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卷，似乎是当下大部分人的共同感受。
但我们又究竟在卷些什么呢？
2013年，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发表了一篇文章《谈谈“狗屁工作”现象》。文章中，他把那些不该存在却耗空了人生的工作称为“狗屁工作”。
一石激起千层浪，格雷伯的文章引起了蝴蝶效应：它在网站上获得了100万点击量，几周内就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在各国的杂志上转载。无数人给他留言，认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却令人心累。
这让格雷伯感到惊讶，却也发现，在这篇文章被发表之前，“无意义的工作”泛滥的社会现象几乎没有得到系统性的关注。
他决定继续研究，最终写成了《毫无意义的工作》（Bullshit Jobs）一书，告诉深陷“无意义工作”的打工人，在思考意义的同时，也可以获得一份开解自身的“药方”。
《毫无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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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毫无意义的工作》被视为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嘴替，道出了“卷心菜”们的心声，中文版出版1年多已经，获得了近万读者的好评。
今年，阿信出版了大卫·格雷伯的另一本新书——《规则的悖论》。
《规则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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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阿信专门为你邀请到了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雪光，为你做一次新书导读。
本书的主题刚好涉及到周雪光教授的研究领域，多年前，周教授读了格雷伯与他人合著的The Dawn of Everything，留下了深刻印象。
顺鸡寻蛋，周教授又找到了《规则的悖论》。
格雷伯提出，“我们亟须一种针对官僚制度的左翼批判。本书准确而言并不能为这样一种批判提供大纲。… 这是一部文集，每一篇都指向了一些左翼对官僚制的批判可能采取的方向。”
不出所料，这本书带有格雷伯的标志性特点：鲜明立场加激情色彩。
周教授说：
作者有广阔的视野、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观察，超越了通常的学术场域来看待官僚制，从生活经验常识、学科知识、到哲学思辨，汇成有冲击力的语言，读来颇有新鲜感，刺激想象，不时引发我“对话”的念头。
本文作者：周雪光
先说一下关键词的翻译。
作者的主题，在英文中是“bureaucracy”，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20世纪初提出的一个分析概念，有两种中文翻译，一是官僚制，二是科层制。两种翻译在中文中都有广泛应用，我自己过去也都采纳过这两种译法。
周雪光
近年来，我更为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历史上的官僚体制与韦伯意义上的bureaucracy有重要的区别，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有必要在行文讨论中将这两者区别开来。
官僚制一词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官-僚要素特色，而科层制则近于关于科-层结构的直白刻画，与韦伯的原意更为吻合。
所以，我以为将“官僚制”保留为描述中国所特有的官僚体制所用，而将“科层制”用以描述韦伯笔下所描述的bureaucracy理想类型。
这本书的中文译者选择将“bureaucracy”译为官僚制（译者另加脚注，说明另外一种译法）。为了便于读者阅读中译本，我在这个读书笔记中仍然采用“官僚制”这个译法，这样不会给读者造成困惑。
但请读者注意，本书（以及本读书笔记）中的“官僚制”一词，乃是指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式正式组织。
这是18世纪以来随近代国家和资本主义大生产而兴起的一种新型组织形式，集中体现在近代以来的政府组织形式上，与中国历史上的官僚体制形似实异。
作者从“官僚制”一词在各类书籍中出现的频率展示，在二战后频率扶摇直上，直到1970年代末开始下降。
作者说，官僚制组织暴露出诸多弊病，例如官僚作风、效率低下，等等，一度引起各种批判声讨。但是，官僚制在二战后得以大力发展，已经广泛深入社会各个领域，以致今天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作者提出了“全方位官僚化（total bureaucratization）时代”这一概念。美国在二战后的世界地位，其官僚体制在世界各地有了广泛传播。
作者讨论了美国官僚制的一系列特点：公域政府组织与私域企业组织的边界模糊，更为重视效率管理，政府制度犹如公司制度。作者的讨论着眼于政府组织，但也不时地将公司组织囊括其中。
