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开展潮州文化工作，挖掘潮州文化内涵，更好服务潮州打造文化强市标杆工作，近期，由市社科联牵头，韩山师范学院潮学院承办的《潮州聚族而居的特点与现代启示主题沙龙分享会》在韩山师范学院举行。与会专家围绕潮州聚族而居村落形态形成过程、地方特色及其对潮州文化和现代基层治理产生的深远影响，交流探讨如何进一步挖掘保护潮州特色古村落、彰显潮人家国情怀，以历史文化滋养现代乡村文明。

道韵楼

　　● 广州艺术博物院研究陈列部副研究员陈嘉顺：

　　祠堂的重要性及其对旅外潮人影响

　　潮州祠堂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潮州祠堂的建筑、石刻、木雕、嵌瓷等工艺精湛，祠堂所承载的家族历史，与潮州民系族群息息相关，更是海内外千万旅外潮人记住乡愁的心灵圣地。潮人重视祠堂的建筑，这是怀抱祖德、慎终追远的思想，也是后人饮水思源、报本返始的孝思表现。潮州祠堂遍布乡镇村居，总体数量约在一万左右。

　　潮州祠堂的重要性

　　潮州祠堂在基层社会有重要的社会作用，具体而言有三方面：

　　一是处理日常事务的作用。祠堂是规范族人行为举止的场所。族人在祠堂虔诚参加祭祀活动，参加祭祀者按尊卑长幼排位向长辈尊长致敬，再聚餐吃供品。有些地方还分级入席，如揭阳登岗黄氏，吃供品席时，贡生以上功名者则两人一桌，秀才四人一桌，六十岁高龄者八人一桌。有些地方祭后不聚餐，分“胙肉”。在祠堂中的一举一动，会约定俗成地约束族人行为，并成为团结族人的精神支柱。化解基层纠纷，也是祠堂日常的事务。古代潮州乡村里的各种竞争，家族中的各种纠纷，绝大多数都是在家族中、在祠堂里解决的。传统潮州社会，告官成本很高，族人发生纠纷，先到祠堂请族长或主事排解。“在祖宗神位前论曲直、剖是非”，是最严肃而具权威性的。裁决审理不单是以情理为准则，而是要“以尊卑定逆顺、判曲直、定是非”。清代，族权强化时期，族人若不服从宗族的处断，要受到族长责治，若未经祠堂族长裁决而先告官的，要受到族法处理，说他邈视祖宗。在此背景下，祠堂实质上是一级基层政权，也是调解裁决机构，族长就是长官，如族人违抗族法，族长可在祠堂召集各房话事人，商定对违犯族法乡约者进行体罚、罚款、罚谷等处罚。祠堂是宗族的公产，很多宗族族谱有规定：“族人如有盗卖祠田，一经察出，除勒令备价赎还外，公同家法治处。”“重则处死，至少加倍罚款。”族人私有财产保护也需要乡规祖法，保护私产规约俗称“禁规”。如在收成前，“严禁放鸡鸭下田”“不准偷盗瓜果等农作物”，甚至在祠堂前演木偶戏的棚前挂出不准侵害偷盗农作物标本，以示严肃性。

　　二是承担家族学校教育的职能。人才昌盛与否，是家族盛衰的重要标志。各宗族在兴学育才方面都制订不少措施，有的规定入学不收学费，好学而生活困难的优等学生，可从公租中领取生活补贴，给参加乡试的人发放赴考路费，中举还有贺银。有的宗祠置有秀才田，族人中秀才、举人，回乡在祖祠开谒祖，宴请族亲长辈之后，经族长认可，每年可在秀才田的田租中分到一定数量租谷，以示奖励。如澄海锡明公祠，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就倡买粮田五亩为书田，有新进庠生，均可分收田租，以此鼓励上进。也有不少发迹官员购田助学。如明代大理寺卿林熙春，曾捐修赎佛寺田作为秀才“科试”的费用。献捐田产助学的各地都有，甚至还将祠堂拿作办学之用。在庵埠镇，清光绪三十年（1904）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就有小学81所，其中40所以祠堂为校址，1939年至1949年有小学49所，25所以祠堂为校址。至1988年，镇有学校29所，尚有15所以祠堂为校址，足以说明宗族对兴学育才的支持。潮州尤其重视兴学育才，明清时期人才炽盛，如明代，涌现了薛侃、翁万达、周光镐、林大春、林大钦、林熙春等一大批卓著人物。

