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湘漓的灵渠，印证了中原文化、湘楚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流融合；而一件从废旧中“抢救”回来的身世传奇文物，见证先民跨越千山万水历经千年沧桑的交往历史。

在广西兴安灵渠博物院里，一个陈列在二楼展厅的青铜卣（yǒu）特别显眼。这件铜卣，盖已失，通高22.8厘米，足高2.5厘米，重1.6公斤。器身扁椭圆腹，半环形耳，陶索形提梁。扁圆形圈足，前后浮雕大饕餮纹，颈部饰夔龙纹。器内有铭文“天父乙”三字。鲜为人知的是，这件精美的铜卣，是文物工作者当年在废旧收购站“捡漏”来的。

从铜卣的器形、纹饰、铭文的整体和细部看，都与中原地区商代晚期的同类器物风格一致。商代晚期的礼器为何会在广西兴安出现？专家们迫切想解密关于青铜卣的更多秘密。

铜卣内“天父乙”三字铭文又是什么意思呢？经专家对比，“天”字铭文，同中原地区出土的一些商末周初青铜器上的铭文很相近，可以看做是制器氏族的名称。而“父乙”二字，为中国境内发现的青铜器常见铭文之一，在很多商周青铜器上，出现了“父乙”的字样，比如父乙鼎、父乙觥、父乙簋、父乙盂、父乙觚等。一般表示做器者为自己死去的父亲名“乙”者做此祭器。

商朝时，人们习惯以天干之序入名。从殷墟甲骨文中整理出的商王世系表，开国国君成汤（亦名天乙、大乙）之后，都是以天干之序入名，商朝末代君主商纣王就叫帝辛。

现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一件西周早期铜尊，刻有铭文：“小臣作父乙”字样，这表示名叫“小臣”的人为他的父亲“乙”所制。这种以私名为父亲制作青铜器的先例，始于商代晚期。

此类文物，在广西最早发现的是1974年，在武鸣马头乡勉岭出土的两件铜卣。其中一件也是“天”字铭文。兴安铜卣的发现，对于说明商周文化影响广西，有了更大的说服力。

兴安地处湘桂走廊的咽喉，是古代广西通往中原内地最便捷的道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大动脉湘江与漓江在此相遇。兴安铜卣的发现，无异于在广西腹地与中原大地之间亮出了一个枢纽，把商文化向南传播的线路展现得更加清晰。

（广西桂林兴安县）

湖北、湖南发现大量商文化遗址，生活在广西的部族可以通过这些地区间接受到商文化的影响。从湖南到广西全州，再从全州到兴安，殷商文化从中原沿着先民们开辟的古道传入岭南。到春秋战国时，这里是楚越文化交流之地，

北来的楚人与当地的越人先民在这块土地上，继续交流融合。秦朝时（公元前221年~前207年），兴安置零陵县，属长沙郡。史禄修筑灵渠后，湘漓古道变得更加顺畅。秦人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武器。

进入汉代以后，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兴安置始安县，属零陵郡。兴安县北大门界首镇就是古零陵县城所在地。

古时，这里正好是湖南和广西的交界地，故名为界首。界首古镇起源于两汉，繁荣于明清，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镇。

在兴安灵渠博物院里，珍藏着不少界首出土的受中原文化影响传入岭南的器物。

20世纪60年代，界首古墓群被发现。1983年，广西文物工作队和兴安县文物管理所曾对古墓群内的七座墓葬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一批汉晋时代的遗物  。

虎子，听起来霸气中又带点憨厚。其实，它就是中国古代的尿壶。因其形状像伏虎，故而得名。东周时期就有了“虎子”。

这个汉代的虎子呈虎形，昂头，鼻、眼、耳、嘴作圆形壶口，身肥硕，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

广西的养猪业在汉代获得了大发展。把这个陶屋打开，可以看到原来这是一个单独的猪圈。

2004年7月，兴安县界首镇骨伤医院建新楼时发现一座古墓葬。兴安县博物馆闻讯后，即组织人员对这座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让大家觉得非常可喜的是，这座墓没有被盗过。墓葬为砖室墓，平面近“凸”字形，由甬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墓室前端偏东处残存木炭痕迹。随葬器物均置于墓室后部。

这些随葬器物经清点，共有32件。以陶器为主，鼎、罐、壶、三足釜、盒、簋、魁、卮、案等日用器及灶、井、仓、屋等陶冥器，一应俱全，花纹精美。从这个陶井的模型来看，汉代人已经十分讲究饮水卫生了。

井亭的设计，可以防止雨水、树叶或者其他杂物掉进井内，并保持井水清洁卫生，适应岭南多雨的自然环境。

三眼陶灶在汉墓中比较常见，仔细一看，灶面的三个火眼放置的炊具还都不一样。

汉魏诗人曹植在《七步诗》中说：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曹植诗中的“釜”指的就是这样的陶釜，也就是锅的前身。

陶鼎，和陶釜一样，是炖、煮用的容器。形象地说，鼎就像是一个比釜还大的火锅。古人把各种能吃的食物一起放入鼎里，然后在鼎的底部生火，把食物煮熟。

这件器物叫陶魁，就是我们现在日常使用的水瓢的前身。

这个施青黄釉的陶盒，盖顶上有三只回头张望的小羊做成的羊纽，寓意“三羊开泰”，把盖子和底分开，还能一器多用。

这些用具，在现代仍然沿用下来。各式各样的陶制品，是人们积极面对生活的表现。它们穿越千年，仿佛还盛着烟火气，承载着中国人对“以食为先”的情感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