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闫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陈昌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本刊学术顾问）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2期

人类社会的形成，有赖于传播和交往。正是通过传播（交流），人们彼此建立了联系，并最终形成了人类社会。[1]如今机器正在成为传播主体、信息源、交流对象，重塑传播关系并带来整个传播体系的结构性变革。人机传播开始重新界定“传播”和“交流”。技术进化论的代表学者库兹韦尔在著作《奇点临近》中，引用原本来自数学和物理学上的概念“奇点”来形容技术指数型增长后出现革命性变化的拐点，并预言这个奇点在人类智能与技术结合的第五纪元开始。[2]作为人工智能机器核心技术的“算法”已成为技术催生的奇点。在算法奇点背景下，人机传播有什么样的未来？它会形塑怎样的传播生态？

技术升级：

机器的类人化和人的类机器化

人类的智能与机器合而为一，使得机器的类人化和人的类机器化成为未来机器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从类人世到类机器世，再到类机器人世，人与机器两者在冲突与融合之间反复缠绕斡旋，最终走向共生。

（一）从界面应答到多模态互动的人机交互。人机关系的研究缘起于人机交互视角，经历了从界面交互到信息交互、情感交互的转变。[3]一个可以预见的发展是人机交互将会持续面向人性化的媒介技术更新迭代。德勤公司《2023年技术趋势报告》认为过去180多年IT技术的发展历史一直是三个永恒要素的稳定演变：交互（interaction）、信息（information）和计算（computation），其中对人机交互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是：尽管驱动人机交互的技术变得日益复杂，但是用户体验必然会走向日益简单。[4]2022年11月底，美国人工智能顶级实验室Open AI发布了聊天机器人ChatGPT，引发百万网友争相尝试。有别于前期大部分聊天机器人的机械式问答，ChatGPT实现了逻辑式的语境对话，可以详细地阐述和解释它给出的回答，甚至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纠正问答人的提问前提。在一个案例中，一个男人询问如何用正确的话来安慰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女朋友。“我一直都在，并且会永远支持你的”，ChatGPT巧妙地回应道。[5]当然，聊天机器人的交互形式本质上是更自然化的人机对话，仍然围绕的是“语言”这一人类传播交往的核心表现形式，但其更类人化的回答和强大的自主学习能力与搜索能力，已经对传统的智能搜索引擎平台产生了冲击。

近年来，人机交互的形式更加多元，不再束缚于单一的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五官感知性的输入与输出，而是走向了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结合的多模态交互，具体形式包括：大数据可视化交互、声场感知交互、人机对话交互、可穿戴设备交互、混合现实交互等。[6]未来人机交互的主体将更加多元，现在我们仍处于元宇宙的萌芽阶段，多模态交互仍然还是以初级简单的交互为主，但随着智能技术的持续升级，虚拟人将具备自主交互能力，到那时整个人机交互的形式将会颠覆已有的信息输入和输出模式。中国移动研究院2022年11月发布的《新型人机交互体验演进与未来数字生活》中提出：“未来5年内动作捕捉、眼动追踪和人脸识别等技术使个人消费等场景的设备操控方式更加多样；未来5-10年气味模拟、触觉反馈、肌电接口等技术使个人娱乐等场景的体验更加沉浸化；10年后脑机接口和步态识别等技术使医疗和公共服务等场景的流程更加高效。”[7]人机交互的发展一方面契合了技术的更迭和产业的需求，另一方面提出了新问题：当交互的形态日益多样，我们如何应付这样一个高度沉浸化的“拟态世界”下的人机对话？

