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道出了人们因贪婪而在这个色彩斑斓、声色俱全的世界中迷失的可能。其实，红尘亦有红尘的美好，声色亦有声色的动人。当你在青绿山水的淡彩中忘我，或在金碧山水的辉煌中惊叹时，你是否想过，这淡雅与辉煌作为中华文化的两面，早已融入了我们的血液。千百年来，多少文人骚客或徘徊于楼阁之上，或彳亍于江河之畔，苦苦思索自己应该享受“采菊东篱下”的悠然，还是应该验证“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论断。是谁给他们思索的方向？是谁给他们进退的余地？儒与道，及他们创造的两种思维方式一一有为与无为，它们的生衍与渗透为我们的精神活动开辟了无垠的空间。 春秋战国，是礼崩乐坏，生灵涂炭的时代，也是学术自由，思想活跃的时代。诸子们都试图凭借自己的思考，重新解释万物的本源，社会的本质，治国理念从无到有地产生了，思维方式千奇百怪地呈现了。无法想象当时的学界是何等辉煌，当时的人民是何等苦难。孔子与老子不满那个时代，他们的理想常被笼统地称为原始共产社会，其实细细对比，区别还是很大。 孔子向往“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老子向往“小国寡民”的社会。大同社会的人民“讲信修睦”素质极高，小国寡民社会的人民“重死而不远徙”心智原始。大同社会“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制度刻度发达，小国寡民社会“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制度极其匮乏。总而言之，孔子向往制度高度发达，国民素质普遍较高的公有社会，老子向往制度匮乏，人民心智原始，人民相互隔离，社会形式不完整的雏形社会。 大同社会实在太缥缈，孔子继而提出“天下为家，礼义为纪”的小康社会。只有礼制与教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才能小康，继而才能大同。可是社会的演变未能尽如人意，孔子对此选择了有为。 周游列国，游说诸侯重新宗周，就像恳求饿鹰吐出咽下的兔肉，孔子迎来的只有拒绝。孟子继孔子之后宣扬“仁政”，可战国实在不是春秋。一方面，周王室濒临灭亡，孟子只能将希望转移到诸侯身上，试图以他们之中扶植出一位“王天下”的君主。另一方面，诸侯纷争激烈，孟子需要提出更为确实可行的措施，并在一定程度上迎合诸侯利益要求。他将孔子的政治思想具体化了，提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勿夺其时”“什一”等经济措施。又提出“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将教育措施具体化，他又用通俗精炼的话解释仁，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此之上，孟子骄傲地宣布“以齐王，由反手也！”这是何等气势！正如《声律启蒙》中所说“男儿气壮，胸中万丈长虹。”孟子的有为之心已澎湃矣。 英雄的理论成就英雄的学者。孔子是个细腻的英雄，正如鲁迅所言“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孔子超越阶级，关怀人民，怜悯无能的人，尊重不违背原则的想法，“夫子哂之”这哂笑中融入了多少尔雅温文。孟子是一个隐忍的大丈夫。在那个众说纷纭，金戈铁马的时代，孟子不得已而善辨，却辨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孔子与孟子都是君子气度在不同环境中的代表，也是历代有为之士苦苦追求的榜样。 其实，孔孟精神早已融入了后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两宋时期成熟的青瓷深受文人雅士的喜爱，深究其原因，大约在于青瓷的温润细腻，含蓄蕴藉，恰恰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审美标准。两宋亦是儒学复兴的时代，青瓷的繁荣是偶然也是必然。 中国古代科学多以《易经》为基础，在古代科学研究者的认识中，易经产生的时代是中国人智慧的顶峰，然后开始走下坡路，周文王、老子、孔子依次下降。令人奇怪的是老子位于孔子之上，这与我们平常人的认识有些不同。老子如何高明于孔子呢？ 孔子继承了商周以来的天命观，他虽然“敬鬼神而远之”可是也并没有否认鬼神，更没有解释万物的本源。老子却创造了虚无的本体“道”代替商周以来的天命观，同时否定客观世界的物质本质。老子的学说，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 道是什么？“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合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道是浑朴的整体，无象无形，循环不息，是万物的本源。道的运行就像太极图的转化，包含了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事物的发展至极点便转化到对立面的规律是道。“有无相生”矛盾事物的相互依存也是道。 道维持着万物的生衍变化，它既然有着如此巨大的威力，那么，违拗它的人一定会失败。渺小的人类在道的面前只能选择无为。 所谓无为，当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做违背道的事，一心顺应自然。只有顺应自然，才能真正利用道的规律解决有为者的问题。无为之人，看似什么也没做，实则什么都做了。老子云“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不愿意干涉事物的矛盾发展，可他又善于换用不同角度，利用不断发展变化的矛盾。老子的无为，实则是抓住并遵循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用更为巧妙的方式达到甚至超过有为者的目的罢。 无为思想在治国上的体现便是否定完整的社会形式，绝圣弃智，回归原始。也许，只有当人类摒弃自己对生活的一切改造之后，才能真正地回归自然，顺应自然。 我们常说“人与自然”，这个说法其实已经承认人不同于自然。因此，当人极力回归自然时，他本身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庄子。为了将人对自然的顺应与回归极端化，庄子否定现实，甚至否定自己的存在。“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也许，当你忘记自己时，宇宙似乎都是你自己，当你无所待时，你才能获得精神的游于无穷的逍遥自在。 接受庄子的全部理论，对于后世之人是很难的。可是庄子的精神却存在于文人雅士的心里。当他们被污浊的世事逼迫得忍无可忍时，他们的精神便可跟随庄子，超脱尘世的枷锁，在虚无的逍遥中获得短暂的安慰。或者于酒醉之后，高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向他们的役使者彰显知识份子的尊严。 其实，无为与有为并未完全对立。我们既然生活在社会中，那么就应该有所作为。可是盲目地有为常常会失败，因此我们需要无为一一这种高级的有为。我们固然生活在社会中，可我们不能拘泥于社会，因此我们也需要无为一一这种超越凡俗的法宝。 新时代的人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