶哑，但她仍然坚持念完全文只有83个字的声明。
撒切尔夫人没有想到邓小平如此强硬。回去之后，她私下对驻华大使柯利达说：“哎哟，邓小平真残酷啊！”
此后，中英双方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经过22轮的谈判，直到1984年9月才落下帷幕。9月26日上午10点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两国谈判代表团举行了庄严的联合声明草签仪式。
1990年4月4日，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终于诞生。这一天，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其三个附件。
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令世界瞩目
1997年7月1日0时，在中国香港土地上悬挂了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颓然降下，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香港回归祖国，它洗刷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香港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开始变为现实。
——选摘自长篇纪实作品《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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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强 李康/著 ，天地出版社
《我的1997》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再现香港回归前后20年间内地及香港的巨大变迁。作品讲述了内地和香港不同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的奋斗历程，成功塑造了在大时代饱受磨砺而又顽强奋进的普通人，描述了割舍不断的骨肉亲情，反映了改革开放对香港经济的提振和带动以及“一国两制”为香港社会带来的蓬勃气象。
本期编辑：王婕 校对：马志侠 审订：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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