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主要创始人、首任主席马叙伦作为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教育子女“公私分明”时尤为严格；民进创始人之一赵朴初廉洁无私，被周总理称赞“一尘不染”“国家的宝贝”；浙江民进首任主委陈礼节是抗战胜利后负责接收台湾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接收大员”，因涓滴归公、无一遗漏浪费而受到尊敬，他和妻子厉矞华（中国儿科医学事业开拓者、浙江民进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回到杭州，两个大教授口袋空空，连房子都租不起，陈礼节却笑笑说，他就是要做“以不贪为宝”的人。
马叙伦：首任教育部长的言传身教
民进主要创始人之一、首任主席马叙伦，曾担任首任教育部部长。他身居高位，清廉自律，从不以自己的地位要求别人为他做什么，也绝不为自己和家人谋求半分私利。
马叙伦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他认为房子、车子是为他工作所配，子女未婚时可以一起住，结婚后就不可以了。
马叙伦家中除政务院配给的一名司机外，还有保姆阿姨、工友各一人。马叙伦主动要求自行承担他俩的工资，理由是他们不只照顾自己一个人，而是照顾全家，所以不能找国家要钱。
后来马叙伦重病卧床，请了一名护士，在他家工作十余年直至他去世，护士的工资都是马叙伦自己负担的。
司机于师傅刚来马叙伦家时，马叙伦再三叮嘱他：汽车是公家给我办公用的，家中任何人向你要车，都不能听从，他们都无权使用。
小女儿马佩回忆，自己上初中时，开学报名那天，她一个人拿着户口本，冒着小雨，从大方家胡同一直走到位于灯市口的学校。后来上高中了，她就每天骑车上学。
涉及公务活动，无论是出国进修，还是在国内参加大小活动，甚至观看演出，马叙伦都严守规矩，严格自律。
有一次，国家组织人员去苏联学习，周总理安排马叙伦的小儿子参加，征求马叙伦的意见时，他却拒绝了。他还教育儿子，要“通过正式考试选拔，要凭你自己的本事出国”。
马珮回忆，当时按照父亲的待遇，每逢“十一”“五一”这样的节庆日，可以带孩子上天安门城楼看烟花，但父亲只带自己去过一次。她第二年还要去，父亲不肯，对她说：你已经上了高中，按照规定是不能带的。马珮说：“我想我上什么学他们也不知道。（但）父亲就是没有带我去。”
平时，政府机关和文化系统会赠送各种文艺汇演的请柬，往往是中外知名艺术家的演出。马叙伦不大参加，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建议把请柬给家属，但他执意不肯，说这不是送给家属的。
一次，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女儿马燕不假思索，拉着从家乡来的婆母前去观看，回来还兴高采烈地炫耀“我们看到了毛主席”。马叙伦得知后，狠狠地批评了女儿一顿。从此，孩子们谁也不敢去看这类演出了。
马叙伦言传身教，形成了清廉自律的家风。他生前将毕生收藏的字画、扇面、瓷器等捐赠给故宫博物院，一些有史料价值的请帖、条子、书信、聘书等也送去了博物馆，书籍也送了出去。在他去世后，子女将他的遗物捐赠国家。
赵朴初：被周总理赞“国家的宝贝”
民进创始人之一、名誉主席赵朴初，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直从事赈灾救济工作，经手钱财无数。1951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中，按照规定，他被列为重点核查对象。经多次审查，最后的结论是“账目清楚，分文未贪”。周总理得知后称赞他说：“赵朴初一尘不染，真是国家的宝贝！”
周总理把赵朴初调来北京，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主任，后任中国佛教协会首届副会长兼秘书长。赵朴初住进位于西城区南小栓胡同1号的一座普通陈旧的小院里，一住就是一辈子。
1984年，赵朴初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一不换住房，二不要警卫员，三不换汽车，被人们赞为“三不”副主席。
赵朴初生活节俭，朴素廉洁。他只有几套像样的服装在外出时候穿，在家只穿旧衣服，而且补了又补。他脚上经常穿着一双带补丁的白色袜子，脚后跟破了洞，露出里面的蓝布补丁。
赵朴初饮食简单，三餐素食，70年不知肉味。他节约用水，一水多用，同时节约用纸，办公用纸和信封两面使用。看过的旧报纸，别人寄东西来的包装纸盒，他都存放起来再作废品卖掉，换一些钱。
在家时买菜、买油、买块肥皂，出差时在路上吃一点小点心、喝一杯茶，小到几分、几角钱的花费，他都一笔笔记清楚账目。
赵朴初的生活用品大都是解放初甚至是解放前购置的，比如竹皮暖瓶、饭锅、补了又补的塑料盆、桶等。他睡的床是用上世纪50年代的两个旧单人木板床合并在一起的。
赵朴初的秘书倪强回忆，自己不止一次劝说过朴老换一张新床，朴老却总是笑着说：“没事，没事，几十年都过来了，挺好的。”
这张拼凑而成的床中间有缝隙，睡起来不舒服。为解决这个问题，最后请来中国佛学院的木工师傅，做了一块薄木板（付了工料费）铺在上面。
赵朴初的节俭是佛家的“惜福”，和“慈悲”是一体的。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中，他将自己的生活节余、稿费连同获得的世界和平奖金共250多万元人民币，全数捐献给了社会慈善事业。
陈礼节：“以不贪为宝”的“接收大员”
浙江民进首任主委陈礼节和他的妻子厉矞华都是医疗和医学教育专家。抗战胜利后，陈礼节应国民党陈仪将军之邀举家赴台湾接收台湾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当时，台湾民众对腐败透顶、大搞“劫收”的国民党政权存在很深的戒备。陈礼节兢兢业业，公正廉洁，他组建的“接收内阁”成员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亲友或学生、部下，无论是掌握财权的财会人员，还是享有特权的缉查人员，全是当地人。他充分信任医院原有的台湾籍教授、医护及行政人员，并且和他们的关系非常和谐。
特别是清点日本人移交的物资时，不分贵贱、悉数造具清册，涓滴归公、无一遗漏浪费。台湾行政公署对陈礼节大加赞赏，夸他为“接收大员”的楷模。
陈礼节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也得到了当地人民的认可。在1947年的“二·二八”起义中，台大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职工自发保护陈礼节家。
“二·二八”事件后，蒋介石解除了台湾省主席陈仪的职务。因不愿卷入派系斗争，陈礼节夫妇回到杭州，在浙江省立杭州医院（今浙江省中医院的前身）分别任院长、小儿科主任，并在浙江医学院任教授。当时他们要找栖身之地，却没有租房用的金条，夫妻二人只好去泰华药房（位于今杭州市延安路）业余行医，以补贴家用。
对此，周围的人觉得不可思议：“人家都争着去台湾发财，你们两个大教授，从台湾回来后连房子都租不起，真不可思议！太傻了！”
陈礼节笑笑：“人各有志。古话说得好，‘我以不贪为宝’，我就是要做这种人！”
从台湾回到大陆，陈礼节带回的唯一值钱财产是一台电子管收音机。夫妻二人经常在夜深人静时收听新华社播发的消息，期盼着光明的到来。
来源：《中国新闻报》（2023年1月18日）作者系民进中央研究室干部吴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