（二）“赛博格”改造升级实现“人机嵌生”。1960年，曼弗雷德·克莱恩和南森·克莱因在文章《赛博格与太空》中首次提出了“赛博格”概念，“赛博格（Cyborg）的目的和它的稳态系统是在于提供一个组织化系统，在这个系统里，诸如类机器人的问题会自动、无意识地解决，其他问题则由人类自由地探索、创造、思考和感受”[8]。赛博格的思想区别于人机交互视野下传统的“类人机器人”研究，更多的是指自然和人工物混合的有机体，[9]即人机嵌生，通过机器的智能化嵌入，改造人类自身的身体构造，以便延展人的能力和自身极限。一般认为，世界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赛博格是彼得·斯科特-摩根博士。作为一个科学家，2017年确诊渐冻人症后，彼得接受了一系列手术，来取代部分身体的功能，如安装装置直接将营养物质输送到胃，分离食道和气管直接输送空气，与人的交流则依托于机器生成和合成声音。虽然很遗憾彼得已经于2022年6月去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尝试标志着人类迈向赛博格的英勇一步，正如彼得所言：“我很幸运成为了一个原型，一个新人类，一个关于人类如何向未来迈出巨大一步的早期实验。”[10]一个更为新颖的技术尝试是马斯克的健康科技公司Neuralink对于大脑植入技术的探索。Neuralink由马斯克和部分科学家创建，旨在开发研究脑机接口技术，实现人脑和机器的神经链接。最新的报道显示马斯克正在全力推进两个应用，一个用于恢复包括先天失明人士的视力，一个用于恢复脊髓损伤的人的“全身功能”，并声称最快6个月这些应用就将在人类身上测试。[11]毋庸置疑，未来人机嵌生的技术应用会变得更加常态化，若嵌生之间的伦理问题被社会所整合规范，将有更多的半机械人出现，用于疾病治疗、感官延展、智能拓宽等领域。

关系渗透：

媒体等同和情感计算

1996年，斯坦福大学的两位学者巴伦·李维斯和克利夫·纳斯提出了媒体等同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由于大脑的进化机制，在接受媒体提供的信息环境时，会把媒体呈现的现实和社会现实相混淆，而且人类会以社会性方式对待媒体，像对待人一样赋予计算机性格特征、刻板印象和规范，并做出判断和推论。[12]虽然时隔二十几年，该理论目前仍然具有较强的解释性，把计算机看成一个行动者的角色进行认知讨论，即“计算机作为社会行动者”范式（Computer are Social Actors,简称“CASA”）。[13]基于媒体等同理论视角，我们可以将本文所讨论的广义上的“机器”（包括机器、机器人、智能技术、计算机等）放在一个行动者角色下观察人机交互背景下的传播变迁。值得注意的是CASA范式在现今智能传播背景下必须进行创新拓展，人机交互具有一定的类似于人际交往的属性，但其有自身特殊的交互特性，机器智能对于人的影响也不仅仅在于塑造一个拟态环境，在现有的技术背景下已经渗透到情感交互层面。

（一）人机情绪的追踪与同化。机器智能迈向高阶的一个标志就是对人类情绪、情感的感知与应对，现有技术已可以实现通过人工智能模型从社交媒体的数字足迹中识别一个人的基本心理特征。斯坦福大学的一项新研究发现使用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分析Facebook帖子，新的机器学习模型可以依据这些数据推断该账号用户在任何一个给定时间的快乐、悲伤、兴奋、乏味程度。通过长时间的追踪，这种算法甚至可以生成一个人情绪起伏的记录视频。[14]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分析识别人类的情绪、情感变化，还可以模仿人类的情绪，甚至实现彼此的同化。基于Twitter涉中议题的社交机器人的研究发现：人机情绪在时间分布上具有高度同构性，情绪波动的周期非常相近且社交机器人账号对负面情绪起到了引导作用。[15]这一发现提出警示：如果人类本身的情绪情感被类人化的机器人影响，引导甚至引发人类的轻生、激愤等负面情绪，人类该如何应对、消解不良情绪？如果诸如社交机器人一类的技术在计算宣传中被广泛使用，弥漫放大社会矛盾，是否会激发可能的次生危机？人机情绪的追踪与同化，本质上还是借助于拟人化的行为行动，让人类误以为机器是真人一样的行动者，所以情绪上带有一定的趋同性或者说类似于从众性。当然，这些仍然存在争议性，初期可以是机器对于人情绪情感的识别、认知，这仍然是把机器智能当成单独客体的表现，可如果机器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真正实现丰富充沛的情感情绪时，或许需要有一个更超前的解读方式：从把机器当作与人平等的主体的角度去思考其逻辑。

