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项重大突破，也是全国首创。

6月23日下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在“临终决定权”上，修订稿做出了大胆突破，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患者生前预嘱的要求，如果病人立了预嘱“不要做无谓抢救”，医院要尊重其意愿，让病人平静走完最后时光。

央视早前一则关于生前预嘱的报道，曾提到了两个案例：一位男性因为身患晚期胃癌在北京301医院住院，他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插胃管，从鼻腔里插进去，再从嗓子通到胃里，一插就是一年。另外一位是黑龙江省虎林县第一人民医院的护士长，因为查出肺癌，半年的6次化疗给她的身体造成创伤和难以承受的痛苦⋯⋯

巴金先生最后的6年时光，都是在医院度过的，先是气管切开，后来只能靠鼻饲和呼吸机维持生命。周围的人对他说，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着，巴金不得不强打精神表示再痛苦也要配合治疗。但巨大的痛苦使巴金多次提到安乐死，还不止一次地说：“我是为你们而活。”“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现代医学让濒临死亡的患者有了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生命的可能，但很多患者也因此陷入了极大的生理痛苦之中。有患者甚至流着泪对亲属说：“我不怕死，但我怕疼”。

死亡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结局。从亲属的角度来讲，总希望能最大限度延续患者的生命，并会为未能倾尽全力而深深地愧疚和自责；从医院的角度来讲，即使明知救治是徒劳的，即使明知患者会痛苦不堪，也不得不穷尽一切手段，因为若单方面遵循患者意愿，可能会被认为没有采取足够的抢救治疗措施，存在消极不作为导致患者去世，并被要求承担法律责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围绕患者生命的问题上，各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和诉求主张，惟一没有发言权的就是患者本人——这样的逻辑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

深圳立法推动生前预嘱，就是要将“临终决定权”归还给患者本人，让其有尊严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公里”。

生前预嘱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律师路易斯提出，美国加州率先于1976年8月推出《自然死亡法案》，该法案允许患者依照自己意愿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自然死亡。此后的20余年间，“生前预嘱”和“自然死亡法”扩展到几乎全美及加拿大等地区。

早在2006年，中国大陆成立了第一家推广“尊严死”的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并推出“生前预嘱”的文本《我的五个愿望》，但一直没有相关法律支持，通过立法明确生前预嘱制度，深圳走在了全国前列。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生前预嘱的核心是把临终决定权交还给患者本人，至于患者如何选择，并没有标准答案。

称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的著名作家史铁生，生前就已决定捐赠遗体，但如果停止呼吸超过15分钟，他所有的器官都将失去价值。在史铁生生命进入倒计时之际，一位等待肝脏移植的天津病人，经初步化验与其肝脏相匹配，为了能顺利完成器官捐赠，史铁生强忍剧痛硬撑了整整八个小时，才停止呼吸。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一书中曾经说：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该怎样有尊严地离去，言人人殊。但无论如何，人对于自己的生命应该拥有临终决定权—— 这，也是建立生前预嘱制度的意义所在。

来源丨晶报APP

记者：彭健

编辑：李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