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锡锋
我本和白军君先生素不相识且至今未曾谋面，而对他的了解始于对他笔下文字的欣赏。我知道他写过诗、写过散文、写过小说，当然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写的东西与众不同，文字经得起推敲，思想耐得住品味。然而，当几个月前白先生应约在《吕梁日报》就《诗经》中的篇什进行系列解读的时候，我还是在期盼之余替他捏了一把汗，因为对生成时间早的经典文本进行解读的人已不可胜数，这无疑给后人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高标。
让我感到高兴的是，白先生因积淀有年、思出于己而做到了独出机杼且不负众望。他的开篇之作聚焦《关雎》，慧眼独具地提出“为什么是荇菜”的问题，并从美学的角度予以了令人信服的阐释，深化了人们对古代爱情的理解；而随后对《蒹葭》的解读，他也抓住了“伊人是谁”这个锁钥，经过分析而得出“怀旧之作，主旨不出恋人离别后的苦痛”的结论，坐实了中国爱情“道阻且长”的文学源头。特别是第三篇《“硕鼠”就是鼠大爷》的横空出世，更让我有了眼前一亮的感觉，因为他对“硕鼠”的正名出人意表一如石破天惊。
众所周知，关于《硕鼠》主旨，《毛诗序》认为刺国君“重敛”，而朱熹《诗集传》则认为刺有司“贪残”，两说貌似不同，但所刺对象虽有“昏君”和“贪官”之别，“反抗奴隶主剥削劳动人民”之意则毫无二致。而后世皆沿袭此说，就是当今中学课堂和大学文学史教材也均无一例外地以“刺”说为圭臬。对此白先生颇不以为然，他不仅首先通过“‘硕鼠’食黍、食麦、食苗，所食之物都是植物，只有田鼠的食性才是这样子”的推理，有理有据地否定了“硕鼠”就是“大老鼠”的习惯性看法，同时通过对该诗诞生地魏国（今芮城）农业发展史中鼠灾严重史实的考察，和对民歌创作者文化基础和生活依据的分析，旗帜鲜明提出“’硕鼠’就是鼠大爷”这一论点。在他看来，《硕鼠》不过是人类在农业生产和发展史上试图征服自然或曰“与天斗”“与地斗”时“与鼠患斗”的一曲长歌，其间警告和哀求、愤怒和祈祷、悲痛和抗争等诸多矛盾情绪真实而又和谐自然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该诗特有的多声部的艺术交响。
白先生无疑是大胆的，因为要让读者从先入为主的前人陈说或曰成说中解放出来并不容易，而且也容易招来物议。事实上，白先生文章发表之后，有一些在中学或高校从事语文教学的老师，就和我说过他们或平和或激愤的不同看法。我理解这一切，因为“诗无达诂”是文学鉴赏的基本常识，而见仁见智更是文本阐释的常见现象，仅以《诗经》开篇之作《关雎》为例，对其主旨就有美“后妃之德”和“后妃求贤”、刺康王晏起、贵族贺婚歌、恋诗及求贤登诸多不同的理解，而鲁迅当年也曾说过：“同是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更何况，如若我们自己也曾自信满满地按照教学参考书向学生们讲授过《硕鼠》反映了阶级矛盾的话，让我们突然否定自我而接受新说，不仅需要见识和能力，也需要胸襟和雅量。不过，就我而言，虽然也曾在三尺讲台向学生们讲授过《诗经》，但却对白先生的论断表示理解和赞成，这不仅因为我欣赏他的探索精神，更因为他的说法可能更接近文本本义。
众所周知，诗三百篇，由于其篇幅短小语言简约，本身就给人留下了较为广阔的诠释空间；而汉兴之后确《诗》为“经”，汉儒便以美、刺说诗，把文本由独立自足、情感丰沛的本体，转换为某些本质上外在于诗歌的儒学政教伦理的喻体，于是外加于诗的曲解误解的尘垢，便在与时渐增的同时，也呼唤着人们的清理。正因如此，虽说“诗无达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汉姆雷特”，“形象大于思想”，但是对文本本义的追寻却始终是文学研究者孜孜以求的事业。宋欧阳修在《诗本义》中，就将《诗》义归纳为诗人之意、太师之职、圣人之志和经师之业，并对四者进行了“本”和“末”的区分，充分体现了他对“诗人之意”即作者作品本意的重视与探究。遗憾的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仍把“圣人之志”和“诗人之意”并视为“本”，这不仅导致了“二本”两元之说，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的圣人之志的体察往往游离于诗文之外，实是援引世俗观念和政治理念解诗，虽丰富了对诗可“喻”之意的理解，却影响着对文本本义的解读。好在以姚首源为代表的清代独立思考派学者，对汉儒和后来的程朱理学都提出质疑，跳出了沿袭已久的政教化说诗理论的束缚，以疑古勇气、实证精神、诗人意味去追寻诗歌的本义，力求通过“涵泳篇章，寻绎本义，辨别前说”还“原诗之真面目”。而现代意义上的《诗经》研究，正是接续清代独立思考派“以文学说经”的思路，通过对《诗经》经学性质的消解以及对文学性质的确认开始的，胡适、顾颉刚、钱玄同、郑振铎、闻一多、郭沫若，无不如此。当然毋庸讳言，现代启蒙学者和共和国成立后所撰文学史，无疑多受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凡谈及古代文学作品主题，几乎无一例外地沿袭了阶级分析的方法，于是中学课堂上讲述《硕鼠》《伐檀》便至今率由旧章，作品都成了反抗阶级压迫的产物，惯性思维和本本主义使得返璞归真并非易事。
