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4期P57—P58
作者：方长安 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原题《传播接受与中国新诗史重构论》，摘自《学术月刊》2022年10期，范利伟摘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新兴的现代白话新诗就进入史家视野，中国文学史著作开始叙述新诗。一百年来不同时期的文学史家，依据自己的史、诗立场，构建出不同特征的新诗发生发展史，提供了认识百年新诗的不同路径与方法。但迄今为止，尚没有一部重视传播接受现象、引入传播接受概念的新诗史，使得新诗史对新诗历史本相的还原大打折扣。正因为此，本文提出重返创作与传播历史空间，从传播接受维度重建新诗史的问题，对重构的理由、重构原则、具体路径进行论述，阐释重构过程中应审慎处理的关系范畴，并揭示重构的价值与意义。
问题缘起
传播接受是新诗史题中应有之义，若不考虑传播与接受，就无法真正理解新诗的历史，无法真正描绘出新诗发生发展史，无法揭示其特征与价值。
新诗发生不久，史家就开始记录新诗，一个世纪里出现了几大类文学史著作，叙说新诗。第一类是以“中国文学史”为范畴的文学史著作，第二类是专门的“中国新文学史”著作，第三类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第四类是新诗专门史。
大体而论，这些文学史著作搭建的是纵向的以时间轴为主线的进化框架，新诗史被叙述成一部新诗进化的历史，具体的诗人、诗作是如何被传播接受的，又是如何推进新诗演变历史的情形，大都被淡写乃至虚化。但事实上，新诗从发生那天开始，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中的读者的传播接受，在新诗演进史上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新诗传播接受史与新诗创作史构成了新诗历史的两大内容，而一百年来的文学史乃至专门的新诗史著作所叙写的新诗历史，只包括诗作创作发展史，舍弃了读者传播接受内容。因此，引入传播接受内容，重构新诗历史，成为新诗史家还原新诗史真相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重构原则与路径
从传播接受维度重构新诗史，应立足新诗作为“一种现实”的自身创造，新诗发生发展史是考察、研究的主体部分，是重建的核心。我们不是要简单地构建一条与创作史并行的新诗传播接受史，而是以传播接受为观察角度或者说方法，重新考察、梳理新诗之历史，以尽可能地还原新诗历史的真实面貌，重新阐释新诗历史演进的内在生态特征与动力机制，所以不能离开新诗创作发展史而论述新诗传播接受史。简言之，以新诗创作发展史为主轴、基点与目的诉求，传播接受作为一种重要的推动力构成创作演变史的有机部分，这就是从传播接受维度重构新诗史的原则。
坚持这一原则的基础或者说立足点是什么？简言之，就是历史事实，包括百年新诗创作事实和传播接受事实。我们重构新诗史，是为了更真实地呈现历史事实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重构的依据就是事实材料。
确定重构原则后，我们将如何具体重构新诗历史呢？换言之，重构的基本路径是什么？总体而言，以百年纵向时间为轴，以重要的新诗创作潮流、诗人创作突围、新的创作现象发生、诗学转向等为考察对象，研究读者传播接受如何参与新诗创作实践，如何影响新诗历史脉络形成，如何推进新诗历史发展进程。
首先，梳理出百年新诗传播接受历史，这是重构的基础性工作。一是以现在公认的优秀诗人、诗作和重要的新诗创作流派等为对象，研究它们是如何被遴选、塑造而获得“优秀”“重要”称号的历史过程。二是以百年纵向的时间为轴，系统梳理一百年来报纸杂志所刊发的新诗传播接受类文献，以及新诗批评著作、文学史著作中关于新诗的论述等，以此为基点梳理出新诗的传播接受史。
其次，从繁复的新诗传播接受历史现象中，择取那些传播接受程度高、在特定历史时期占据重要位置的新诗传播接受事件与文本。从参与新诗创作实践的关系层面，论述它们的功能性特征与历史价值。这种取与相应的舍，缩小了新诗传播接受现象的考察范围，属于具有文学史重构意义的话语行为，使新诗史重构成为可以操作的实践行为。
