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手术两百年》记录了外科治疗度过流血、疼痛、死亡相伴的莽荒时代，发展到如今舒适、微创、精细的现代外科进化史。手术是很多复杂难治疾病的最终出路，直到现在，手术切除仍是肠癌等很多肿瘤治疗甚至治愈的主要方式。随着手术技术逐渐数字化、智能化、微创化，肿瘤外科专业及人才的发展逐渐迎来“瓶颈期”，而化疗、放疗的飞速进展，也让多种治疗手段联合治疗肿瘤“由梦想照进现实”。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大肠癌诊治中心就是我国肠癌领域多学科融合的倡导者和最早一批“领跑者”。他们用一体化诊疗中心模式，开展肠癌多学科综合治疗、临床研究，患者“足不出科”就能得到高水平的综合治疗，在将患者生存率提升一个新台阶的同时，学科也得到飞速发展。

彭俊杰：我们对标的是世界顶尖肠癌诊疗中心

“便捷”是患者形容复旦肿瘤大肠癌诊治中心最常用的词语，他们在转换治疗措施时，无需频繁挂号和办理出入院，所有的治疗流程、甚至入组临床研究，都可以“一条龙”在同一科室解决。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大肠癌治疗团队早在2005年就已开展了肠癌多学科诊疗（MDT）。随着就诊人数的增加，2022年，大肠癌诊治中心成立，将放疗和化疗各一半的床位纳入中心。”说起科室的发展，中心综合病房主任彭俊杰教授非常有感触，大肠癌诊治中心成立后，一方面方便了患者，另一方面，也方便开展临床研究。

彭俊杰教授介绍，肝脏是肠癌经常转移的部位，很多肝转移患者需要进行手术切除，而像这样的肝转移切除手术，以前都需要请外面的专家来会诊，很多大手术甚至需要患者到其他医院进行。为了完善全程管理的这一短板，在蔡三军教授的积极呼吁下，引进了肝外科专家王鲁教授。“刚开始，王鲁教授没有患者，就跟着我们进行多学科诊疗，因为中心肠癌肝转移患者非常多，王鲁教授的肠癌肝转移手术量迅速达到全国前列。”

相比于以前MDT诊疗方式，大肠癌诊治中心模式中，患者的获益是最大的。以前MDT只有疑难病例才能得到讨论，现在所有的肠癌患者都能得到全程多学科管理。”

比如一个不太复杂的肠癌肝转移，在MDT的基础上先在内科床位做转化治疗，之后到外科床位手术，再继续进内科化疗，期间该患者还可以“穿梭”于各种临床试验当中。这种全程管理模式下，患者得到了最佳照顾、最长的生存时间，也有机会获得最好的治疗药物。“让患者获益最大化，是肠癌中心最主要的收获。”彭俊杰表示。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肠癌诊治团队历史悠久，名医众多。“不断学习、紧跟时代，耐心细致、无私奉献”是众多前辈留给后辈的精神财富。“莫善兢教授如今已80多岁高龄，经常还会给我发一些最新进展的推文，我的好多同事都收到过。”

在这些有远见卓识肠癌诊疗前辈的带领下，复旦肿瘤肠癌团队2008-2016年诊治的近1.7万名大肠癌（包括Ⅰ-Ⅳ期）患者的5年观察生存率达到71.26%，高于欧美，更高于我国平均水平。

“在临床研究方面，肠癌诊疗中心成立后，明显看到我们牵头和参与的国际国内临床试验数量增加，这些研究很多都是内科和外科联合开展的。就连以前没有过的Ⅰ期临床研究的数量也在稳步增加。”彭俊杰介绍，还有一些肠癌早诊试剂盒、手术吻合器等，通过我们的临床研究，已应用于临床。

当记者问到怎么有那么多时间用来做科研时，彭俊杰表示：“教学和研究方面的‘成绩’都是医生们利用业余时间‘拼’出来的。我们赶上了最好的时代，从科室主任到每一位多学科团队成员，都想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因为在他们看来，想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推动学科发展，唯有临床研究和科研创新。

“我们对标的是世界顶尖肠癌诊疗中心。”彭俊杰表示，“顶尖肠癌诊疗中心在患者全程管理方面有更多的优势，如家庭医生介入早期诊断和预防、研究辅助人员跟进肠癌患者随访，未来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有提高的空间。”

陈治宇：多学科诊疗，在规范基础上“舞蹈”

7年前，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外地年轻肠癌病人辗转到复旦肿瘤找到陈治宇。经过检查发现患者已发生弥漫性肝转移，在和家属商量治疗方案时，家属一听已经发生了转移，感觉无法治愈，也担心患者遭受不必要的痛苦，所以立即就拒绝积极的内科治疗。

陈治宇对家属说:“病人还这么年轻，我们一定竭尽全力让他接受标准、规范、有效的治疗。”经过充分细致的讨论后，家属也决定相信医生放手一搏。最终的结果证明，他们的信任没有错付。经过多学科讨论，医生们为病人选择了化疗加靶向治疗，这位病人直到现在还在生存。

