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打糍粑

管淑平

腊月，是一趟一去不返的末班车，连接着两个年份——旧年，在后头；新年，在前边。墙上页数不多的日历，空气中酝酿多时的寒意，连同虎视眈眈的凉风，似乎是腊月不改的面容和底色。而在我的故乡南充，热闹的腊月还流行着一种习俗：打糍粑。

糍粑，几乎是川渝地区逢年过节必不可少的美食，既可做主食，又能当陪衬，宛若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良家女子。这种食物是将糯米、大米混合在一起蒸熟，随后在石臼里用舂米棒反复地使劲打压而成。对于年幼的我们来说，只要打糍粑的声音一响，便知道已是腊月，过年的氛围也就越来越浓了。

一声鸡鸣，天色微微亮。打糍粑的进程便缓缓开始了。奶奶早早地起床，在院坝里用厚厚的砖头搭起一个柴火小灶。她先是引燃放在砖灶里的柴火，接着又在灶台上放置一个木制的大蒸笼，将事先泡软的糯米和大米一同放入笼屉。柴火一摞摞地送至灶孔，熊熊烈火，袅袅炊烟……很快，在床上睡觉的我被整间屋子飘着的米香味儿唤醒。待我来到院坝，只见奶奶熟练地将一大笼屉蒸米端出，趁着热气腾腾的时候，迅速地倒入石臼。

那石臼看上去颇为有趣：上宽下窄，其长与宽均小于高，石头中间被人用凿子凿空，形成一个平缓内收的扁圆的桶状。石臼的两边是固定好的大圆木，圆木棒靠近石臼的一头较粗，装有石锤。连接踩踏板，将脚用力地踩在踏板上，那石锤就会被抬得很高，松开脚后，锤头就会恰到好处地落在石臼中间的凹槽里，那些事先放入的大米就会被落下的锤子锤烂。

制作糍粑最重要的环节就在于舂打与翻拾，这也是最为辛苦的一环，往往一个家庭中需要几个年轻力壮的人共同轮流配合才能完成。通常，需要两个人踩着踏板，另外的人就负责翻动石臼里的糯米，踩踏板的人要用力，翻米团的人要灵活，这样的糯米才能被捣得均匀。况且，米团凿得越快，翻动就得越快，其米团的质地也就更加细腻，那种颜色雪白、香味扑鼻的米团最为上乘。若是眼不疾手不快，要么就是拎不起锤子，要么就会被锤子锤伤。可见，舂糍粑是一件耐力与智慧并存的活儿。

在我家，踩板的通常是父亲和伯伯，而翻拾糯米则是母亲和伯母负责。这一趟流程下来，人人几乎都累得汗水流淌。在石臼的不远处，当然会聚集着一群小孩儿，作为大人们打糍粑时最忠实的“吃瓜群众”，趁着大人休息便赶紧轻车熟路地跑上前，要么学着大人的模样捣鼓着舂米，要么就是悄悄地伸出小手，抓一块儿小米团丢进嘴巴。这会儿若是碰到母亲出来，准免不了一顿现场版的思想教育。待大人休息足够，热闹又继续流行，除了捣烂的米香味，大家最喜欢的，应该就是这种类似现场直播的氛围。

随着米团在热量积累中逐步成型，这时就得趁热进行糍粑入模成型的制作环节了。先在案板和模子里要撒些米面，防止糯米的沾粘。然后，掐一小团糯米，放入模具，一开，一盒，一压，糍粑就有模有样了。

在农村打糍粑，其实很少人会用到模具，大多数都会选择手工制作，要么用手慢慢地摊成饼状，要么用擀面杖进行辅助，或用重物直接压制平实。压制完的糍粑，通常还得在正中间盖上带有“福”字的一个小红印，红印其实是用枣泥调和而成。一白二红，平分秋色，提示着新的一年红红火火、顺心如意。自家制作的糍粑也很少用作送人的礼品，如果不是关系特别好的知心挚友，是万万不会舍得相送的。各种条件相对落后的年代，糍粑其实也是熬冬充饥的食物。在农田干活，人们不用佩戴额外的干粮，只需要一瓶白开水和几块糍粑，保准儿那干活的人一整天都不会觉得累。

糍粑的食用方式有很多：既可以煮，也可以炸；既可以烤，也可以炒；既可以煎，也可闷蒸。清水煮糍粑，暗香而淡雅；炸糍粑，讲究一个猛火快速，热油下锅，糍粑两面翻炸，炸至金黄；烤糍粑则是需要用一根细长的竹条，将竹条从糍粑穿过，架在火炉上边翻边烤，在翻转的同时撒上白砂糖，吃起来自然香甜；至于炒糍粑和煎糍粑，其制作方法与炸糍粑类似，只是火候有所不同，通常白糖的点缀必不可少，有道是“连空气里都带着甜”；蒸糍粑，应该是最自然的吃法，蒸至二十来分钟，糍粑里里外外，软糯沁香而富有弹性，一口咬下去，爽滑而柔嫩。过年的节奏，就在这种与吃相关的火热节奏中愈来愈近，愈发浓厚。

腊月深深，糍粑幽香自清甜。此时，与家人闲坐，能够恰逢其时地享受可亲、可敬的人间烟火味。在腊月，在南国故里，凡有饮食处，定能见糍粑。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管淑平

供稿：南充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