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能成为侠之大者，靠的不是“武功”，而是侠骨柔肠，一颗道义之心。仁者无敌。这位亦儒亦侠的书生，将同情之心给予弱小者，将景仰的目光投向行侠仗义的英雄豪杰，最终成就了自己的武侠人生，成为笑傲江湖的一代宗师。
■蔡益怀
“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他正在写的时候，以后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常常为书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泪。”
一个智者的自谦之辞，大可不必当真，然而，他的真情告白却不能不重视。金庸在自传体文章《月云》中的这番话，貌似轻描淡写的扯白，实则是对自身文学功业的自我评定。他说，在写杨过等不到小龙女时哭出声来，在写张无忌与小昭被迫分手时哭了，在写萧峰因误会而打死心爱的阿朱时哭得更伤心……流着泪写作，这正是其独步武林的秘籍。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千古文人侠客梦。古来的士人骚客，但凡有理想气节，莫不是做梦的人。荆轲有梦而燕巿高歌，太史公有梦而为游侠立传，陶潜有梦而有桃花源，杜甫有梦而登楼咏梁父。忧国忧民，从来是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质。心怀天下，让他们多了一条骨头，或者骨头里多了一点血气。“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的这句名言，固是对读书人与侠士的讥刺，却道出儒者与侠士的使命与气性。
金庸，正是这样的书生，外表儒雅温良，体内却隐伏着一个“齐天大圣”，有“猴性”的基因。出身于浙江海宁大户人家的他，原名查良镛，年少顽皮，在镇上读小学时自封为“独裁者”；读中学时以一篇墙报配眼镜蛇漫画，影射国民党的训育主任，被学校开除；转学衢州，在《东南日报》发表文章《一事能狂便少年》，闹学潮时又是积极分子，被列黑名单；十八岁去战时首都重庆求学，入读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又因“污辱校长”将蒋介石比作希特勒，再被开除。之后，他在上海的东吴大学读了一段时间的法学，但终究没能系统完成大学教育。缺陷有时会形成心结，成为执念。他晚年在英国剑桥大学修完哲学硕士，又攻读博士，求学的欲望多少出于补偿的心理吧？投身社会后，他进入报界，先是在杭州的《东南日报》做记者，后考入上海的《大公报》，并于一九四八年被外派到香港，做翻译与编辑工作。一心想以外交报国的他，一度北上求职，然吃了闭门羹，只好折返香港再谋发展。
从这份履历可以看到，查先生年少时就不像别人那样“安份”。如果真的是性格决定命运，那么大概也正是这种“少年狂”，一种理想主义的“执”，决定了他的人生。他就凭着一股儒者的“侠气”（也是傻气），闯出一片天地，成就了集报人、文学家、史学家身份于一身的人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查先生任职于《新晚报》，又作编剧、导演，写影评做翻译，身兼数职。一九五四年，一个偶然的事件在港澳发生，也由此改写了查先生的人生走向。话说当年香港的两大功夫门派的掌门，白鹤派的陈克夫与太极派的吴公调，在澳门摆擂台一决高下，引发社会热潮且催生“新派武侠小说”。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在《新晚报》连载，大受欢迎，成为新武侠的开山之作。次年，查先生的《书剑恩仇录》也诞生了。由“镛”字左右分拆而来的“金庸”，一举成名，开始了他的武侠人生。
《书剑恩仇录》于1955年2月8日开始在《新晚报》连载（影印）
武侠文化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游戏”规则，其核心价值观在一个“侠”字上，即忠义观念，所有的江湖恩怨、爱恨情仇、是非黑白、正邪之争，都由道义之剑来决断。早期的武侠小说，大都以简单的二分法看世界，名门正派与魔道邪教势不两立，充满“快意恩仇”意识。金庸笔下的“江湖”同样存在壁垒分明、正邪对峙的门派，以及黑白分明的判断原则。不过，其作品已超越了旧派侠义小说除暴安良、忠君报国的意识，渗入了传统士大夫精神。《射雕英雄传》这部广受欢迎也影响巨大的力作，便集中体现了金庸的侠义观。