蔡三军教授是大肠癌诊治中心的擘画者和前辈，他反复对大家讲，对于治疗规范，怎么强调都不过时。多学科诊疗是以规范作为基础，对于规范之外，靠的就是循证医学证据。最初时，内科和外科医生在为指南上没有写的患者制定诊疗措施时常会有分歧。这时候的多学科诊疗更像是大型的“文献比武现场”，谁提供的循证医学证据级别高就听谁的，再综合所有的意见和证据为患者选择最佳治疗方案。“只要是从患者实际情况出发，最终结果是对患者的治疗有利，大家都会支持。”陈治宇表示。

大肠癌诊治中心有外科、内科、放疗科三个不同亚专业方向的团队，经过近20年多学科诊治的磨炼，每位医生对多学科理念及诊疗证据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内科医生在多学科讨论中可以向外科、放疗、影像科学习。每位医生掌握的知识越全面，对研究证据越熟悉，越能更好地为患者服务，提高疾病治疗效果。”陈治宇表示。

在大肠癌诊治中心进修的其他医院医生非常羡慕有这么大的医疗区域专门进行肠癌诊治。他们也赞叹:在很多医院都已无路可走的晚期肠癌患者，通过诊治中心综合治疗“起死回生”。

“这也和大肠癌诊治中心只专注一个癌种，所有的医生都更专业有关。”陈治宇表示。如今，肠癌患者越来越多，关于某一癌种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肠癌相关的基础研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方面的研究数据都爆发式增长，而医生的诊疗决策是否能跟上医学发展前沿，也取决于医生相关知识的快速更新。“这促使医生无论从精力还是从专业知识方面都只能集中在某一癌种。"

“当然，对于刚刚从事肿瘤诊疗的年轻医生来说，也不能'一头扎进’肿瘤亚专业中。”陈治宇建议，年轻医生应先到肿瘤学不同的专业轮转学习，对肿瘤性疾病有全面的熟悉和把握后，再选择亚专业深入发展。”

夏凡：放疗，打开肠癌治疗“新世界”的大门

如今肠癌的诊疗已经不再局限于“一切了之”。随着生存期的延长，患者对保肛、保美的需求越来越多。能缩小肿瘤的新辅助治疗越来越受到外科医生的青睐。放疗在大肠癌特别是直肠癌患者新辅助治疗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夏凡教授介绍，“保肛是每位直肠癌患者的心愿，放疗用于患者新辅助治疗，可以争取最大程度的肿瘤退缩，使得低位直肠癌的患者尽可能的能够实现肛门功能的保留，提高生活质量；放疗也可以通过联合其他治疗手段，在肠癌治疗中发挥1+1>2的效果。” 

2016年，夏凡加入肠癌多学科诊疗团队，2022年进入大肠癌综合诊治中心。“以前只有每周固定的MDT讨论时间才会邀请放疗科医生加入，如今，放疗医生参与的MDT贯穿在患者肠癌诊治过程中，包括每天的查房、患者治疗方案讨论，甚至门诊。”夏凡介绍，诊疗中心的模式，让整个科室充满活力，让每个医生在日常工作中发挥所长，这样对患者的管理更全面、更规范。 

这种活力还表现在放疗亚专业所肩负的临床研究的增多。以前的临床研究，都是关于放疗本身的，非常局限。现在的研究更能体现学科融合，在研究设计时，多学科专家取长补短，互相碰撞、借鉴，启迪思路。目前，放疗亚专业的临床研究非常多，贯穿肠癌治疗全程，包括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转移性肠癌放疗的价值探索、放疗+免疫在肠癌新辅助治疗的价值探索等。 

在大肠癌多学科诊治中心，没有一个专业是配角，学科的交叉合作提高了医生的水平和多学科处置能力，但也对团队中每个医生的专业知识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肠癌诊治中心模式调动了医生们的积极性，也产生了更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学科交叉成果。 

放疗和其他专业联合开展研究，就像打开了肠癌治疗“新世界”的大门，涌现了很多顶尖的成果。其中CinClare研究就是复旦肿瘤肠癌多学科团队带领的，纳入全国17个中心的多学科研究。 

“我们经过前期的Ⅰ、Ⅱ期研究摸索，对放疗剂量以及外科专家的配合方面进行了着重考虑。再加上多学科首席专家蔡三军教授的支持，Ⅲ期研究的360例患者，2年就已入组完成。” 

研究结果显示，手术前使用新辅助放化疗治疗局部晚期直肠癌患者，其病理完全缓解率比临床现有的标准治疗提高一倍。研究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临床肿瘤学杂志》（JCO）上。这一研究结果的发布，使得新辅助放化疗成为局晚期直肠癌患者的标准治疗，改写了临床指南。

结     语

在很多人的眼里，医生是在诊室中为患者诊治疾病的职业，殊不知，如今很多临床成果的产生、医学的进步，都和医生在“诊疗时间”之外的努力分不开。很多时候，中国患者的疾病只有中国医生才有兴趣研究。我国的患者值得不比欧美差的诊疗水平、诊疗条件，而这些等不来、靠不来。复旦肿瘤大肠癌诊治中心的医生们像千千万万医界同胞一样，他们付出所有无惧挑战的努力和不畏困难的攀登，归根到底是为了中国患者更健康、更幸福地享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