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发际线堪危的老汉,还是年轻的大小伙,他们身披款式大同小异的粉红围裙、戴着袖套,拎着菜市场刚买的蔬菜活鱼,在村头巷尾“招摇过市”。很多四川家庭年夜饭筹备中,颠勺的不是妈妈们,而是腰系围裙老汉们。
男性下厨做饭,如今不算少见,全国各地都有。但从来没有哪个地方的男性能像川渝男人,把粉红围裙穿成一种街头潮流,穿出一种“压迫感”。
△进来感受川渝男人的压迫感 | 来源:bilibili
拍摄地点是四川宜宾,占据麻将桌四方位置的是清一色的妇女。她们专心致志地摸牌出牌,麻将桌之外的一切,仿佛都与此时此地的她们无关。
△四川宜宾,男人穿围裙干活,女人打麻将,形成鲜明对比 | 来源:bilibili
不仅仅是家务,川渝地区还有不少现象可以反映那里男性的家庭“弟位”。
比如,家庭称谓也是反映家庭地位的一面镜子。中国绝大多数地区都习惯叫“爸爸妈妈”,“父”在“母”前。但唯独这里叫“妈老汉儿”[2]。“爷爷奶奶”也被调换了顺序,改成了“婆婆爷爷”。
与父母、爹妈等词结构不同,四川地区女性在前、男性在后的构词手法,体现出当地独特的语言和文化习惯。
当然,全国各地肯定不乏宜室宜家的“小男人”,四川地区也不乏“唯我独尊”的大男子主义者。但大众印象里,比起其他地区,川渝男人贤惠的概率似乎更大一点。
那么,四川这片文化土壤到底有什么神秘力量,滋养了这片土地上的男男女女?
△潮汕婚礼上新娘的头饰。当地旧时的“返厝”习俗规定新娘只有在“三返厝”之后才能自由活动 | 来源:图虫创意
△性别失衡程度和宗族文化强度在空间上大体重合 | 来源:宗族文化、男孩偏好与女性发展
四川的宗族力量则刚好相反。
研究者们通常用是否有祠堂和家谱来测量宗族力量的强弱[8]。
从研究结果来看,四川地区的宗族力量确实不强。在纳入的25个省份中,无论是家庭所属宗族有祠堂的比例,还是有家谱的比例,四川的排名都在倒数第四位[8]。
△四川有祠堂和有家谱的比例都排在倒数第四 | 来源:家庭融资中的有效社会网络:朋友圈还是宗族?
移民本身的流动性阻碍了以固定的聚居为基础的宗族组织的发展,因此,虽然在清朝之后四川的宗族组织有得到重建,但它们的发展不如其他地方[10]。
历史上的人口流动导致了四川地区宗族的破碎,这种影响也一直延续到现在。
因此,在四川这样一个移民社会里,宗族要么是破碎的,要么就是未能发育完全。在这种情况下,四川女性才得以从束缚她们的枷锁中解脱出来。
没有强大的宗族力量的约束,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都要小得多。这样,男性在穿上他们的粉色围裙时,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
宗族原因固然从观念上解放了川渝女性。然而,现代社会中决定男女地位的基本因素,更重要的是男女对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程度[11]。
对于川渝女性来说,婚姻生活中的底气,是自己的钱包给的。所谓四川男人怕老婆背后,可能是几代川渝女性更大的牺牲和付出。
很长时期里,川渝女性的家庭收入不亚于男性。
据考证,清朝前期四川是粮食输出大省,纺织业并不发达。但是在清中期以后,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了对于棉纺织品的大量需求,由此也促成了四川棉纺织业的兴盛[12]。
在1926-1934年间,四川的棉纺织业进入极盛期,本埠三十里内小厂数量三千,纺织机共计两万四千台,宽窄布合计产量达百万匹以上。这一时期,四川的棉纺织产品远销周边各省,且仍有供不应求的趋势[13]。
四川的棉纺织业保持了长时间的兴盛,也极大影响了女性的家庭经济地位。在反映清代四川农民社会生活的竹枝词中,女性在纺织业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无论是“侬家十五自当家,昼纺木棉夜绩麻”,还是“数九寒天不出家,一冬生计在棉花”[14],都说明了四川女性从事的纺织业在家庭收入上的贡献。
△手工织布机上的妇女手工编织。女性在纺织业中扮演了主导地位 | 来源:图虫创意
另外,劳动力转移的进程也正在发生。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地域选择行为上,性别具有显著影响,男性倾向于异地转移,女性则更倾向于就地转移[21]。
出于照顾老人和子女陪读等家庭方面的考虑,女性选择留在本地。与此同时,留守家庭主事的权力也由女性接替过来。
△老年妇女的手牵着年轻妇女的手。出于家庭考虑,女性更多选择留在本地,但同时也接替了主事的权力 | 来源:图虫创意
女性主事的权力不仅体现在家长里短的决策上,就连是否继续维系婚姻也更多由女性主导。
有研究发现,四川某市763份农村家庭离婚裁判书中,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有530例,占到总数的将近70%,而且很多理由和钱有关[22]。
这样看来,所谓的惧内,不过是川渝女性靠着自己的付出和贡献,为自己赢得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今天是大年初四,听说已经有川渝男人按捺不住换上了买鸡精新送的崭新围裙,在厨房磨刀霍霍,大展拳脚一秀厨艺了。不出意外,过不了几天,吃瓜网友们又能在网上欣赏到新鲜出炉的小短视频,感叹川渝男人这该死的魅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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