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从广东省茂名县第一中学高中毕业，报考大学首选北京石油学院。心想，在北京，便有机会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青年时代的我最大的梦想。学炼油专业，毕业后回茂名炼油厂工作，建设家乡。

高考一个多月后，接到录取通知书。打开一看，“北京石油学院”六个大字展现眼前，我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贫农的儿子上大学，这是梁氏家族破天荒的大喜事啊！考上北京石油学院，更是如愿以偿。

接着就收到茂名县所在的湛江专署教育局通知，北上的新生汇集湛江，政府出资购买火车票送大家赴校。于是，我带着父母的嘱托、乡亲的祝贺，告别故乡，走向我梦想的地方。

我们乘坐的慢车经柳州、衡阳、武昌，轮渡汉口，然后沿京汉铁路继续北上，1957年8月下旬，到达终点北京前门火车站。慢车逢站必停，路上走了整整五天五夜！10月15日，也就是我们轮渡汉口一个多月后，长江第一座铁路桥梁武汉长江大桥落成通车，“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如今，从北京坐高铁经广州到湛江，十个小时左右便可到达。我国交通运输业发展速度之快，“飞速”二字也不足以形容。

1957年8月下旬，我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一床旧棉被，一头挑着装有两套单衣的小藤箱，提前到北京石油学院报到。接待我的是炼制系秘书。他看到我如此“轻装”，用责备的口气问道：“你怎么不带棉衣？”我答：“在广东，不穿棉衣呀。”又问：“褥子呢？”我愣了一下：“什么？我听不懂。”从小到大，我就没用过褥子，根本不知褥子为何物。他解释道：“就是垫着睡的棉垫子。”我回答：“没有。”秘书教训我了：“你不能什么都依赖国家呀！”这句话重重地敲打了我的自尊心，不由暗叹北方城里富足人，不知南方穷苦身。我只能委屈地再说一遍：“我真的是没有呀。”后来，学校还是实事求是，补助了我一件棉衣。此外，我还从系里选领了一条毛裤。原来，炼制系毕业生离校时留下一些旧衣物，系主任梁文杰看到了，便让系办工作人员收集起来，让缺衣少穿的贫困学生申领。系主任主管教学工作，任务繁重，还如此细心体察寒门弟子困苦，可谓关爱学生无微不至了！

有了棉衣，有了毛裤，在北京石油学院我暖暖和和地度过了北方的第一个冬天。这温暖，暖在身上，更暖在心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在学校设立助学金，扶持家境贫困的工农子弟完成学业。助学金分甲乙丙三等，我申请到了甲等，每月伙食费12.5元，还有3元零用钱。伙食很好，早餐馒头稀饭随便吃，午餐有荤菜。一个学期下来，我体重增加了6斤！有了3元零用钱，日常洗漱卫生用品解决了，每年还可添置点衣物。这样，食、衣、用、住国家全包了。我，一个大学生，竟享受到国家的“准供给制”待遇了！建国初期，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建设资金来源，主要是征收农业税和实行高积累低分配政策。我有个同学师范学校毕业当小学教师，当时月工资只有三十多元，我的助学金差不多是一个小学教师工资的一半了。

1957年9月初开学，不到一个月就是国庆节了。学校优先安排新生参加国庆天安门群众游行。每天下午课外体育活动时间操练行进方队一个多小时，虽然枯燥劳累，但一想到能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坚持操练的劲头就上来了。国庆节前一天，安排晚上8点睡觉，凌晨4点起床吃饭，5点乘车进城，前往东单受阅群众队伍集结点。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很长时间睡不着，兴奋激动，思绪万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工农劳苦群众才能翻身得解放；是政府提供了助学金，我才能完成中学、大学学业；我初中入团，高中入党，是党给我指引了人生正确的方向……

1957年10月1日上午，解放军方队和武器装备车队通过天安门广场，群众游行方队紧跟其后。我们学生方队行进到天安门广场时，手舞纸花，欢呼雀跃。“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发自肺腑的欢呼，像滚滚春雷响彻长空。

学校很重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那时，学校把全校的体育尖子组织起来，成立体训队，集中训练，成效显著，在北京高校运动会上总分名列第二，仅次于清华大学。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开展，有着鲜明的目标：“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学生不仅要通过严格的体育考试，每天还要坚持早操和下午课外锻炼。早晨起床15分钟后，我们班集合在操场做早操。为确保准时，头天晚上我便把洗漱用具和衣服准备好，起床广播一响，就像战士听到起床号一样，马上起来穿衣、洗漱，快步奔向操场。早操和下午的课外锻炼，都由班里体育委员组织。

在校养成的体育活动习惯，我一直保持到现在。如今，我已是88岁高龄老人了，仍然坚持每天健身活动一两个小时，或走步，或舞蹈。坊间对健康老人做了个形象化的定义：说快（思维表达能力尚好）、走快（体能尚好）、吃快（咀嚼消化系统尚好）、睡快（深睡不失眠）。如果这一定义成立的话，健康老人群体中应有我一个。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加上退休返聘工作，整整45年。如果把退休后担任老年大学舞蹈班班长8年也算成工作的话，我为祖国健康工作就超过50年了。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这一方针指引下，学校开展教改探索，校办工厂，实行教学、生产劳动、科研三结合。次年，我们炼制系57级同学在校办红旗炼油厂培训七天后，怀着“让祖国遍开石油花”的豪情壮志，分赴祖国各地建小炼厂。我们同班的三个同学被分派到河北承德北部一处山间建页岩油厂。公社派来几名农民和我们一起砌方型炉，开采露天页岩。没有电，就用毛驴拉动木制鼓风机替代电动鼓风机。时值秋天，塞北夜寒。方型炉点火后，我们三人穿上棉衣轮流值班，守候炉旁。一天后，见到了第一桶油。在此前后，我们还参加过修建十三陵水库劳动、北京化工一厂和大连石油七厂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

由于生产劳动过多，削弱了科技知识教学，后来学校就利用晚上给我们补课。过多参加生产劳动，于我而言，有失也有得。在参加生产劳动过程中，培养了艰苦奋斗、不怕困难、勇于担当的精神。毕业后，我先是当学生政治辅导员，后来又调任校刊《北京石油学院简讯》编辑、组长，最后接任《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每次换岗，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新的挑战，都要重头做起，都要重新学习。特别是担任学报主编，压力更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工科院校办社科版学报的凤毛麟爪，可供学习借鉴者甚少。我校社科版学报创办初期，编辑部只有一名主编，一名编辑（一两年后陆续增至3人），一名编务，一间房子。编辑、校对、出版、发行，三人“全包括”。编辑部三人迎难而上，在院、系的领导下，在社会科学系教师的支持下，学报按时足期出版发行，质量逐步提高，在我任主编的四年多里，有“中华学术的窗口”美誉的中国人民大学书刊资料中心等35种公开出版发行的书刊选收了本刊论文，其中，全文选入20篇，学术卡片7篇，索引85篇次。在这里，我想提供另外一组数据：我们班34个同学，毕业工作后，8人担任过厂长、总工，几乎是全班人数的四分之一。我以为，这与母校注重培养学生艰苦奋斗、勇于担当的精神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