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0期P79—P80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摘自《经济社会史评论》2023年2期，徐鑫摘
世界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文明兴起浪潮。第一波浪潮无疑是在上古时代。上古文明的出现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止于公元前500年左右。上古文明大多是农业文明，创建者是农耕民族；个别是商业文明，如腓尼基文明及支嗣迦太基文明。到公元5世纪，上古文明大多已经历了从形成、兴盛到衰落或消亡的全过程。
第二波文明兴起浪潮是在中古时代。人们通常认为世界有四大文化圈。其中有两大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的形成与中古兴起的文明直接相关。另一大文化圈（印度文化圈）虽然发祥于上古，但扩成大文化圈则是在中古时代，即7—12世纪印度文化向东南亚传播，加快东南亚文明诞生并进入印度文化圈。四大文化圈中，唯有儒教文化圈（中华文化圈）在上古时期就形成了，并在中古时期持续发展，唐宋时再次达到高峰。相对于上古起源的文明来说，中古兴起的几个主要文明在现代世界有极大的影响。
在第二波文明兴起浪潮中，以日耳曼文明最为瞩目。在文明成长过程中，日耳曼人不但延展着自身族群谱系的原生要素，更受到罗马时代残留的隶农制、大地产制的影响，并在后来吸收了罗马法等因素，精神上皈依并信奉基督教，还创造了一系列新事物诸如采邑封建制、封建等级制、宪制与议会、资本主义关系等，最终在16世纪成型并形成力量，向全世界扩张。斯拉夫文明也诞生于中古时代，其中最有影响者当属东斯拉夫文明，亦即俄罗斯文明。阿拉伯文明起源于公元7世纪早期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创建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作为灵魂，在穆罕默德时期完成了阿拉伯神权国家的统一，阿拉伯文明正式诞生。伊斯兰教后来的传播范围更为广泛，除阿拉伯人分布地区外，还包括西亚的奥斯曼、伊朗，中亚腹地，南亚，东南亚，以及非洲的撒哈拉以南地区等。日本虽被归入儒教文明圈，但其文明的起源还是有其自身路径。东南亚基本上也是在中古时期踏入文明、诞生国家的。撒哈拉以南的东非、西非和南非，都在中古时代诞生了比较发达的文明。
在中古时期兴起的文明中，日耳曼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俄罗斯文明这三个主要文明在今天仍影响极大，有不少共同特征。与上古文明相似，就文明的缘起过程和模式来说，中古这三个主要文明是独立的原创性文明，即这些文明的发生是其创造者主体部族社会自然形成的结果，文明是按其自身谱系发展和繁衍而来的。与上古文明不同的是，中古这三个主要文明都具有一定的游牧族背景，由游牧族或刚刚农耕化的游牧族创造。日耳曼人是刚完成农耕化的游牧族，东斯拉夫人是走向农耕的游牧族，阿拉伯人以游牧为主、在文明创造过程中逐渐农耕化。它们必然带有游牧人原生的本性。这与上古文明产生于农耕地带、文明创造者均为本地原生型农耕民族迥然相异。
日耳曼人是刚刚完成农耕化的游牧族。公元前后，他们处在从游牧族向初期农耕者转化的过程中，其社会组织“百家村”可能就是从畜牧条件下所产生的土地（牧场）分区而来。一方面，他们还有游牧族生活的许多遗风；另一方面，即使他们已定居并从事农业，其生产水平也非常低。一般来说，游牧民族在迈入文明状态时，他们的农耕水平乃至文明程度都是比较低下的。斯拉夫人是印欧人的一支，原为游牧民族，起源于今天乌克兰、白俄罗斯与波兰相接的低洼潮湿地带。作为正在农耕化的游牧族，他们进入文明状态时社会水平甚至比日耳曼人更低。阿拉伯人是亚洲大陆西南端阿拉伯半岛上的游牧族。在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扩张中最终形成的阿拉伯帝国横跨了四个古代农耕文明区域，从东到西为印度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和古罗马文明，还与更东边的中国文明发生了接触，因而在文明创造过程中大部分阿拉伯人逐渐农耕化。同时也有许多阿拉伯人仍以游牧为生计。