这一过程——公共和私人权力逐渐融为一体，充斥着最终旨在以利润的形式攫取财富的规章条例——尚无一个名字。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些事之所以会发生，很大程度上缘于我们缺乏谈论它们的方式。
作者认为，美国政府全方位官僚化的趋势是近几十年开始的。
这不仅仅是一次权力重组，而且是一场文化变革。在此背景下，金融和企业圈子里发展起来的官僚技术（绩效考核、焦点小组、时间分配调查……）得以入侵教育界、科学界、政府等其他社会领域，并最终渗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追踪这一过程的最佳线索或许是它那套语言。这些圈子里首先出现了一种奇特的话术，满是光鲜又空洞的用词，诸如愿景、品质、利益相关者、领导力、卓越、创新、战略目标或最佳实践。
这类机构总是创造出一种共谋文化。重点不在于某些人有办法打破规则，而在于衡量一个人对组织是否忠诚，某种程度上就看他是否愿意装作视而不见。当官僚逻辑扩展到整个社会范畴时，我们全都开始配合演出。
作者有一个重要的观察。
在1980年代以来，西方官僚制组织有一个重要的转变，即随着里根、撒切尔保守主义上台，试图对政府组织进行改造和重组，政府组织理论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诱发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其主要内容是将越来越多的“市场原则”“市场激励”和基于市场的“问责程序”纳入官僚制本身的框架。
回头来看，所谓新公共管理理论对美国政府运作实际上并无太大影响。
在美国，公共管理领域没有得到很大重视，新公共管理理论没有进入组织学研究的主要文献。
但这一理论取向似乎对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政府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一思路影响下，政府越来越像公司，政府领导越来越像老总。其他各类组织也有类似演变趋势。
如今大学里的学生把导师称为老板，可以说是现实的一个折射吧。
当然，我不相信一个外来的学说理论本身会有这么大的作用。如果它真的发挥了影响，那应该是它迎合了官僚体制内部的需要。
作者兴趣广泛、知识渊博，在讨论中将日常观察、时事故事、学术理论信手掂来，若读者不熟悉这些事件信息，可能会眼花缭乱，难以跟上作者的跳跃思绪。仔细读来体会，不时有洞见闪烁。在这里择一二讨论一下。
大卫·格雷伯
其一，作者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官僚体制的一大特点是生产沉闷无聊，简单的文本、单调的程序，无意义的过场，等等。
官僚知识其实就在于纲要化。在实践中，官僚程序总是意味着无视真实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幽微之处，将一切都简化为预先构想的机械化或统计学公式。
作者感叹道：
无怪乎这一切可能会令人类学家绝望。人类学家为密度所吸引。我们手头的解释性工具最适于在复杂的意义之网中穿行——我们寻求理解纷杂的仪式象征、社会戏剧、诗歌形式或亲属关系网络。
而在官僚制单调枯燥的表格列表和程序中，学者们能够解释放出怎样的想象力呢？
这让我联想到，学者们对官僚体制的研究大多着眼于事件过程，而不是日常程序，或许原因正在于此：规章程序就像一个黑洞，隐去了活生生的实际过程和内容。然而，正是在这些日常程序中隐藏着官僚机器运转的密码。
过去200年间，占支配地位的官僚制组织最深厚的遗产，就是把这种理性、技术手段和两者最终服务的非理性目的间的简单割裂变得如常识一般。
在国家层面上是这样，公务员的荣誉感源自找出最有效的手段去贯彻本国统治者碰巧设计的国家命运——无论其根植于弘扬文化、帝国征服、追求真正平等的社会秩序，还是谨遵《圣经》律法。在个人层面上也是这样……
作者写道，官僚制和暴力密切关联。
我想论述的是，暴力，尤其是结构性暴力（我是指普遍存在的、靠威胁施加身体伤害为根本后盾的社会不平等形式）造成的情境总是倾向于促成我们对官僚程序的惯常印象，即一种有意为之的盲目。
暴力能促成专断的决定，由此避免更平等的社会关系里特有的辩论、澄清和再谈判。
与此相对的另外一点是，
我也坚持认为，从这些最富戏剧性的层面切入暴力，很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暴力及其造就的情境的一大显著特征就是非常无聊。
在美国监狱这样暴力至极的场所，最恶毒的惩罚形式仅仅是将一个人关在一个空房间里长达数年且无所事事。像这样清空一切交流或意义的可能性，才是暴力及其所作所为的真正本质。
其二，作者的一个观察：在二十世纪后半段韦伯、福柯大受欢迎，他们的很大一部分吸引力在于他们对官僚制的态度。
事实上，有时我感觉整个20世纪只有这两位聪明人发自内心地相信官僚制的力量在于其有效性。也就是说，官僚制的确行得通。
韦伯将官僚式组织视为理性在人类事务中的化身，明显比其他形式的组织优越太多，恐要吞没一切，将人类囚于了无生趣的“铁笼”（iron cage）之中，尽失精神力与个人魅力。
福柯的理论更具颠覆性，但这种颠覆对官僚权力有效性的揭示有过之无不及。在他研究庇护所、医院、监狱和其他对象的著作中，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健康、性、工作、道德，以及我们对真理的概念本身——原本都不存在，不过是由这样那样的专业或行政话语造出来的。