　　三是祠堂有效增强家族抗灾御侮力量。历史上的潮州，自然灾害频繁。聚族而居的乡村，在宗祠公决之后，组织修筑堤围、塘坝、涵闸，疏浚河道沟渠，防洪排荡抗早，筑堤修坝时，除抽丁派工之外，宗祠还拨出租谷补贴民食。在政局动荡或外敌入侵严重之时，各宗族筑寨自卫。明中叶，倭寇为害潮州甚剧，各聚族而居的乡村，各自组织壮丁保卫家园。潮阳凤山的古寨，乡人陈千山倡义守寨防贼，使贼不敢侵掠凤山，嘉靖年间，倭夷入寇，陈千山裔孙陈南野，率众族人守寨抗倭，使贼受挫溃退。类似以祠堂为指挥所，团结族人英勇抗击外敌的事迹，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潮州，也有不少。

　　在现今法治社会中，祠堂作为调解基层问题的场所仍不失其作用，借助先祖榜样力量，通过祠堂传播新时代正能量，使之成为规范族人行为的场所，也是行之有效的教化方式。

　　祠堂对旅外潮人的影响及保育活化刍议

　　一是榜样的力量。传统社会，子孙得功名，要回乡在祠堂前竖旗杆，以石刻铭记，成为榜样让后代子孙效仿。历史上维系宗族亲缘的祠堂，至今仍是潮州重要的宣教场所。忠、孝、仁、义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长辈在祠堂中教育子孙的重要人生课题。榜样在家族文化中，会无时无刻影响着旅外潮人的思想。

　　二是堂号的效应。每座祠堂都有自己的堂号，堂号是一个家族反复酝酿的结果，会成为祠堂成员的行为引领，也与家风家训相吻合。家族文化中，最重要的就是家风家训。有了家风家训，整个家族的子弟就明白自己的言行举止（特别是旅外潮人）不仅仅代表个人，还代表整个家族。有了这样的约束力，良好的道德品质就很容易形成了。

　　三是凝聚的能力。中国古代家天下的凝聚力就是祖先。中华民族因为认同有共同的祖先炎黄，一直血脉相传，屹立不倒。在一个家族中，则因为共同的祖先，让家族具有更多的向心力，而祠堂以有形的建筑和无形的影响，团结家族旅外成员努力拼搏奋斗。

　　近年来，潮州对祠堂的保育活化工作不断加强，未来发展趋势可朝三个方向推进。

　　一是宗族的档案馆。通过重修重建祠堂，建立宗族发展史的档案馆，弘扬家族文化，提高宗族凝聚力，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发展和稳定都有积极作用。

　　二是族人的礼仪馆。祠堂是宗族历代祖先聚居的地方，祭祀是祠堂最主要的功能。通过祠堂祭祀，族人强化传统礼仪，加强族人关系，维护和巩固宗族团结。

　　三是工艺的展览馆。潮州祠堂集木雕、石雕、灰塑、金漆画、壁画、嵌瓷等多种传统工艺于一体，工艺价值无可估量，堪称潮州工艺瑰宝展览馆。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无论是文化技艺还是社会建设，潮州祠堂所承载的文化精华都有巨大价值。因此，要正视祠堂文化，汲取其养分，为当代服务。

　　●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潮州市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库成员陈贤武：

　　宋代有26位官宦落籍潮州

　　饶宗颐教授写于1948年《福老》一文说：“福老初非土著，大率来自福建，而间接徙自晋豫，与客家同为中原遗族，惟客家播迁于山岳地带，而福老则循海岸线由闽迁粤。……约而论之，福老族之构成，不出如下四者：⒈ 隋唐以前，福建区域之旧潮人。⒉ 陈元光所领之戍卒。⒊ 隋唐末王潮南来之中州仕族，及宋末从宋室南迁之赣闽士民。⒋ 谪宦之占籍。”

　　潮州世家望族的成因，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赴潮为官之人，秩满后占籍潮州；或并无在潮为官经历，但因种种机缘落籍本地区的官宦之家，他们的子孙蕃衍而成为大户。可是，有关方面的记载多很晚近，无法排除后人的追加、乃至伪造的可能性。兹摘录府县志资料，以见一斑：

　　乾隆《潮州府志·侨寓》：“袁琛，字朝玉，号昆山，浙江龙游人。庆历间，累官银青光禄大夫、兵部尚书。元丰六年，谪知潮州，因家焉。墓在海阳云步百丈坪。子熙，元祐丁卯进士，官御史中丞。……子孙蕃衍，为潮、揭、澄三邑望族。”

