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2期P19—P20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原题《鲁迅戏剧创作旨趣与俄国文学渊源的一种考察——以〈过客〉〈瓦西里·菲维伊斯基的一生〉为中心》，摘自《学习与探索》2023年8期，项江涛摘
鲁迅长期保持着对戏剧艺术敏锐的洞见和深入的思索，这与他的生活经历、审美意识、价值取向有着紧密的联系，其创作一直秉持的旨在启蒙性灵、探寻反抗超越的精神，亦内化于对戏剧的态度和实践，后者充分见证了前者的深化与发展。《过客》（１９２５）是鲁迅难得的一部戏剧体作品。
鲁迅受俄国戏剧家、小说家安德列耶夫的影响颇深，而安德列耶夫的小说《瓦西里·菲维伊斯基的一生》（１９０３年，以下简称《一生》）被视为作家象征主义转向的代表作。《一生》与《过客》在主题意蕴和艺术风格上具有高度的趋同性——皆于诗意中书写对绝望的反抗，两位主人公的动作、心理乃至命运之间也存在相通之处。通过对二者的解读，我们可以探寻到以反抗精神为理路的鲁迅戏剧创作旨趣与安德列耶夫、与俄国文学的一种渊源。
鲁迅的戏剧及俄国文学之缘：以反抗精神为核心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鲁迅与戏剧的关系、对中西方戏剧的关注角度，以及他的戏剧观念演变与创作过程不仅透射着他的人生经历，还反映出他的生命哲学与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以批判现实、不断探索超越为核心内涵的反抗精神是或隐或现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
（一）对中西之“戏”的态度及演变
传统戏曲构成了鲁迅成长环境的基调之一，《社戏》《无常》等文中均有文字证实。然而，中青年鲁迅对传统戏曲的感受和评论变得矛盾复杂。但总的来说，质疑和批判是鲁迅后来对“旧戏”的整体态度。鲁迅态度的转变是与时俱进的，这既是基于他对旧戏的现实把握而进行的民族性、心理性自省，又是顺应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大潮和时代使命的反抗精神的自觉产物。
鲁迅在日本留学前后逐渐成长为译介外国戏剧作品的先行者。鲁迅接受并推荐外国戏剧的初衷是“拿来主义”，更快地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贡献智慧。
他对中西之“戏”的态度是紧紧伴随着他的哲思演变的，二者相辅相成、交织融合，前者折射出鲁迅刻在骨子里的反抗精神的持续滋长，后者决定了鲁迅对待戏剧的观念与实践的不断变化。鲁迅心中一直存在着“新”与“旧”的冲突交战与扬弃思考，他的思想有着浓厚思辨性的生机与魅力。
（二）与俄国文学及安德列耶夫的渊源
自留学期间接触并关注俄国文学起，俄国文学便与鲁迅的文学活动相生相济、相伴始终。鲁迅对俄国文学戏剧作品的译介是值得关注的，据统计，他一生翻译、编校的俄苏文学作品、理论著作达１６０多万字（其全部著作量约为６００万字），经他翻译、评述的俄国作家多达３７人。他将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引为“同调”，心中的反抗精神也从这片“伟大肥沃的‘黑土’”中获得了许多养料。鲁迅是中国译介安德列耶夫的第一人，他不但翻译校订安德列耶夫的小说戏剧作品，还亲口表示受其影响很大，甚至有时会效仿借鉴安德列耶夫的写作情绪、艺术手法等创作要素。
安德列耶夫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尼采也是影响鲁迅思想与创作的一个重要人物。鲁迅与安德列耶夫的“灵魂相遇”以及深层次的渊源也许正在于此，在相近的审美旨趣与反抗精神作用下，安德列耶夫对鲁迅的天然的吸引力自不待言。
“过客”与瓦西里的人物动作心理分析
《过客》《一生》两个文本的故事背景不同，然而，二者之间却具有相似性。他们或许是鲁迅和安德列耶夫不约而同对尼采超人哲学的实践与致敬，《过客》的创作过程中是否暗含着鲁迅的安德列耶夫式体验？从人物角度出发，两个文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与契合？