正因如此，白先生的辛苦和见解便十分值得尊重。不是说，两千五百多年前就不可以或不可能有反抗剥削的作品，而是说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文艺理论为指导在“实事”基础上的“求是”的确十分重要。回到《硕鼠》，民歌不过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而已，在生产力水平低下而自然灾害严重的地方，劳动者把人与自然的斗争形诸歌咏情通理顺，自然也就顺理成章。而且，如喻体是奴隶主，“食黍”、“食麦”之后食其它果实尚可理解，而“食苗”何以落实？莫非是奴隶主的生活也到了食苗而生的窘境不成？倘若是，该诗的讽刺力量也恐怕就大打折扣了，而这显然不是刺贪、刺君、刺政说者的初衷。更何况，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历朝历代的文人学者都没有多少人敢率性地将文学的标枪直接掷向统治者，我们怎么能脱离文本和历史真实而“己所不欲却施于人”地让几千年前卑微的奴隶去膺此重任？不错，作为读者，可以对作品做出不同的理解包括理解为刺贪刺虐刺君，但请注意这不过是《诗经》“兴、观、群、怨”社会价值中“兴”和“怨”的体现，而并非文本的本义。文本的本义是“本体”，而此外见仁见智的理解不过是“喻体”，我们可以存“刺君”一说以供参考，但不能囿于陈说以“喻体”遮蔽“本体”本义，更不能简单地将“喻体”定于一尊，因为这样的做法不仅不符合文学研究正本清源的要求，也违背了文学鉴赏“诗无达诂”规律，未必是对原始作品和文化遗产真正的尊重。
作为对《诗经》作品的系列解读，白先生的奉献显然不止于此。在《车人赞歌》中，他从《伐檀》中读出了古代从事造车行业的“车人”对自己劳动的自豪与礼赞；《棠棣花》则一如既往地抓住独特的文学意象，分析了《采薇》因戍卒忧时伤事、爱国恋家而催生的沉郁与悲慨同在、哀伤与豪迈递进、思归与战斗并举的复杂情感和深广意境。而从第六篇文章起，他将关注的目光由农人、车工、士卒的生活再次转移到《诗经》里最多的爱情故事中来，“一瞥惊鸿”自然“情动河边”，纵然“流水无情”却仍“滨水狂欢”，“窈窕”的身影出入“东门”且浪漫于“山”“隰”之间……白先生用他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有“去伪存真”的深意存焉的系列文字，给我们铺陈展示和演绎了本色自然而真情饱孕的中国爱情的古典华章。白先生的解读，不仅将“诗”成“经”后所蒙的尘垢拂去不少，同时也让我们从文学言语层面切入，逐步深入到文学形象、文学意蕴、哲学意味和审美意蕴层面，在《诗经》多维立体的审美结构和艺术堂奥中探精测蕴。如果说前者是内容上的返璞归真的话，那么后者则是艺术上的还“经”为“诗”。作为诗人，他在用诗的语言、诗的逻辑、诗的艺术解读诗作，他善于“披文入情”，对每一篇作品的理解都清醒精准且深刻充分地把握住感情的脉络，并常运用音乐术语进行易为人知的类比阐释；而在《山隰有某》中，他则指出了“山”“隰”隐喻男、女的艺术特点，这和大家熟悉的以“打鱼”“钓鱼”隐喻求偶、以“烹鱼”“吃鱼”隐喻合欢、以“饥”隐喻性需求得不到满足、以“食”隐喻性行为、以“饱”隐喻性行为的满足等一起，有助于大家对《诗经》内容的深入理解和对创作手法及其规律的进一步掌握……
古人谈及儒家经典著作，常用“六艺经传”一词，“经”指诸如《诗经》之类的经书，而“传”则是指阐释“经书”的文字。两千多年来，研究《诗经》的著述数以数千计，存世的也有一千多种，它们经岁月长河的淘洗不乏经典之作，但仍给后来者研读《诗经》留下了巨大的空间。白先生曾和我谈及，于中文而言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班出身，可在我看来这倒让他有了不轻入前人窠臼的优势；而他过去以自强谋生立业的经历，使得他纵是读书为文也有“板凳需坐十年冷”的奋斗勇气和钻研精神；尤为难得的是，他在文字文学方面本就不无天赋，而饱经沧桑的人生经历使他对人事和作品更容易有深刻且不循常规的体察与理解。正因如此，我希望着看到他更多的解读经典的文字，因为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传承中华经典文化善莫大焉。至于其文字流传的广度和历史久远度，无疑首先取决于他自身继续不懈的钻研，同时也需要读者诸君的关心和关注。
我突然想到，文学作品犹如美人，她需要爱她的人的理解与欣赏，因为“爱是理解的别名”；而研读文学作品的好的文章，同样也需要知音，因为“兰蕙本为空谷品，花香独契素心人”；而真正的知音，都有“静”的心境和“敬”的心态，在世风浮躁的当下尤需如此。我也想到前两天白先生和我微信谈及他写的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曾引用明人童佩的诗句回复他：“花气惟春识，书声只鹤闻。传经君独往，弟子候河汾。”我权将这两句诗作为本文的结尾，“花”“书”者，既指《诗经》作品，也指“传经”的白先生的文字。我同时摘引其中一句作为本文的题目，“题”古义为额头，“目”本义乃眼睛，而文章“题目”更是“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我以此为题目，其意正是在呼唤更多善解人意的“春”和“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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