　　乾隆《潮州府志·侨寓》：“丘成满，字力充，号善川，闽之莆田人。……为陈边务，忤权贵，谪宣议大夫，潮州安置。……讲学枫山，明孝弟忠信之义，乡里化之，遂家海阳，名其里为长美里。”

　　光绪《海阳县志·宦迹》：“陈坦，福建晋江人，进士，元符中任海阳县事，多善政。……秩满占籍海阳，祀名宦。支裔蕃衍，秋溪陈姓皆其后云。”

　　诸如此类，府县志及饶宗颐先生《福老》等文多有记载，如州守彭延年、丁允元、陈宏规、陈憺、魏廷弼、孙叔谨、蔡规甫、周梅叟、知县陈汤征、孙乙、萧洵及丘君与、林绍坚等。尽管他们或有或无在潮为官的经历，但后都曾举家落籍，成为本地著姓。

　　从能可考的史料文献，共有26位官宦落籍潮州，其中19人是籍贯福建，似可窥见“潮州人，福建祖”的谚语其来有自。

　　这些官宦落籍家族人员，一般政治经济地位优越，有条件接受良好教育，有较好文化素养。为稳固既得地位，还与本地区名门望族互为婚姻，建立有利家族兴旺昌盛网络。如潮州名贤林从周，以次女妻于曲江余靖，余之第三子余叔英于政和间知潮州，任满落籍潮州。家族内实施宗法教育，如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漳州著名道学家陈淳，应本地学者、朱熹弟子郭叔云之请，特为撰《宗会楼记》和《燕食堂记》，明宗法派别之分，论宗子主祭之义，据《礼记》以立说，叙郭氏之宗族源流，记郭叔云立祭田、合宗族之作为，“因叙古人宗法曲折，以诏其宗人，使知子从（郭叔云字）此举，实出古先圣王之遗典，而非己意撰为苟合之私。”正是实施这方面教育的表征。明清潮汕地区宗族社会，实导源于此。

　　● 市侨联原主席、潮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杨锡铭：

　　海外潮人重视和传承宗乡观念

　　潮州地区许多村落，村民聚族而居，乡亲往往也是宗亲或者族亲。潮州人在向海外移民时，宗乡关系是最重要的纽带。依靠着宗乡的亲情关系，带动同乡同族向外移民。早年下南洋，20世纪七十年代末印支潮州人的被迫再移民，乃至八九十年代后本土向海外的新移民，无不依赖宗乡关系的带动。尽管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在海外很难形成如潮州地区的村落聚居，但也呈现出相对集中的同乡同族聚居地。比较典型的如马来西亚的吉胆岛，居民几乎全部来自澄海的外砂和新溪的谢、王两姓。现属湘桥区的磷溪、官塘、铁铺的陈氏延华堂族亲，多数聚居在泰国。潮安区东凤、彩塘、庵埠等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柔佛州的乡亲众多。海外潮州人做生意、办企业，多数以宗亲、乡亲为首选的合作对象。家族企业是海外潮人创业阶段的最主要形式，并借助宗乡关系所形成的网络，发展和壮大。即使发展成为现代企业，不少仍带有浓厚的家族企业的痕迹。海外潮人在居留地创办宗亲会（族亲会），传承潮人传统的礼俗规范，强化潮人的身份认同，弘扬中华文化。事业成功的族亲通过担任宗亲会领导人，提高了社会地位，光宗耀祖。这些宗亲会以潮汕地区的宗祠为范本建立会址，按照潮汕地区的祭拜习俗举办每年的春秋二祭，在春节、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举办宗亲联谊、敬老、奖学等活动，组织返回故乡祭祖，或到中原寻根溯源，不忘根本。虽然身处异国他乡，许多海外潮州人仍然认同自身作为原乡宗族之一员，认祖归宗，并为故乡慈善公益事业做出自身的贡献，这在第一代海外潮人身上表现尤为突出。

　　海外潮州人重视和传承宗乡观念，有利于在当地抱团发展，拓展族群的生存空间。应当看到，由于代际的增加，目前海外潮州人的主体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潮人后裔，加上因各种因素造成的再移民，他们对“何为故乡”有多重的认同。宗亲（族亲）的内涵也扩大为同姓，甚至远祖同源的姓氏。目前，仅在泰国已有70多个宗亲总会，并在此基础上组成各姓宗亲总会联合会，成为泰华社会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 潮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吴淑贤：

