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南社成立一百周年。

2013年，苏州吴江区政协与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联合举办了“新南社九十周年纪念”研讨会，南社研究权威杨天石先生题写了论文集名，时任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会长王飚作序称“‘纪念新南社成立研讨会’是历史上第一次”。

2023年5月，吴江区南社研究会在绸都盛泽举行“纪念新南社成立一百周年研讨会”，站到“新时代”与“百年纪念”的角度，重新审视新南社的得失。苏州是南社发源地，新南社主帅柳亚子为吴江人。笔者参与组织上述活动，亲历全程。

如果说南社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座进步文化大本营或灯塔，影响深广；那么新南社可能只是昙花一现或流星一闪，存在时间不过一年多，给出的信息与启示却是巨量。

历史有坐标，那是历史事件；历史也有标杆，那是历史人物。被称作南社灵魂的柳亚子，始终在场，且冲在最前列。是创立者，也是挥手作别者，还是一位回首总结者。对新南社，柳亚子有着特殊情结，这对我们解读新南社现象与重新认识新南社价值，具有特别的“解锁”作用。

柳亚子在亲拟的新南社成立布告中宣称：“要认识新南社的真面目，非晓得十五年来旧南社的历史，和五四以来我们和新文化运动接近的事实不行。”

在世界潮流激荡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鼓舞下，“南社里的一部分人，断不愿为时代落伍者”，于是，新南社由柳亚子等人于1923年5月发起、10月正式成立。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新南社利用了南社的基础，“是旧南社中的一部分旧朋友，和新文化运动中的一部分的新朋友，联合起来，共同组织的”。

一方面，新毕竟取代了旧，超越了旧，系“时代性跃迁”。柳亚子论：“新南社正式宣告成立以后，南社便已成为历史上的名词。”1936年写给曹聚仁的信中断定：“无论如何，新南社对于南社，总是后来居上的。”并从新文化与文学革命的角度阐述：南社始终不能走出浪漫主义一步，“是诗的”；而新南社好像已经走出浪漫主义的范围，“却是散文的”。《新南社成立布告》响亮宣言：“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对于妇女问题、劳动问题，更情愿加以忠实的研究。”

另一方面，新南社包涵在广义（文化意义）的南社中，承前启后。1935年成立的南社纪念会，其宗旨即为“纪念南社及新南社过去在文坛历史上之光荣”。柳亚子续任会长，发表的宣言中明确指出：“南社的文学是绝对不需要复活的了，南社的精神却还有可以纪念的价值”，“新南社和南社，性质虽然不同，精神却是一贯的。我们现在纪念南社，也就包括纪念新南社的意义在里面了”。直到1949年4月，在北平中山公园，柳亚子主持了“南社、新南社联合临时雅集”，任主席。

有了前后参照，再来审视新南社，其光耀更显明。柳亚子说：“南社的成立，是以中国同盟会为依归的；新南社的成立，则以行将改组的中国国民党为依归，在契机上可说是很巧妙的了。”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会长王飚先生说：“新南社虽然只存在于历史的瞬间，却对于考察新文化运动在地区层面的传播和影响，对于探究国共合作在基层和在文化界的发展等等，都具有历史解剖学的意义。”

——新使命，现代性。

新南社宗旨有四项，概括起来是“两种使命”：一是批判性继承——整理国学，发挥民族的精神。柳亚子特别声明：“整理国学，并不是甚么主张华化，迷信国学万能。”二是放眼看世界——引纳新潮，提倡人类的气节。引纳新潮，是新南社最大的出新，超越旧南社之所在。后来又增补一项“指示人生高远的途径”，提升到人生观、世界观层面，甚至让人联想到《共产党宣言》中的美好愿景“人的自由发展”。

新南社肩负“两种使命”，实缘时代使然，顺应世界潮流。《新南社发起宣言》开宗明义：“南社的发起在民族气节提倡的时代，新南社的孵化在世界潮流引纳的时代。”

——新作为，先进性。

无疑，新文化运动对新南社影响巨大；反之，新南社对新文化、新思潮的传播卓有成效。新南社成立之际，正是孙中山先生行将改组国民党、实行新三民主义之时，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柳亚子一方面积极投身党务，另一方面当仁不让任新南社社长。总编辑的《新南社社刊》，尤其是《新黎里》报，以白话文开道，如一面令旗，引领出吴江地区十种左右“新”字报刊一时齐上阵。

