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墨中华——熊召政诗文书法学术回顾展”于3月31日至4月12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展，引起各界关注。展览期间，本报记者在京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熊召政先生。

▲ 熊召政

高昌：我感觉这个展览非常与众不同，不是单纯的诗、书、文章或者学术研究，而是艺术素质和人文底蕴一个综合的整体呈现，非常厚重。是什么契机想起做这样一个展览？

熊召政：我们现在某些书法作品，大都是抄写别人的东西多，写自己的东西少。而古代书家的传世作品大部分是写自己的诗文，比如三大行书中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苏东坡的《寒食帖》。这些传世书法只是文学的一个载体，而如果只把这个载体保留，内容却只能抄别人的东西，就把书法的路子变得狭窄了。我觉得这种现象不应该是中国书法的主流，所以就萌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应该追求一种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即形式就是书法，内容就是自己的作品。有了这一个想法以后，我就觉得自己要来试一试，这就是我做这次书展的初衷。

高昌：“翰墨中华”的名字，有什么来历吗？

熊召政：因为我在写长篇小说《张居正》之后，就开始第二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是写“大金王朝”，写整个民族的融合史。这期间慢慢积累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以后，我渐渐认识到，中华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的一个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蒙古人、女真人、契丹人、鲜卑人等少数民族的文化，也都在中华文化的历史上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展览命名为翰墨中华，就是要用我的笔写出我所认知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特点。我一介书生，毕生快事全在读书、写作与壮游上，从入选诗文中，约略可以看到我的人生印记。

高昌：这个展览能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肯定离不开书法的专业水准。请和我们分享一些您的学书经历和感悟吧？

熊召政：得家学之传承，我5岁学书，7岁通诗。我的练字是从毛笔开始，而非钢笔；我之习诗，亦非从现代诗开始，而是从熟读《唐诗三百首》起步。当时并不知晓，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我，从童年开始，几乎同时接受了小学与私塾的双重教育，由此读了大量的古典文献与历代书法家碑帖。这一段儿时学习经历，让我一生受用。

我一直喜欢用长长的羊毫笔书写。现代书法家在形式突破和创新上做了很多有用的探索，但我并不是在形式上追求创新，我更多是讲究书法的传统笔墨，要把汉字本身的美感体现出来，还要把这种美感与所表现的诗文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如果只是追求书写很多人都不认识的那种字，读者就不可能一口气读下来这些作品，也就会影响读者的理解和欣赏。所以我是在楷书的基础上融进了行书和隶书，也借鉴一点点草书，但还是以行书为主。

这次展览中还有一部分是我的手稿，我的《大金王朝》的手稿、《司马迁》话剧剧本的手稿、《张居正》的手稿等。这些手稿的书写过程，让我产生了“我手写我心”的那种写作感觉。有人问我至今还没用电脑吗？我说没有。我有完整的创作手稿，几大箱子，对我个人来讲这个都是很珍贵的。

谒当阳关陵

熊召政

原上关陵何处觅？

废园一座背村家。

苍碑剥落羞人眼，

青冢萧然聚古鸦。

瘦草有心留晚照，

枯藤无力挽流霞。

繁城多少胭脂雨，

分与英雄几瓣花。

高昌：我一直很喜欢读您的新诗，也喜欢读您的旧体诗。近年好像多见您的旧体诗，较少读到您的新诗了。请问您怎样看待新诗和旧诗的关系？

熊召政：我最早不是写新诗的，是写旧体诗的。大家熟悉的《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里面也带有旧体诗词的痕迹。我是不薄新诗爱古诗。从16岁就开始写诗词，至今积累了1000多首。这次展览只选了其中的1/10，偏重于历史与游历的部分，最早的是1982年写的，最晚的是2022年写的，时间跨度40年。如果说空间的跨度，那就是不远万里了。1982年元月，我参加一个长江考察活动，在湖北当阳去看了关陵。那时候还不收门票，门关着也没人管，去找了个保管员来把门打开，我们进去看。我当时很受震撼，然后经过思考，我就写了《谒当阳关陵》，感叹：“繁城多少胭脂雨，分与英雄几瓣花。”那时候我开始思考一些时代与历史的关系，也开始思考我们过往的圣贤英雄的历史记忆。今天应不应该把他们重新记起来，作为我们民族的骄傲？那个时候就有这样一种想法，这个想法促使我写下这首诗。还有一回，我参加红安县里的活动，红安是著名的将军县。县里的友人请我留一首诗，我几乎脱口而出，写下：“我爱红安五月花，杜鹃如血血如霞……”我认为诗人必须有真实的感受，必须身临其境，到发生地去的时候，就会有神来之笔。

我的童子功就是旧体诗词。到20岁时“狂飙突进”，一心为改革鼓与呼，写了一大批也还有点影响的新诗，也出了4本新诗集。20岁到50岁之间，我的新诗写的多。但是到了50岁以后，写新诗就少了。20岁之前写了一批旧体诗，50岁之后基本上以旧体诗为主了。

新诗需要激情，需要更深的柔情和热情；旧体诗则需要功力，需要对生活的思考与沉着。新诗不是用来思考的工具，而是用来表达感情的一个最好的工具，而旧体诗是表达思想的最好的工具，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感受。人到50多岁以后，再没有那种澎湃的激情，而是有着越来越成熟的一些思考，所以也促使了我的诗歌转型。

