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救谁，谁能救我？——《我不是药神》观后有话说今年夏天，有一部电影从宣传到上映，就延续着火火火，作为一部现实题材力作，被称为良心制作，情节在笑点和泪点中交错。一念执着，在上映初期我就到影院看过，曾在压抑中思索，想寻找一吐为快的快乐，却时过境迁烟消云散了，失语于人低言轻的沉默。可是，如鲠在喉，一遍遍地叩问，“我能救谁，谁能救我？”却成为挥之不去的心魔，成为一种折磨，难免辗转反侧。特别是当长生疫苗事件的出落，再次回顾观看《我不是药神》中的时刻，有话要说。从电影的结尾和报道中，我们知道《我不是药神》是一部源自真是事件的改编之作。对于事件知道的人，也许看电影是一种审视电影是怎样铺垫，推动情节发展，运用的技巧有什么，演员的演技如何。而对于我，却是没有做任何功课，期待一场带入感的冲击，与影片主人翁一起思索，期待故事美好结果的。于是，看到一个人到中年，有些落魄、靠贩卖印度神油谋生的从业者，面对不情愿的儿子即将移民，房东催租，父亲的住院医疗费没有着落，“我能救谁，谁能救我？”千头万绪，苟活中的时空交错。蓦然之间，机会来了，一位慢性白血病患者央求他赴印度带一些仿制药“格列宁”回国。在现实情境下是一种非法，可是也能解救自己于水火，是一种某种违法的堕落，也是一种诱惑。正如影片传达的，这是一种两难的选择，买药的过程也是纷杂困难的，是一个坑，也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蜕变，是人性的复活。故事的主人翁从一种投机赚钱到看到和亲历身边的白血病患者为了活着，一种飞蛾赴火般地努力与执着，还有那“受人点水之人，必当涌泉相报”的契合。让他渐渐从家庭角色的自我走向社会责任角色的自我。与其说他最后不为赚钱的走私药品，是一种心灵的救赎，不如说他是从一种“小我”走向了“大我”，带着肩负一种“我能救谁，谁能救我”社会责任使命感的枷锁，在唱一支与时代和命运抗争的歌。我是谁，我为什么而活？如果说“人生为一件大事而来。”我的人生定位社会角色又如何？这是一种自问，也是一种舍我其谁的无二选择。也许这就是影片最终打动观众，由影院内时不时的笑声到出离的沉默，多少人泪眼婆娑。选材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人性光芒的闪烁，不就在认知的蜕变中生成么？！“我就是我，是不一样的烟火，孤独的沙漠里，一样盛放的赤裸裸……”我能救谁，谁能救我？每一个人都病着，抑或器质性的，抑或精神层面的；抑或先天性，抑或突然而来的……活着不易，不经意间在自救或他救中穿梭，就像鲁迅曾经那样呐喊的，“救救孩子！”何尝不也是救救自我？！总有一种思想和呼唤在时空穿梭，越过阻隔，越过网络，就像总有一些传承者，一些倾听者，共同交汇成“我能救谁，谁能救我”的歌，每个人都能且行且思且珍惜地活着，不断认识自我，超越自我，勇于担责，明天的世界是不是将愈发动人心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