　　2427个自然村约40%建于明代

　　2015年，我市全面启动潮州市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工作，至2019年底基本完成普查工作。通过调查整理了全市自然村的村落由来、姓氏源流、人口状况、基础设施、传统建筑、民俗技艺等41类200多项信息，抢救性保存一大批自然村落历史人文信息，并将数据录入全粤村情数据平台。

　　潮州市列入普查的自然村共2427个，其中：饶平县1208个；潮安区955个（含枫溪区38个）；湘桥区264个。从普查数据可见，全市自然村能追溯历史、有记载最早建村时间是南北朝，创建于宋代的村落有212个，约占总数的9%；元代，73个，占3%；明代，961个，占40%；清代，735个，占30%。全市约70%的自然村建于明清时期，说明该时期潮州人口处于高速且长时间增长，加上迁徙比较频繁，新的聚落不断出现。

　　潮州村落大多以地理特征命名，通俗易懂，如：田心村、东坑村、宫前村、东寨村、竹围村等等。

　　潮州村落命名的另一大特点是以姓氏命名，如：陈、吴、李、林、刘、张、黄、詹、文、邱等等，几乎囊括了百家姓中的每一个姓氏。

　　以姓氏命名的村落，大部分以“姓氏＋厝”这种形式，其中，以“陈厝”命名的村有10个之多，吴厝、李厝、林厝、刘厝等紧随其后。平原地区有一些以“姓氏＋陇”搭配，如：蔡陇、郭陇、庄陇、薛陇等；饶平北部山区则大多与“姓氏＋屋”搭配，如：蓝屋、苏屋、陈屋等。

　　不管以哪种方式命名，潮州村落呈现聚族而居的显著特点，也反映了潮州乡村世居村民主要姓氏的分布情况。

　　普查发现，全市有946个自然村记录了村中世居村民的迁徙情况。林、陈、刘是三大移民后裔。世居村民迁徙地是福建省的最多，其次是江西省，这一数据印证了“潮州人，福建祖”这一说法。潮州先民大部分是来自中原，福建、江西都是移民迁徙的中转站。

　　●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黄晓丹：

　　乡规民约的价值及其对时代的影响

　　乡约存在的历史很悠久，北宋吕大均的《蓝田吕氏乡约》、南宋朱熹的《增损吕氏乡约》，明代湛若水的《沙堤乡约》、王阳明的《南赣乡约》都在当时的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对后世影响深远。

　　潮州的乡规民约具有悠久历史，据薛侃《乡约》的记载，在明正统年间，潮州知府王源西湖山就建有会约之所，是目前所知明代最早实施的乡约。王源还在饶平黄冈倡建乡约。在《东里志》中，还有明代正德间刘远撰写的《黄冈乡校记》记载了黄冈乡约的具体情况。这篇碑记说的乡校实际上不具有童蒙教育的功能，而完全是一所乡约所，只是习惯以上古以来乡校的概念命名乡约所。黄冈乡约其正堂祭祀孔子及四配，左右祀吕大均、朱熹。北宋蓝田人吕大均作《吕氏乡约》，提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条。南宋时，朱熹作《增损吕氏乡约》，成为民间仿效的范本。黄冈乡校祀吕大均、朱熹，亦即表明它是一所乡约所。据碑记的记载，黄冈乡约的规模较大，“入约者数百人”。明中期，乡约在潮州地区得到较为广泛的推行，产生了由官员和士绅共同推行的乡约。薛侃在其乡族中推行乡约，取得显著的社会治理效果，20多年之后，王阳明的学生季本将之推广到当时揭阳全县。

　　潮州历史上早期的乡约形式是地缘性乡村基层组织，官方的参与度是很大的。这种官办的乡约规模比较大，不只是在一宗一姓之中推行，在官员的大力推动下，起到的效果也比较明显，但弊端也是明显的。由于官员流动性大，容易出现人走政息的困境。王阳明任两广提督时，专门就揭阳县推行乡约的可持续性下过公文给潮州府官员。这些具体的历史细节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和借鉴。领导人的在场和投入是传统乡约生效的重要条件。

