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谱》墨迹至今犹存，因文末称“今撰为六篇，分成两卷，第其功用，名曰《书谱》”，致使历代学者聚讼纷纭。或以为现今传世的《书谱》墨迹仅为序言，另有正文湮没，故将传世墨迹题为《书谱序》。或以为传世墨迹即为正文，分裱两卷，因有卷上、卷下之称。近人朱建新在所著《孙过庭书谱笺证》中认为，传世《书谱》墨迹应是全文，因屡经装裱， 中间断失，“卷下”等字脱漏，故多杂议。历史上除此传世《《书谱》墨迹外，尚未有其他“续篇”或“正文”发现。 《书谱》通篇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突出了一个“变”字，其中的精辟之处比比皆是。《书谱》一开篇，就在比较钟、张、羲、献书法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质以代兴，妍因俗易”的美学主张，认为“质”与“妍”无常定，随时代习俗的变化而变化，并把这一主张提到哲学的高度予以阐述。在孙过庭看来，书法艺术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如同整个人类社会和人类生存于其间的的物理世界一样，是不断进化的，明确地否定了“今不逮古”的说法。孙过庭之所以敢于大胆否定“今不逮古”，并非要取消书法艺术传统和书法艺术的根源，而是从更为根本的发生学观点来进行论述的，这便是由“物理常然”所生发出来的“同自然之妙有”与“翰不虚动，下笔有由”的命题。这样的命题似乎与蔡邕“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的提法异曲同工。 孙过庭在《书谱》中谈了书法创作中的核心问题——运笔。他告诫学者要在“执、使、转、用”的技巧上下功夫。针对当时书坛上出现的不良书风，即把一些装饰性的“美术字”作为创新的书法，孙过庭指斥他们为“巧涉丹青，工亏翰墨”，没有在运笔上下真功夫。 最后，孙地庭总结了书法艺术的创作规律，认为学习书法有三个阶段，即平正一险绝一平正。他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任何一位成功的书法家都是要遵循这个规律前进的。《书谱》是孙过庭自己书法实践的总结和升华，这些言之有物、透辟精到的书论给后学者的教益，远远高出那些缺乏书法实践或书艺不高的理论家的泛泛空论。不知要高出多少售。《书谱》无愧是一部书学经典。 《书谱》凡三千五百余言，宏篇高论，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重要命题。如“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书法抒情观，“五乖五合”等书法创作观，“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等书法审美观，“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书法继承与创新观等等，博大精深，见地深刻，堪称书论中的《文心雕龙》，是一部百读不厌的书学经典。 “有唐第一妙腕” 孙过庭的书法，正、行、草造诣均深，尤以草书著称于世。最有影响的莫过于他在公元687年撰书的《书谱》。《书谱》真迹，流传有绪，原藏宋内府，钤有“宣和”、“政和”。宋徽宗题签。后归孙承泽，又归安歧，后归清内府。旧藏故宫博物院，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俗称真迹本《书谱》。有影印本出版。 对孙过庭的书法，古人有不同的评价。窦悬《述书赋》云：“虔礼凡草，闾阎之风，千纸一类，一字万同，如见疑于冰冷，甘没齿于夏虫。”焦蛇云：“凃谓斜釅豁虽运笔烂熟而中藏轨法，故自森然。“王世贞云：“《书谱》浓润圆熟，几在山阴堂室，后复纵放，有渴猊游龙之势，细玩之，所谓一字万同者，美璧之微瑕，故不能掩也。”刘熙载云：“《书谱》用笔破而愈完，纷而愈治，飘逸愈沉着，婀娜愈刚健。”上述所评，涉及到两个问题：其一，《书谱》与王羲之书法的关系；其二，所谓“一字万同”之微瑕。 孙过庭所处的时代，王书风行天下是可以肯定的，他对王书做过深入的研究和长时间的学习，可谓深入山阴堂室。孙过庭自己曾说：“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味钟、张之余烈，挹羲、献之前规，极虑专精，时逾二纪。” （《书谱》）这是他学书的轨迹。但孙过庭毕竟是在理论上卓有建树的大家，他高倡“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在艺术实践中也是这样遵循的。一方面，他游弋于二王的艺术世界，广取博收，取精用宏，《书谱》的秀美、飘逸、流畅、典雅无疑来自二王；另一方面，他总是极力为自己的书法注入鲜活的时代血液，须臾不忘创造自己的艺术词汇。