再次，将所择取的重要的传播接受事件、文本还原到新诗创作演变历史现场，还原到新诗历史形象再塑造过程中，一方面研究它们在特定历史时段如何参与新诗创作、诗学建构，如何推动新诗历史走向；另一方面，揭示它们在新诗历史形象再塑造、再建构中所起的作用。
基于重构原则，重构的重点应落实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将新诗传播接受事件、具体文本与新诗创作史结合起来论述，将新诗史阐述成为包括传播接受内容的、逻辑关系清晰的新诗演进史，而不只是诗歌潮流、诗人创作以及诗歌作品的呈现史；二是从传播接受视野，考察既有新诗史的建构过程，尽可能地还原新诗史真相。
重构应审慎处理的关系范畴
从传播接受维度重构新诗历史时，需要处理好几对重要的关系范畴。
一是中国新诗与外国诗歌译介关系。外国诗歌译介是新诗发生、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传播接受现象。我们必须将译诗这一传播接受事件作为新诗史的一部分来叙述，以揭示出译诗作为跨文化诗歌活动推动新诗发展的内在特征。但另一方面，我们在叙述译诗现象时，不能忘记我们叙写的是中国新诗的发生发展史，必须坚守中国立场，外国诗歌翻译无论如何只是中国诗创造实践的组成部分，是服务于主体性诗创造的。
二是传播接受与新诗演进的关系。一方面，读者传播接受推进了新诗创作发展，参与了新诗历史创造，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新诗演进史必须包括推动新诗创作突围和诗学突围的重要的传播接受事件与文本。另一方面，新诗创作演变史发生于复杂的历史场域，推动创作主潮演变的应该是包括多重力量和复杂话语的结构体，单个力量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所以，从传播接受维度阐述新诗发展史时，必须掌握好言说的尺度与分寸，不能夸大传播接受推动新诗演进的作用。
三是历史大趋势与个体诗人创作、阅读接受大语境与单个读者阅读反馈之关系。长期以来的文学史著作叙述新诗历史时，个体诗人性格、创作趣味与追求在大趋势中几乎被遮蔽。重构新诗史应该抓住的不仅仅是普遍性的创作与阅读接受，还应重视小语境中的个性化传播与接受，研究这种传播接受的具体载体、通道、表现形式，研究它们在历史大趋势中所体现的偶然性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所建构的新诗创作演变史才能成为个性突出的展开史，成为充满复杂故事性的演进史。
价值与意义
从传播接受维度，重构中国新诗发生发展历史，就是要构建一部兼容新诗传播接受内容的新诗史，一部从传播接受维度阐释新诗演进过程的新诗史，其中新诗创作与传播接受不是彼此分离的存在，而是历史展开过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依存的关联体。
这里的重构，具有深刻的史学价值与诗学意义，即以事实为依据尽可能地还原真实的新诗演进过程。笔者将新诗史重构所追求的真实落实在事实基础上的中国新诗内在的现代性真实上。
中国新诗的现代性，生成于一种既具有个人性亦具社会性的传播接受空间，传播接受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新诗现代性的空间结构、意义状态与审美形态。
从传播接受维度重构新诗历史，就是重新观察诗人、读者新的诗歌情趣、诗趣的形成过程，重新厘清这个新诗审美语境、审美意识建构的历史过程，就是还原新诗现代自我形象想象、培育、探索、反思、建构的展开史，还原创作与传播接受相关对话律动中新诗现代诗意、诗性复杂的萌芽、展开与结果的过程，由此把握中国新诗独特的中国性。这是从传播接受维度重构新诗史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不仅如此，这种新诗创作史与新诗传播接受史相融通的新诗发展史，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就是改变了长期以来文学史著作或者专门的新诗史著作所建构的新诗史，只是新诗历史事件、诗人诗作按照时间顺序的组合史、呈现史的状况，使新诗史真正成为有“故事”的历史。我们看到的不再只是某一个时代新诗具有什么样的内容和艺术特征，而是这种特征是怎样发生、生成的。从传播接受维度重构出的新诗史，将是一部具有召唤性的开放的新诗史，它将丰富中国新诗史著作的价值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