“华山论剑”，郭靖艺登绝顶，成为武林至尊，胜在有不凡的真境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且看他与成吉思汗的一段对话：
成吉思汗勒马四顾，忽道：“靖儿，我所建大国，历代莫可与比。自国土中心达于诸方极边之地，东南西北皆有一年行程。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郭靖沉吟片刻，说道：“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
郭靖又道：“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成吉思汗道：“难道我一生就没做过甚么好事？”郭靖道：“好事自然是有，而且也很大，只是你南征西伐，积尸如山，那功罪是非，可就难说得很了。”
“为民造福”，体现的是传统的儒家文化意识。说来，金氏武学的“九阴真经”，内核正是中华文化的传统智慧：“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虚胜实，不足胜有余”；“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射雕英雄传》于1957年1月1 日开始在《香港商报》连载（影印）
金庸笔下的“江湖”是现实世界的镜像，换句话说，他是在以武侠小说的形式，洞察世情、诠释社会历史现象，评说是非曲直。他以“江湖”的虚拟时空场域，演绎人间百态，又借一个个大侠的言行表达侠义观念。在《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说：“这正邪两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在《笑傲江湖》中，令狐冲这样责问嵩山派的费彬：“咱们自居侠义道，与邪魔外道誓不两立，这‘侠义’二字，是什么意思？欺辱身负重伤之人，算不算侠义？残杀无辜幼女，算不算侠义？要是这种种事情都干得出，跟邪魔外道又有什么分别？”在《天龙八部》中，萧峰（乔峰）面对武林群雄的围攻，求玄慈大师指点迷路，玄慈道：“咱们学武之人，心中常存少作罪孽的一念，便是功德。”
这就是金庸的侠义思想，他以这样的情怀行走“江湖”。
“大侠”只是其身份之一，事实上，他的终身职业是报人。在他的话语世界里，还有一大范畴：社评、政论，以及史论。
金庸始终是一个我行我素、不受拘束的人。一九五九年，这位报国无门的文人，另觅路径立业做大事，创办了《明报》。他奉行“文人办报”的精神，以“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为信条，开创自己的报业王国。在新闻事业上，他十分景仰两个人，一是《大公报》的创办人张季鸾，二是英国的著名报人、《卫报》主笔斯科特（C．P． Scott），且将他们的名言奉为圭臬：“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事实是神圣的，意见是自由的”。
他以此践行新闻理想，确立编辑方针。他自己身兼社长、总编辑与主笔，一只手写小说，一只手写社评、时论。在虚拟的武侠空间，他以梦幻之笔折射现实；在客观的新闻领域，他以理性之笔针砭时弊、阐发观点。香港的特殊时空环境，给了他施展拳脚的有利条件，也让他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专栏文章《明办是非 积极中立》中，他明示立场与态度，“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他以民众的利益为本，站在弱小者一边，同样体现的是“为国为民”的侠义情怀。
金庸的另一绝学是历史。当年在上海时，他第一次读到英国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历史研究》，仿如进到一个从未听到、见到的瑰丽世界，此后数十年凡汤氏著作见一本细读一本。他深服于这位二十世纪史学大家的史观——“世界上各个文明所以能存在、进而兴旺发达，都是由于遇上了重大的挑战而能成功应付”，且引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他的史学功夫可从《袁崇焕评传》《成吉思汗家族》《关于“全真教”》等论著中洞窥一斑，也可在他的小说与社评中得到印证。他从袁崇焕的奏章、诗句，以及相关史料中，看到了这位明末抗清名将的耿耿之怀，将之与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德斯、索福克勒斯笔下的悲剧英雄相媲美，为之慨叹“当真是英雄落寞，壮士悲歌”，写到将军的枉死时，更是“热泪盈眶”。