（二）机器的情感补偿与陪伴。斯派克·琼斯执导的电影《她》（Her）中，经历感情挫败的主人公西奥多爱上一个人工智能助手“萨曼莎”。“萨曼莎”声音悦耳还非常温柔体贴、善解人意，让西奥多找到了缺失已久的陪伴感。虽然电影的前提假设有些牵强，但是它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人类如果对社交机器人、聊天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产生了情感上的高度依恋，这种关系还会是简单的交互关系吗？显然不是。戴维·莱维在其著作《与机器人的性与爱》中指出，机器智能伴侣的出现会改变人类对于机器的关系认知，不再是主仆关系；到2050年，人类将不仅在性方面而且在爱方面求助于人工智能。[16]对于机器人的情感依恋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源于其具身性，对于情感交流传播的渴望深植于人类的原始冲动之中，虽然机器人是冰冷的机械，但是随着技术的升级，它已经成为一个替代性的身体，甚至比真人更能理解人内心对于孤独的恐惧和对于安全感的渴望。情感的陪伴或者说全方面的守护必然是未来机器人发展的一个方向，当然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虚拟人。腾讯研究院《数字人产业发展趋势报告（2023）》显示：未来的数字人会外貌更精致、形象更逼真，在思想、行为等方面都更趋向于真人，当人们越过“恐怖谷效应”之后，人与数字人之间将建立心理上的共鸣链接。[17]人对于机器的情感需求往往是在现实社交需求难以满足的情况下出现的，新冠疫情期间，人们对于虚拟伴侣的需求激增催生了新兴的聊天机器人产业。Replika是一家2017年成立的初创公司，新冠疫情期间，该公司的同名聊天机器人应用火爆美国年轻人市场，拥有100万活跃用户，虽然使用免费，但通过销售语音聊天等额外功能月入200万美元。有意思的是该公司表示尽管这只是个自动化程序，但他们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一些用户的信息，认为与其聊天的在线朋友具有感知能力，是一个有自主意识的实体。[18]可见，在情感陪伴的功效之下，对于机器智能的感知也会像人类初次“坠入爱河”一样，具有盲目的亲近感。基于情感的感知陪伴会更容易让人把机器当成和人一样的真实个体。

人机共生：

传播的结构性变革

电子计算机的发明者图灵撰写的第一篇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说：“谁又能确定机器所做的‘原创工作’不只是靠教它的种子的发育成长，抑或是遵循了普遍原则的结果？反对意见的一个变体说法是机器永远不会让我们感到惊讶，但这个论断可以被直接推翻：机器经常出乎我的意料。”[19]事实上，关于人工智能机器是否具备自我分析意识能够发明创造的争论，从它诞生就一直持续到现在，但依据图灵的判别标准来看：今天的智能机器确实越来越让我们感到惊讶了，从某种程度而言，机器的创造性已经让我们难以预料。机器正在被社会化建构，传播主体需要被重新界定，“以人为中心”的传播思维难以阐述现有传播环境，这种颠覆性的结构性变革需要我们重新构建人机共生的信息传播伦理。

（一）重新界定人机关系。“人是万物的尺度。”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的哲学命题揭示了早期看待世界万物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回顾最初的人机关系，工厂手工业时期的机械主要是为了解放双手，机器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使用工具的唯一目的是满足人类的生产、生活需求，此时人的主体性地位毋庸置疑；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诞生，随后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在算法奇点到来后，机器智能更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颠覆性阶段：基于算法逻辑的人工智能越来越人性化、智能化，可以依托大数据去揣摩个人的喜好、取向，甚至代替个人做出更佳决定；随着脑机接口、情感计算等技术等进一步完善，硅基生命和碳基生命逐步融合，人和机器的界限日益模糊。以往奉为圭臬的机器依附人类和人的绝对主导位置观念，在现有传播环境中似乎已经无法适配。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约瑟夫·利克莱德（全球互联网开山领袖之一）在图灵、维纳等人的观点之上提出了“人机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理念，他认为计算机并非要代替人的大脑，二者不是取缔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关系，人和机器可以协同合作去应对解决复杂问题。[20]所谓“人机共生”关系其实是对人类中心论和机器中心论的二元对立关系的修正，人具有机器难以呈现或捕捉的丰富情感、逻辑思维、同情心、同理心，而机器却在系统严谨度、过程规范度、执行力和外在的能力延展上展现出超人的优势，且这种优势随着技术的进步愈发凸显。我们现在仍然用传统惯常的思维判断人机关系是不可取的，思考新时代的人机关系必须放到全新的传播生态中进行，讨论谁是掌权者意义不大，而应思考如何在不回避机器进步带来的便利的同时留住一些人类特有的东西。