中古世界兴起的这几个主要文明，具有显著的游牧族特征。其一，它们都是征服者文明，在移动式扩张和征服中发展文明。这和游牧族的游动习性以及在军事上的机动性优势有关。其二，它们都是宗教文明，信奉一神教。游牧民族一方面需要宗教大旗作为灵魂支柱，来增强本族群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另一方面或许是力图借助宗教形成精神优势来强压先进的农耕文明。其三，它们的早期经济社会制度明显留有游牧半游牧生活痕迹。
游牧族社会战斗力虽强，但在征服农耕民族后，经济和文化上却很快融入了农耕世界，即使强悍的政治军事统治也只是昙花一现。所以，所谓游牧文明实际上没有完成其成长全过程就停滞了，只能降维为游牧文化而已。然而，由具游牧背景的部族所创造的中古这三个主要文明，却未停顿在游牧文化阶段，而是能很快地转化为农耕文明，并最终形成自身的文明本体及特色，历经千年而不褪色，至今仍在世界上居于强势地位。这三个中古文明兴起之时，正是上古文明发展疲顿并呈现颓势之日。当这些游牧族尚在第一代文明的边缘区受文明濡化逐渐向农耕转变之时，第一代文明的中心区却因内部蜕变而不再维持繁盛局面，或处于低谷状态而难以奋起，或对文明边缘地带失去控制力，由此便给了转型中的游牧族以崛起的有利环境和时代机遇。
日耳曼文明兴起前夜，古代罗马文明经历了公元2世纪“五贤帝”的黄金时代后，很快出现了“三世纪危机”，其最大特点是政治极端混乱，到处都是皇帝，最多时竟有“三十僭主”在位。到处都是奴隶和隶农起义，高卢的巴高达运动，北非的阿哥尼斯特起义，经久不息。宽广的西欧大地便成了蛮族人的安家定居之所，蛮族国家林立，成为孕育日耳曼文明的摇篮。与日耳曼人各族在三四个世纪的流动中寻找栖息之地不同，阿拉伯人则是在快速征服中建立庞大帝国。阿拉伯之所以能在亚欧大陆枢纽地带突然崛起，也在于当时的环境和时机极为有利。中东一带实际上貌似形成了政治真空地带，这就为阿拉伯的崛起并对外征服和扩张创造了极其有利的国际条件。俄罗斯文明兴起，其实也与有利的国际环境相关。
中古这三个主要文明也较多地受到了先在文明或同时代的邻近文明之惠。即便它们是独立的原创型文明，它们在兴起和早期发展中也受到了其他文明较多影响，虽然受影响的方式和程度各有不同。这几个文明初兴之时，亚欧大陆早已形成了文明世界，上古起源的各文明体大都延续了千年以上，文明机制和社会形态极为成熟。古老文明的曾经存在势必对邻近游牧族产生影响。当交往日益频繁甚至这些游牧族成为农耕世界新主人时，它们的社会发展进程也大大加快。
这三个主要文明虽然都受他者文明影响，但受影响程度还是有所不同的，致使它们呈现的文明特征也有差异。如果是文明主体民族移动幅度较大的，则受移动所至地区原有的先进文化影响较多。如果是移动幅度较小的，则自身族群和移动所至地两方面的因素综合起作用。这几个文明在创立阶段，在早期发展阶段，是有生气的，对外来养分是持开放态度的。但当文明定型后，文明的精神本体则走向固化，尤其是处在相较其他文明的有利位置时，它们对外部因素哪怕是积极因素也难以再呈开放态度，甚至转而贬损之。
正因为中古兴起的各主要文明有如此多的共同点，因而这些文明同样都有强劲的生命力，都历经了千年以上风雨，至今仍在世界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当然这些文明各自逐渐炼就的本体特征不同，它们各自在千年发展中所走过的道路也不同，以至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迥然相异。
文明本体特征是各文明的灵魂。文明本体形成后，除非内生要求迫使文明自身主动调整，外在力量很难将其扭转。欧洲文明（日耳曼文明）的本体特征最为突出。当然，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俄罗斯文明也形成了自己的本体特征。只不过，欧洲文明之所以最终能在众多农耕文明中脱颖而出，率先走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更在于其孕育过程中也培育了不同于他者的文化土壤和社会机制。
这三个文明兴起的历史机遇看起来相似，但实际上各文明利用机遇的主客观条件却不尽相同。
三个文明都笃信宗教，但在宗教与社会之关系的处理上却大相径庭。种种因素使我们看到，中古时代亚欧大陆中西部出现的这三个主要文明，日耳曼文明成为现代社会的开创者，俄罗斯文明成为一个趔趄的追随者，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区则在较长时期里成了欧洲人侵掠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