　　随着宗族的兴盛，宗族规约大量产生，到了清末明初乡村自治运动中又制定了大量的乡规民约。乡规民约内容丰富，包括经济发展、社会治安、人际关系、社会救助、民风净化、环境保护等方面，其倡导的家国一体、集体主义、公理共议、人际和睦的理念，仍然是当今乡村治理的愿景。挖掘传统乡规民约所蕴含的儒家理念、民主思想及社会治理经验，对于推动乡村治理能力提升和乡村振兴具有很大的历史借鉴意义。

　　从文献载体看，乡规民约有纸质载体，还可能有石刻、木刻载体。在对村落和宗族进行田野调查时，应注意对乡规民约文献的收集研究，结合实地调研，使传统乡约文化助力于当今的乡村振兴，这也是潮州文化探源工程的现实意义。

　　● 自媒体长光里负责人郑坚：

　　从航拍视角看潮州聚居特点和变化

　　潮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区，拥有多样化的聚居方式。从航拍的角度来看，可以观察到人们在不同时期选择的聚居方式，以及这些聚居形式所受到的地理和资源等因素的影响。

　　通过长光里公众平台在潮州各个村落的拍摄过程中积累的资料，我们发现有几种比较典型的潮州传统聚居方式。

　　第一种是土楼和围屋形式，这种方式在黄冈河流域中上游，以及铁铺和凤凰地区较为常见。村落以一座或多座土楼为核心聚居，通常在山区，形成了小规模的自然村。土楼中间是旷埕或祠堂，人们居住的单元环绕在土楼外围，形成封闭的整体。有很好的防御性，但居住的舒适性较差。

　　第二种是城寨式建筑村落，如古巷象埔寨、枫溪长美寨、凤塘鹤陇和安寨。这些村落外围有防御性能的寨墙及寨门，民居并排在城寨中间，除了防御性外，居住的舒适性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这种聚居方式多见于平原地带，建造成本也较土楼高。

　　第三种是护城河+城墙形式的村落，例如彩塘金砂、仙庭等。还有饶平所城、意溪蔡家围，这些村落原本是军事性质的城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发展成聚居的村落。这种村落的原始状态是四周环水，有完整的古寨墙和东西南北寨门，规模较大，多位于平原且水网资源丰富的区域。

　　第四种是城镇形式聚居，如商贾群居的龙湖古镇，宛如缩小版的潮州古城区。

　　通过上述潮州历史上的聚居特点，我们可以看出人们生存方式和地理特点、生活资源争夺等因素对聚居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卫星照片相比，现在的卫星照片显示出村落的特征逐渐模糊，边界不再清晰。这反映了过去五十年间村落的急速变化，从传统的被农田包围的聚居方式，转变为现代居住方式的逐渐兴起。这种快速变化意味着现在村落聚居特点的因素正在迅速减少。

　　考虑到这些历史特点和变化，数字化记录变得尤为重要。如果不加紧将这些具有历史特点的聚居形式进行记录，它们很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数字化记录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潮州的历史和文化，也为未来的城市规划和文化传承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 韩山师范学院美术学院讲师刘会军：

　　在村落中宗祠往往位于关键地理位置

　　传统建筑的类型、布局与建筑主人的身份基本匹配，姓氏宗族中有人通过读书做官或者做生意发财，家族的建筑从布局到建筑构件与众不同。大型建筑群或者民居与家族的文化实力、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有关。在村落中宗祠往往位于关键地理位置，宗祠建筑内部连贯、外部围合而成，建筑群多呈现对称分布，同一家族的建筑围绕着宗祠建造或者排列。宗族等对建筑的影响体现在人们保持秩序聚居。建筑分布的空间出现了中轴线，特别是土楼和围屋，建筑之间有明确的尊卑、主次、长幼关系，建筑群的布局与传统礼制有关系。一些村的土楼、围屋等建筑分布既能看到风水关系，又能体现出古代城市的布局特点。

　　宗祠建筑群在有些村中的地位高于庙，但是现在的宗祠建造技术和室内装修也面临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传统建筑遗迹继承了明代或者清代建筑的特征，因为很多建筑有过多次维修。由于建造技术的差异，每个类型的建筑保存期限不一样，清代以前的建筑类型与明代建筑类型在我们潮汕地区处于消失状态，尤其土木结构的建筑类型。

　　土楼的保存现状不容乐观，很多村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忽略了对传统建筑的保护。传统土楼建筑的活化做法：1.依据历史记载和现代技术复制传统建筑；2.以建筑群的故事展演，传承建筑文化；3.开发建筑系列文创产品；4.乡镇可以尝试开展旅游线路和增加假期的研学内容。

　　潮州市社科联 潮州日报社　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