南社内讧，本质上是新旧之争，结果是分裂后的分立。应运而生的新南社，不遗余力为新文学呐喊，为新诗叫好。柳亚子在一封公开信（1924年6月《新黎里报》）中告诫：“旧体诗可以运用新学理新事物，难道新体诗反而不能吗？我以为诗的格式是一个问题，内容又是一个问题，是不应该混为一谈的。……我有一句忠告的话，二十年前，我们是骂人家老顽固的；二十年后，我们不要做新顽固才好，你以为如何？”

风云际会，激浊扬清。可以说新南社是旧民主革命向新民主革命、传统文化向新文化转换过程中的一个标本。陈望道回忆道：“拟议成立的新南社，是在党（中共）发起的初期，想把南社改造成新的。”南社的特质聚焦在一个“新”字上，它不是一般的流星一闪，而是一颗彗星光耀贯长空。

新南社轰轰烈烈诞生，却悄无音信终止。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宏观原因，世界与时代大环境变化，新南社的宏大“宣言”正是应和时代的最强音。中观原因，南社内讧、新旧相争，如分立的南社湘集公开以“发扬国学”“（对社刊的要求）均以文言文为准”与新南社抗衡。而最直接也最耐人寻味的原因，恰在社长柳亚子。

对柳亚子，诗人、历史学家郭沫若有一个精辟评论：“是一位典型的诗人，有热烈的感情，豪华的才气，卓越的器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

思想激进，行为率性。有“人中麒凤”“今屈原”美誉的诗人，不免“以革命先进自居”。晚年发生的那段“牢骚诗”公案可反过来作一注。作家夏衍对此感叹：“浪漫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政治家之间，还是有一道鸿沟的，亚子先生实在也太天真了。”

1909年，早在南社第一次雅集时，柳亚子即因唐宋诗之争与人论战，尽管“争不过，大哭”。后又斥逐同光体诗人，致南社“内讧”。1912年南社第七次雅集，柳亚子提议修改南社章程，改编辑员三人制为一人制。他说：“我觉得南社的编辑事情，老实说，除了我以外，是找不出相当的人来担任的。”并毛遂自荐：“这是为了南社的前途，我认为用不着避免大权独揽的嫌疑。”1914年第十次雅集，条例最终修订为：“本社设主任一人，总揽社务，并主持选政，由社友全体投票公举。”

“一人制”带来双重效应：一是体现担当，另一方面则造成无人接替。南社如此，新南社更如此。

1923年底，柳亚子以同盟会老会员资格加入即将改组的中国国民党。1924年8月柳亚子受命建立国民党吴江县党部，主持党务。因为要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从事革命的政治活动，遂无暇顾及新南社工作。柳亚子自我解释：“我们知道……要革命，非唤起民众不可，于是替方新的中国国民党努力，连新南社也丢在九霄云外了。这便是新南社停顿的真原因。这样，新南社从成立到停顿，有一年半的寿命。”在《新南社的始末》一文中，柳亚子直截了当说明：“从第三次聚会以后，就没有举行聚会，新南社就此无形停顿了。因为我已直接参加中国国民党的斗争，无暇再做外围工作。”南社老人郑逸梅在总结南社纪念会同样不了了之时，也曾不客气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总之亚子的精力不济，是主要原因吧！”

因为“一人”之故，社团便无从续存。新南社“闪现”又“闪失”，或能给出如下的启示与警示——

首先，革命先行者义不容辞走在时代前面，用先进思想、先进文化来启蒙大众，激发社会进步。这是进步知识分子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士”之公共担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当代知识分子不可丢弃这份可贵的大担当。

其次，不忘本来，走向未来。文化自信是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当不断提炼，发挥；文化自觉是迈向世界、迈向现代化的必要。两者不可偏废，一旦割裂，发展就断链，创新更难实现。同时，必须强调，世界性、现代性，是文化转型、文明攀进的必由。

第三，组织必须建立在制度层面。权职不能独揽，“激情”“激进”不能替代制度（规章）的制订与落实。诗人的理想主义必须与事务的现实主义相调和。那种“一人制”与“押宝”式的组织方式，或能取得一时特效甚而创造奇迹，但不可持续，更不可靠。

（作者凌龙华为苏州吴江区政协原文史委主任、吴江区南社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