汉魏古意在二王书法中时时浮出水面，而《书谱》中已荡涤无遗。那些劲拔、刚毅、老辣、纷披，如丹崖绝壑、渴猊游龙的笔势气息，全属于孙过庭的创造，正是这种创造，为唐狂草的昌盛作好了铺垫。孙过庭的贡献在于他在二王和张旭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一端是妍美流丽的晋人风度，一端是狂飙突进的盛唐浪漫。 北宋书画家王诜的《草书［千文］跋》是一段专评孙过庭草书的书论：“虔礼草书，专学二王；余初得郭仲微所藏《千文》，笔势道劲，虽觉不甚飘逸，然比之永师所作，则过庭已为奔放矣。而窦臮谓‘过庭之书，千纸一类，一字万同’，余固已深疑此语，既而复获此书，穷研之久，视其兴合之作，当不减王家父子。”王诜在这里谈了自己对孙过庭草书的认识。他说，孙过庭的草书，是专门学王羲之、王献之的。我当初看郭仲微（北宋大臣）所藏的《千字文》，就觉得孙过庭的草书笔势道劲，虽然不像二王那样飘逸，但和智永的书法相比，则已经显得奔放的了。唐代书法理论家窦臮说过：“过庭之书，千纸一类，一字万同。”意思是说孙过庭的书法没有什么变化，写出来都是一个模样。我对这句话本来就很怀疑，等到后来我又得到了《千字文》，细心研究了很久，看其中最得意最优秀的作品，应当是不次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俩的。王诜一反前人说孙过庭“干纸一类，一字万同”的观点，大胆提出了“当不减王家父子”的中肯看法。宋代的米芾虽然对前代书家颇为苛刻，对孙过庭的草书却心悦诚服。他在《海岳名言》中说：“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过庭法。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 清朱履贞在《书学捷要》里说：“草书必宗右军。然古拓难得，今之传世者，转辗摹刻，仅存形体，笔画已失。唯孙虔体草书《书谱》，全法右军， 而三千七百余言， 一气贯注， 笔致俱存， 实为草书至宝。”朱履贞认为，学草书最好是临写孙过庭的《书谱》，而不要去临王羲之的字帖。因为所谓王羲之的字帖，“仅存形体，笔画已失”，而孙过庭的《书谱》却是“全法右军、笔致俱存”。学王羲之的字帖，反而学不到王的笔法，而学孙过庭的《书谱》，却能学到王羲之的笔法。这论述该是很精当的，对于草书的人，颇有启迪。 千百年来，《书谱》博得了众多书家的赞叹和推崇，其中以孙承泽说得最为公允，他说：“唐初诸人无一人不摹右军，然皆有蹊径可寻。孙虔礼之《书谱》，天真潇洒，掉臂独行，无意求合，而无不宛合，此有唐第一妙腕”。 除《书谱》以外，孙过庭写的《草书千字文》、《景福殿赋》、《佛遗教经》也是书法艺术中的佼佼者。冯梦祯在《快雪堂集》中说：“余观《千文》真迹，出入规矩，姿态横生，如蛟龙之不可方物，似从右军（王羲之）、大令（王献之）换骨来。”通篇以今草书为主，掺以章草，草法上下连接，用笔含蓄不露，功力内在，沉着而飘逸，劲健而婀娜，一气贯注，笔致俱存，甚为精熟。卷中钤有唐“龟龙麟凤”朱文印记、南唐“建业文房之印”及“合同”朱文印记、宋米芾“宝晋斋”白文印记。真迹已经散佚，现可见到的有《余清斋》、《墨妙轩》法帖刻本两种，其中《墨妙轩》本为宋人所书，托为孙书。《余清斋》刻本的《千文》，用笔纯熟而不露锋芒，颇有气派。总的看来，孙过庭的《书谱》与《千字文》的书法，脱胎于“二王”，从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二王”法乳。而传世的《景福殿赋》则又是一番气象，面目与《书谱》差别很远，所以历来有人怀疑非孙所作。此帖用笔尖戏方硬，结体有章草遗意，别有一番风姿。该墨迹原件现藏故宫博物院。《佛遗教经》帖约书于《书谱》之后。 《佛遗教经》是佛祖释迦牟尼即将圆寂之时，说给众徒的遗嘱。后经阿难、迦叶等徒的整理形成《佛遗教经》而流传后世。此经2500字左右，言短而意深，佛家精要尽括无余。南北朝时代，经姚氏后秦高僧鸠摩罗什译成汉文，后经孙过庭手书，成为历代王朝的内府秘本，到清朝中叶流落士大夫之手后方有刻石传世。但沧桑变迁，加之战乱侵扰，原刻石不知所向。从此，孙过庭书《佛遗教经》在国内绝迹。民国初年，中国佛教净土宗大师夏莲居居士赴日本讲学，意外发现日本佛教界有后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翻译、唐朝大书家孙过庭手书的《佛遗教经》石刻本，细审“秘府”“缉熙殿宝”印鉴俱全，便出资购回。至今国内未见第二本。《佛遗教经》约书于《书谱》之后。清代华廷黻作跋赞曰：“此帖笔意圆浑，纯从章草夺胎，较之《书谱》，有放敛之别。盖《书谱》乃是属稿，非经意作，虽同出一手而实不相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