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碳”背景下，做好绿色转型已成为时代必答题。彭文生认为，绿色转型要求我们把绿色能源或者新能源的价格降到化石能源的使用价格。同时，也涉及如何平衡低碳绿色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可增收的转型负担，这里面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对此，他提出了绿色溢价概念，即新能源或者清洁能源的使用成本和传统化石能源的使用成本之差。

　　彭文生表示，降低绿色溢价有两个方式：一是通过技术进一步降低可再生能源使用成本，二是提高化石能源使用成本，包括碳税、碳交易市场形成的碳价格。但是全球能源危机表明，如果仅仅或主要靠提高化石能源使用成本，会对整个社会可承受的转型模式带来很大挑战。因此主要还得靠技术进步来降低清洁能源使用成本，中国在这方面已取得明显进步。

　　“过去我们很难想象，今天的光伏、风力发电成本已经能低于化石能源发电成本。”彭文生认为，新能源是制造业，而制造业有规模经济效应，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在逆全球化趋势下，应该发挥中国的规模经济效应。

　　彭文生还指出，规模经济其实一直都存在，但现在要更强调其重要性。一是逆全球化背景下，小国通过参与全球分工享受规模经济的空间小，瑞士信贷近期的危机就是例子。二是数字经济时代，规模优势更加突出，数字经济边际成本比过去低，规模可以做得更大。

　　彭文生表示，促进技术进步，降低可再生能源成本，要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应。这里面包含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两种。内部规模经济即企业本身做大，实现上下游之间的纵向联合。外部规模经济，则是整个行业做大，实现上下游集聚效应，大家共同的规模增加，降低成本。

　　具体到新能源领域，彭文生提到，释放需求侧红利，就要做好补贴，推动绿电、绿政交易，增加整个绿色转型相关的公共品供给能力，加大配电网投资建设，推动充电、换电设施的建设和合理布局，推动储能提升电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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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常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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