这就是金大侠，一个有侠义情怀、有社会理想、有不凡史识的书生。心存“兼善天下”的士大夫精神，自有终极关怀之大境界，其真经绝学奥妙在此。
由侠到人蜕变心路
“我一生苦练武艺，练到现在又怎样呢”“我这个人活在世上，到底是为了甚么”“江南七位恩师与洪恩师是侠义之士，竟没有一人能获善果。欧阳锋与裘千仞多行不义，却又逍遥自在，世间到底有没有天道天理？”
这是大侠郭靖的困惑，同时也是金庸自身的人生难题。
自古圣贤多忧思，有大境界的人都会承受大苦恼。金庸也不例外，每每摆荡在理想与现实、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中，纠结于进退取予、是非成败。一如哲人柏拉图所形容，人的心灵马车由两匹马驾驭，一匹驯良一匹狂野。金庸的内心世界也常常处于天人交战的状态。他有名士的风流，也有世故老人的俗气；有恢宏的格局，也有小器的肚肠。如果要在其笔下的人物中找到他的化身，可以说，憨直的郭靖是他，怀才不遇的陈家洛、深情的杨过、饱历江湖险恶的令孤冲，乃至游戏人间的“世界仔”韦小宝也都有他的身影。他本身就是矛盾人格的混合体，注定要为名利得失、恩怨情仇所缚，为灵肉冲突所扰。所有的这些纠结、矛盾，大致可从家国恨、儿女情的维度来追根溯源。
金庸的家国情怀、忧患意识，与成长的环境、经历息息相关。浙江海宁是良渚文化发源地，人杰地灵，近代出过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名人，金庸曾形容他们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悲剧意味，“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查家是当地的望族，书香世家，祖上出过大诗人查慎行。金庸的祖父查文清做过知县，处理过民众烧教堂事件。这位丢了官的老人，在孙儿的心房里种下两颗种子，一是外国人欺侮中国人的意识，二是多读书的观念。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是个心地纯良的乡绅，受过西洋教育，他在圣诞节送给儿子的礼物是狄更斯的《圣诞颂歌》。这本表现互助互爱思想的西方名著，也深深感染了金庸，更成为陪伴其人生的宝典。他曾说，“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这是一个伟大温暖的心灵所写的一部伟大的书”。金庸的母亲在战乱中患病早逝，生前的言传身教也给他留下宽厚待人的影响。哥哥在上海读大学，给他带来的是五四新文学著作。金庸在读过巴金的《家》后，懂得了“要平等待人，对人要温柔亲善”。他像觉慧对待凤鸣那样，善待家中的丫头“月云”，虽嫌她长得丑而无恋爱之心，却立心不打她骂她，有时还会讲故事给她听。这就是少年时代的金庸。家教家风的熏染，形成了他立身处世的思想底色。而家国的兴亡、人世的变故，又给了他别样的人生教育，铸就了他的侠义心性。
生长于风云变幻的社会历史时期，他像许许多多的国人一样，身历家国离乱之不幸，对暴力的无情，对祸福的不测，有异于常人的深切认识和感怀。大时代的烟尘降于个体生命的头上，可以成为灭顶之灾。父亲的厄运，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他为此“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后来，在写《袁崇焕评传》时，由袁的处境想到父亲的离世，又“伤心得肠也要断了”。丧父，成为金庸生命中的一个隐痛，也成为其创作的一个情意结。由此，也就不难理解金庸小说中的一个现象，主角大都自幼丧父，且视父亲为心目中的英雄。
他在小说创作中找到释放心结的出口，而这些作品也就成为其寄寓身世、观照社会人生的利器。他的复杂精神世界，难以调和的思想矛盾，他的执、他的伤，他的痛，都能在作品中找到蛛丝马迹。而笔下英雄由“立”到“反”的演变轨迹，也印证了他自我蜕变的心路历程。