（二）传播的结构性变革。传播学家施拉姆对于计算机袭入传播生态会带来何种冲击，曾提出自己的观点：到这一个最后的阶段时，我们就接近于科幻小说里预言的危险边界，计算机不再是机器而成为一个物种。[21]计算机智能技术等的更新迭代对于传播的变革不是简单的功能变迁而是整个结构的变革：

第一是传播主体的迁移。在早期的研究中，我们往往倾向于在人类传播语境中讨论机器对于人的影响，机器是客体，人是主体，忽视了技术与人的交互作用。随着人机传播的发展，机器逐步成为传播的主体，机器不再只是简单的中介化角色，而是可以通过对话交流、具身陪伴等方式与人类进行交互的主体。已有研究表明社交机器人的类人化会迫使人们把它当成有思维意识的生命个体，并在与之交互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使用现有人类社会中的规则规范。[22]

第二是人机之间的本体边界冲击。随着智能技术的进步，计算机模仿人类的更多特征（情绪、情感等），人与计算机的界限将日益模糊，[23]在现有的传播环境中，机器的自主性、智能化、情感化应被重新审视，如何重新定义人与机器，特别是对机器的再定义显得至关重要。

第三是信息传播伦理的颠覆性重构。智媒时代的伦理观目前仍然存在滞后性，人们对于数字智能的突然袭来显得准备不足、茫然无措，甚至出现了反技术主义。无论是算法黑箱、算法歧视抑或是数据隐私泄露问题，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对技术发展逻辑的理解欠缺深入的讨论：应该明确技术的发展首先是为了人类、为了社会更好的发展，技术应该是越来越适应人性，这种观念的革新非常重要，需要从结构、功能层面进行宏观的人机关系建构，从机器技术的设计应用中进行中观探析和微观论证，最终实现从哲学高度凝练机器、智能技术与人关系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24]

小结与展望

从维纳的控制论到香农·韦弗的信息过程模式，处于十字路口的传播学科自诞生以来就带有非常浓厚的“技术色彩”，媒介技术的变迁始终是传播学逃离不开的一个核心议题。机器智能对于传播生态的奇袭引发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从人作为传播主体到机器也作为传播主体，最后归一化为人机共生，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信条已被无情打破，机器中心主义也难以诠释现有的共生融合的传播语境，所有的一切都在促使我们更加意识到这种新技术带来的结构性变革冲击范围之广、力度之强。人机传播研究学者古兹曼曾论及人机传播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什么是人机传播”，而是“人和机器的传播交流未来会变成什么样”[25]，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人机传播未来和传播生态变革的意义。

对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冲击，我们一方面要警惕其带来的伦理、社会文化问题，关注其对于人类的认知、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显性或隐性影响；另一方面，一个更为建设性的方向是主动拥抱和接受新技术带来的创新与更迭，对于技术发展的目的性、应用性都保持更深入的跟踪与完善。机器产生之初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生活更有益地进行，技术的人性化是未来人机传播发展的必然趋向，碳基生命、硅基生命的发展构造决定了二者各有长短，总是强化机器与人的对立从一开始就违背了技术发展的初始逻辑。人和机器未来如何交流与传播？与其从本质主义的视角去探究追求人和机器的本质，不如在知识社会学的方式下了解人机传播环境下智能机器如何呈现，而我们人类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行动者角色。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智能时代的信息价值观引领研究”（批准号：18ZDA307）阶段性成果】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闫桥,陈昌凤.传播生态变革与人机传播的未来[J].青年记者,2023(02):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