借由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和生命权力（biopower）等概念，他主张国家官僚制最终形塑了人之存在的基本参数，与个体的关联之紧密远超韦伯想象。在福柯那里，一切知识形式都成了权力形式，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形塑我们的思想和身体。
其三，作者另外一个有趣的观点：
事实上在支配关系中，通常是从属者实际承担起了理解相应的社会关系如何真正运转的工作。
也就是说，当权者对被支配者不甚了了，而后者对当权者却了如指掌。
这里的道理是，权力使人任性，无需关心权力接受者的感受，但后者因为其利益风险而不得不细心领会和解读来自权力的每一个微小信号。
或许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信息不对称，在这里，象征资源的控制与反控制，观念建构与常识直觉与之间的互动，微妙且意味深长。
作者是西方左派思想的重要学术代表和代言人，因此不难注意到作者的鲜明取向，特别是反对当代强大国家机器的立场。正因为此，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极为尖锐、很有启发性的观察和观点。
我提出一些想法，与作者的观点“对话”。
作者在第二部分讨论了官僚体制对科学创新的抑制和扼杀，所依据的例子是在二战后那些科技蓬勃发展年代的许多科学预测至今没有实现。但是，从作者的讨论可以看出，他对科学与技术领域实际过程和推动力的知识了解实在有限。
作者写道，
一种怯懦的官僚精神已然渗透进智识生活的方方面面。许多时候，它被一套充斥着创造力、主动性和企业家精神的话语所遮蔽。
但这套话语毫无意义。最有可能提出新的概念性突破的那类思想家最不可能获得资助，而就算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取得了突破，也别指望找到什么人愿意跟进他们最大胆的探索方向。
这些方面的确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作者的判断不无道理。但是，也可以想到许多不同的例子。
举两个我知道的在美国学术界的例子。
其一，组织学家马奇在一次学术大会上提出，在研究资金与研究人才两者之间，研究人才是更为稀缺的资源。所以，不应该是研究人才去追逐研究资金，而是应该相反，研究资金去追逐研究人才。
会后，一个基金会找到马奇，表示同意他的看法，并愿意资助他的研究工作。在随后的多年里，马奇一直得到这个基金会的资助。
其二，在一次研究项目审核会上，主持人力主将一位诺奖得主的申请项目拿掉，他的理由是，这位申请人虽然过去在这个领域做出了优秀工作，但多年来没有新的重要进展，把资金给他的项目，是对纳税人不负责任。
我想说的是，在社会中，有着其他超越官僚制的创新动力。
作者写道，对苏联的最终胜利并没有真正导向“市场”的支配。它最大的影响仅仅是巩固了从根本上持保守立场的管理精英的支配地位；那些企业官僚打着短期、竞争、底线思维（bottom-line thinking）的幌子，压制任何可能具备革命性影响的事物。
这一点也可以商榷。事实上，在1980年代以来，在科技界出现的新兴组织形式以扁平流通、松散关联为特点，正是针对等级制度官僚制的修订和突破，也因此推动了信息技术、生物技术、AI等一系列科技进步。
可惜作者并没有看到这些组织创新及其意义。
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不断想到我熟悉的中国场景，也更加意识到比较制度研究的重要性。例如，作者提出的当代社会“全方位官僚化（total bureaucratization）时代”。
他不知道的是，早有学者(Balas)提出了关于古代历史上中国社会官僚化的观点(“China as a permanently bureaucratic society”)。本书里涉及的一系列现象都可以放在中国背景下解读思考。
作者讨论了官僚体制对技术创新的抑制与扼杀。“我们总是被提醒说，互联网释放出了各种创造性远见和协同智慧。它真正带来的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奇怪倒置，创造力被统筹起来为行政服务，而不是相反。”
这让我想起了经济史学家 Landes的发问：历史上几次科技革命的前夕，中国当时的科技水平都居世界前沿，但为什么都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
Landes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官僚体制追求稳定秩序，而科技革命则释放出新的活力，冲击已有秩序，所以被抑制打压，难以传播。
新的科技在不同文化中的角色也各有不同。印刷术在欧洲引起新教革命，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刷术则成为官僚制中科举和文牍制度的推动力。
作者在本书中极力地延伸了他的想象力和批判力，时而超越了他的专业知识范围，其观点不无争议。
然而，正是因为这种想象力和不同观点的存在，提供了一个比较制度的视角，引起了人们的思想碰撞，无论是共鸣、赞许、推进，还是异议、批评和推翻，因此给社会带来生气，扩展思想的空间。
在世界高度关联的今天，这一比较制度视野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