他的故事情节变化万端，似是天马行空的杜撰，而事实上不少作品皆有所本，不乏家世的写照。熟读金庸武侠作品的读者，从《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身上，可窥见金庸表兄徐志摩的书生形象与风度。从《神雕侠侣》中可看到梁思成与林徽因的爱情故事，有索隐论者更是力证此作乃这对民国才子佳人的传记。《鹿鼎记》中一段文字狱的故事，“维民所止”被上纲上线曲解为“雍正无头”，本于查家祖上的一桩冤案，有据可查。挪移、嫁接，虚虚实实，借古喻今，是金氏小说创作的一大绝技，他以影射的方式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众风云人物都变成了“江湖中人”，如《笑傲江湖》中的诸多“武林高手”，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林平之、左冷禅，都可在现实中对号入座找到原型。作品以江湖恩怨，反映争权夺位的政治现实。“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就是他的创作初衷。
有不可解之情，自有非比寻常之作。
金庸的小说总是在借笔下英雄豪杰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抒发心中郁结、幽幽意绪。郭靖深爱黄蓉，然因与蒙古华筝公主有婚约，陷入情与义的困境。他刚正不阿，但又隐隐意识到一成不变难以处世。绝情谷中，慈恩要杀黄蓉为兄复仇，“心中因仇起伏，善恶交争，哪里决得定主意”，“心中这一番火并，比之他生平中任何一场恶战都更为激烈”。《神雕侠侣》中对“情是何物”一唱三叹，更是奏出情爱的绝响——
杨过低声吟道：“问世间，情是何物？”顿了一顿，道：“没多久之前，武氏兄弟为了郭姑娘要死要活，可是一转眼间，两人便移情别向。有的人一生一世只钟情于一人，但似公孙止、裘千尺这般，却难说得很了。唉，问世间，情是何物？这一句话也真该问。”小龙女低头沉思，默默无言。
恩怨情仇，生死爱欲，都是金庸小说中荡人心弦的主调。
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庸的历史视野、思想意识也在不断深化，人生观、价值观都趋于成熟。一大表现是从二元对立的僵化观念中解放出来，摆脱了失衡的人格，消解了正邪不两立的偏狭意识。认识到人性的多面与复杂，笔下人物形象也相应发生变化，变得更加圆融立体，由单面英雄而多面雄杰，由大侠而常人。岳不群武艺高强，外表温文儒雅、谦虚大度，俨然是正人君子，恰恰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此人说的话与郭靖并无不同，二者俨若孪生，但形象又对照鲜明。金庸在还原人生的真相，似乎也在喻示那个全心为民的完人之不可再，倒是“不动声色坐收巨利”的伪善小人处处可见。
人到中年，金大侠和自己和解了，个人的思想进入到豁然开朗的境界，于是有了令狐冲的形象。这个兼具儒道精神的人物，活得洒脱不拘，自由自在，在名利场中游刃有余，不受束缚。金庸自己也说，“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到了压卷之作的《鹿鼎记》，他以戏笔戏说社会历史人生，彻底消解了正邪、善恶的界限，进到无是无非的境界；人物形象更是来了一个大反转，韦小宝不过是一个巿井之徒。他在这个人物身上找回了自己，彻底地放下所有的心结、撤下面具，以真面目示人，且笑傲江湖。
这就是金庸的武侠世界、武侠人生。说来，他始终是一个书生，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心中有梦。他的梦可能荒诞离奇，情感却是真实的。这位士大夫式的儒侠，事实上也有几分中世纪骑士的风范，俨如那手持长矛骑着瘦马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他的小说“好”与“不好”，根本不是问题，其可贵在一份文人的天真。
■作者简介
蔡益怀
文学博士，香港作家、文学文化评论人，任教于香港多间大专院校，教授创意写作等课程。著作有小说集《前尘风月》《东行电车》，散文集《客栈倒影》，文学论集《港人叙事》《透视我城》《阅读我城》《本土内外》《小说，开门》《创作，你也能》等。小说《香港的最后一夜》获第16届香港青年文学奖，散文《师道》获“首届全球丰子恺散文奖”，评论《我城地景》获香港“2020中文文学创作奖”（评论）等。
来源 ｜ 晶报APP
编辑：陈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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