高昌：您有比较欣赏的现当代的旧体诗人吗？

熊召政：我比较欣赏苏曼殊、郁达夫、柳亚子等人的作品，感觉那种味道很特别、很足。鲁迅、聂绀弩等人的作品也不错，但和他们的气象不一样。聂绀弩的诗词也是杂文入诗。他写得很机智，遣词造句是从生活中来的，又与古典的形式珠联璧合。毛泽东、陈毅、董必武等人的作品我也读了不少。毛泽东诗词横空出世，很有气魄。陈毅诗词极有诗意，在字里行间的真情流露，也都是很有感染力的。

现在的旧体诗作者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讲究诗词韵味、格律体制的诗人。另一种是非常爱好诗词，但基本功尚不过关，特别是一些老同志的诗词，还被人叫作“干部体”。近年来有些“干部体”也在慢慢出现从“不会”到“会”的转变，当然也会有人始终“不会”，这也没办法。不论能不能完整掌握诗词技巧，这种写作状态都是值得鼓励的。其志可悯，其情可感。为什么许多人退休以后不学新诗，而是要学旧体诗？这个文化现象值得深入思考。

高昌：明代的老干部张居正的诗词写得还可以，明代皇帝的诗词好像不太出色？

熊召政：明朝的皇帝擅诗的不太多，但是明朝宰相的好诗相对还是不少的。你看刘伯温、宋濂、张居正、叶向高，所有的这些宰相多多少少都还及格，或者可以说是在及格与优秀两者之间。徐阶、严嵩的诗也都可以。

历代政治家的诗词我读了不少，我从小就浸润在这些诗词和文章里面。我觉得将来有人可以出一套历代政治家诗人的作品集，像魏征、晏殊、欧阳修这一类诗人，这样一些东西要总结一下。

高昌：您被大家称为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书法家、佛学家……如果从中选一个首选的身份，您怎样选择？

熊召政：我自己认为最合适我的身份，是一个当代的中国文人。文人的十八般武艺都要会，有时候人们说的可能只是我的十八般武艺的某一项。作家涵盖不了文人，但是文人可以涵盖作家。作家也涵盖不了戏剧家，但是文人可以涵盖戏曲家。我有很多武艺，但是这些武艺总揽起来，是一个文人行事的方法。这种综合体验，也可能更接近于叶嘉莹先生所言的“弱德之美”。

高昌：《中国文化报》的读者中，关心舞台艺术的也比较多。您在编剧方面有什么体会和经验？

熊召政：今年我跟人艺开始第二次合作，由我编剧的《张居正》，今年年底会奉献给首都观众。我们合作的第一部作品是《司马迁》，写了5年之久，一遍一遍地改。当时的导演是任鸣，主演是冯远征。我们三人为剧本多次讨论。任鸣导演曾经说，你不要考虑导演的问题，那是导演来想，你就管把台词中的“这一句”要顶上去。每逢我写出满意的台词，也会在电话里跟他们俩沟通。有一回我在深圳，给在北京的远征打电话，说我写了一段台词，司马迁回到故乡，第一眼看到黄河冲出龙门的时候，啪的双脚往地上一跪，就开始念：“迁生龙门……我重新又见到了你，黄河！”当时我在这边念，他在那头就哭。首演的时候我坐在一排，看到他演出时念到这段台词，表情一寸一寸地展现，眼泪哗哗地就掉了下来。编剧和演员，我们之间是这样的高度融合。

高昌：您写剧本跟写小说，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熊召政：写剧本难多了，非常难。为什么？剧本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场景下，要把所有的矛盾冲突曲折而新颖地表达出来，不然就抓不住观众。小说看完如果不满意可以往旁边放一放，而剧作的观众则更直接，他如果对剧情不满意，就起身走了，甚至连喝倒彩的机会都没有。

高昌：我们都知道领导同志跟您有个“约定”的佳话。那部“约定”的作品完成了吗？

熊召政：就是《大金王朝》，这部书已经出版，正在准备拍电视剧，剧本也是我自己改编的。这部小说从“大中华”历史的视野再现了发生在11世纪至12世纪中华版图上的辽、宋、金“大三国”时代的风云际会，描绘了长城内外此起彼伏、金戈铁马的战争风云图卷，刻画了辽、宋、金时期众多的历史人物形象。当年《张居正》写了10年，这部小说写了14年。最近我在着手写作元朝忽必烈题材的作品，也需要一个长期的时间。我写东西比较慢，我觉得写作也须有工匠精神，还不是一般的工匠，或者可以说是大匠精神。

高昌：快到世界读书日了，您有这么多丰富而深厚的文化积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读书方法和大家分享吗？

熊召政：每到世界读书日，我都碰到一件犯难的事，就是像你这样的编辑、记者总会问我，希望给读者推荐一本正在读的书。我常常觉得很难推荐，因为我读的书太偏、太专业。比如现在看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是比较难读的。若说我的读书方法，第一个是“因事读书”，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就去读这个事情有关的书。第二个是“因时读书”，比如处在今天这么一个历史大转折的时期，我们在历史上会碰到哪些可以借鉴的事情？有哪些作家特别是史学家或者学问家的哪些论述可以参考？因事读书、因时读书，终归还是因爱读书。爱就是爱好的爱。比如我喜欢喝春茶，就特别喜欢看一些关于春茶的书。也就是说，我读书的目的性比较明确，不会漫无目的地读书。一方面是确实没那么多时间，另一方面也有那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就是读的书已经很多了，有积累了，所以需要有选择地阅读。

高昌：最后给《中国文化报》的读者们写一两句话吧？

熊召政：报道文化，引领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