（一）相同的人物动作：“走”
作为独幕剧的主角，鲁迅赋予“过客”一个标志性动作——走。“走”字在文本中出现了３７次，表明鲁迅对这一动作及其所喻示的反抗意涵的强调和重视。
“走”是一个无限的、永远处于未完成的行为，而《过客》既然是独幕剧作品，自有其剧场性存在。在空间时间高度集中的有限的一幕以及可被搬上的舞台中，文本所构造的有限的时空与无限的“走”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戏剧张力，这是鲁迅有意无意地为自身创作的戏剧性所在而孕育的氛围感和冲突性。
对应地看《一生》的文本，每当瓦西里遭遇严酷的无常而怀疑人生时，他同样会选择“走” 出门。“走”是鲁迅与安德列耶夫共同强调的人物核心动作，也是两位主人公面对不堪现实和悲苦命运的一种释放方式。
（二）相通的人物心理：“声音”
两位主人公各自不同的信仰在文本中表现为同一种元素——人物心理，也即他们心中反抗绝望的“声音”。《过客》中，“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揭示了过客心中“声音”的恒久存在。并且在老翁年轻时，也听见过一样的声音——“他似乎曾经也叫过我”，然而，当过客追问“那也就是现在叫我的声音么？”老翁却记不清楚了。因为他“不理他，他也就不叫了”。这是鲁迅利用声音元素对过客和老翁所代表的两种人的巧妙划分。
《一生》对“声音”的描写更加细致丰富、形象生动，是主观与客观并行的，是全面而呈现互文性的。
另外，《一生》中还有一个数次出现、与人物心理相呼应的背景声音——钟声。
然而，皆有“声音”指引的同时，两位主人公也遇到了或多或少的信仰与信念的动摇危机。瓦西里始终走在重塑信仰的路上，但他是迷失的，当最后阶段“声音”消逝，他想再次还原自己“走”“奔跑”的动作而癫狂拼命地重建信仰时，他却“向门口冲去，却找不到门……不知谁的两只索索发抖的手用力搂住他，不放他出去”，他的世界最终天塌地陷。在这一点上，鲁迅的过客是截然相反的。过客虽然也多次感到难以行走，并重复他的对白“我只得走”“我还是走的好”，从而增强自己的信心，但他心里的“声音”是不能后退、不可沉沦、不忘理想的战斗精神，是宝贵的、向生的、积极探索国民出路的奋斗精神，更是鲁迅历久弥新久久为功的觉醒信念和反抗哲学所在。如果说过客和老翁二者代表的是鲁迅“内心两种声音的交战”，是鲁迅作为知识分子面对接踵而来的西方价值取向输入与固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发生冲突所产生的“影响的焦虑”之下对民族前路命运的思考。那么胜出的一方必定是也最终证明是过客，反抗绝望、探索超越的人们走向光明和希望，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
象征与意象在文本间的交相辉映
安德列耶夫是一位很有才华并且勇于进行艺术探索的作家，翻阅《一生》的文本，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其中洋溢着的作者的才情，用来象征隐喻社会现实与人物心境的自然景物及氛围比比皆是，且能够将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巧妙地织在一起。
《过客》是一部诗剧，凸显了鲁迅结合传统的民族的诗情，并吸收西方象征主义手法的营养而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有益实验。《过客》篇幅不长，却含有大量的象征、隐喻、暗示手法，具有饱满的象征意义，鲁迅还利用种种意象帮助自己吐露心声、抒发感情，在激烈的反抗主题之外，给予我们诗意的真实和诗化的哲思。比较考察两个文本，鲁迅和安德列耶夫都着重选择了以自然环境象征暗示社会环境与人物心理环境，并以“路”的意象隐喻两位主人公秉持各自信念信仰而踏上的精神道路，实现了跨越民族文化的诗意书写上的遥相契合。
交互探寻《过客》《一生》两个文本，在文字魅力的冲击和精神思想的震撼之下，在主题意蕴和创作手法的趋同性之外，二者还存在诸多不同。要言之，《过客》《一生》以不同的文体择取、时空跨度与创作情怀实现了宝贵的殊途同归，给予后人探析其个性差异之上的共性，乃至探寻鲁迅戏剧创作与俄国文学渊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