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学为什么重要》的小册子中，埃克塞特大学古典学和古代史教授莫利给古典学下了一个相当宽泛的定义：“古典学是关于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社会文化及其文学和艺术作品的研究。”暗示古典学研究的范围不限于希腊罗马世界，至少还应包括古代两河流域和埃及等文明，有时甚至会包括古代印度的部分内容。虽然他后来的论述基本上限于希腊罗马世界，但今天的古典学的确较它最初产生时的研究范围要宽广得多。

模仿与复兴

古典学是文艺复兴时代西方学人逐步发展起来的。虽然中世纪与古典世界的联系从未被完全割断，但文艺复兴时代复兴古典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文主义者把古典拉丁语作为主要语言，并模仿古代文献创作。用罗兰的话说，“文艺复兴时代高级文化的主要动力……是当时人所说的‘人的研究’（studia humanitatis），后来的学者们称为‘人文主义’”。他们努力搜寻古典文献，还把部分古典著作翻译为拉丁语或意大利语等民族语言。在讨论问题时，人们普遍诉诸古代的权威。马基雅维利政治上失意后当起了农夫，在劳累一天后，“黄昏时分，我就回家，回到我的书斋。在房门口，我脱下了沾满尘土的白天工作服，换上朝服，整我威仪，进入古人所在的往昔的宫廷……我完全被古人迷住了”。那个批评模仿古人相当可笑的奎西亚狄尼，不仅在体裁和写作风格上模仿西塞罗，论述时也大量援引古代文献。不夸张地说，15—17世纪的欧洲人，但凡接受过教育的，基本都是古典希腊和罗马的崇拜者。在阅读、校勘和研究古代文献过程中，后世古典学的基础——语文学——逐渐产生。

然而，古代文献经过一千多年的传抄，多有失传，幸存的文本也不免有讹误，理解上存在疑难。为准确理解和模仿古代，人们开始借助文献之外的文物，如雕刻、绘画、钱币、神庙、铭文等，丰富和校正古代文献的记录。在此基础上，考古学、钱币学、碑铭学、艺术学等也陆续出现，古代制度、历史、风俗等，受到不同程度的注意。到16—17世纪，后世古典学的其他主要辅助学科如碑铭学和考古学等陆续诞生。

今与古

17—18世纪是古典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政治和文化诸多领域都打上了深深的古典烙印。在英国，弥尔顿、哈林顿和西德尼等，或利用古代先例抨击斯图亚特王朝的书报审查制度，或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法国，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用三分之一的篇幅讨论罗马法；卢梭的理想国家，制度和规模都更像一个古希腊城邦。法国大革命中，如马克思所说，“旧的法国革命时的英雄……同旧的法国革命时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样，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资产阶级社会”。在德意志，希腊主义从温克尔曼发端，席勒、歌德和荷尔德林等都是古希腊的崇拜者。在刚独立的美国，据说为制定1787年宪法，麦迪逊特意阅读了法国学者查尔斯·罗林的《古代史》。

然而，这种崇拜古代的风气也遭到反击。英国古典学家本特利从分析所谓《法拉里斯的书信》文本入手，结合历史背景和古代文化发展，证明被众人膜拜的这篇书信不过是伪作。18世纪英国出版的希腊罗马史中，大多也对关于早期希腊或罗马的文献记载表达了恰当的怀疑。法国的孟德斯鸠、贡斯当等，也都强调古代与近代的区别。贡斯当直言，古代并无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美国1787年宪法，无论是三权分立的基本架构，还是近代官僚体系和常备军，都与古代国家有本质区别。杰斐逊晚年也明确宣布，他不再关心古代，“那时的社会风格如此不同，而且这些人民，与现在的人和我们是如此不同，所以我认为，从他们关于政府的作品中得不到什么东西……如果亚里士多德或其他任何古人的政治学作品已经失传，或者对我们翻译和解释得不准确的话，很大程度上也不会让我们后悔”。

古典古代科学

从18世纪后期开始，古典学成为近代大学教育中一个独立的学科。伴随着古典学在19世纪成为一门研究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学问，与之相应的专业要求和人才培养体系应运而生。这门学问的基础是语文学，即掌握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为全面理解古代世界，辅助学科如古典考古学、碑铭学、钱币学、莎草纸文献学、古代艺术学等，也陆续专业化。

随着古典学的发展，原来处于辅助地位的学科变得越来越专业、越来越重要。以笔者比较熟悉的古典历史为例。18—19世纪前期它还处在边缘地位，大多数从业者并非大学里的专业人士，而是社会上的爱好者，如《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本，第一部多卷本英文《希腊史》的作者米特福德，奠定现代雅典民主研究基础的格罗特等，都不是专业历史学家。古典学专业化建立后，古代史成为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大学开始设置古代史教授席位，专业的古史学家产生，古史研究获得迅猛发展，出版了多部通史和专题著作。英国、法国还分别组织学者编写了《剑桥古代史》和《通史》，系统叙述从古代埃及到罗马帝国末期的历史。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开始编纂大型的专业工具书，如德国的《保利古典学百科全书》。与此同时，托伊布纳尔丛书、牛津古典文献、比代丛书等足以代表西方学术水准的古典文献集开始出版。碑铭学领域，产生了《希腊铭文集成》和《拉丁铭文集成》那样的多卷本、大部头铭文集。考古学、钱币学、莎草纸文献学等，也都各有大部头著作问世。职业化和相应的教育体系的建立，使古典学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达到空前繁荣。

面对冲击的古典学

正如贡斯当等人已经意识到的，近代西方社会终归与古代世界存在本质区别，生活在现代的西方人，对古典世界日益隔膜，了解它的兴趣随之减退。如果说18世纪末之前是讨论现实主题的人们主动诉诸古典的权威，到20世纪，古典学反过来需要向社会证明它是一门有用的学科。工业革命的发生，现代科技的发展，催生了物理学、工程学、农学等理论和应用学科。在多种力量的冲击下，古典学沦为众多学科之一，甚至被视为可有可无的学问。从19世纪后期起，欧美许多大学逐渐放弃了对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入学要求。注册学习古典学的学生，比例也不断降低。

除了现实生活和其他学科的冲击外，古典学自身也日益脱离普通人。古典学者需要熟练掌握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使不少学生望而却步；古典学著作日积月累，形成了严格的学术规范和越来越高的专业壁垒；由于学术积累越来越丰厚，研究越来越专门，大多数著作以专著形式出现，充满行话和引用，进一步拉大了普通读者和专业学者之间的距离，将相当部分社会公众拒之门外。

古典学的危机，促使部分学者主动寻求变革。20世纪以来，学者们在坚持古典学学术规则的基础上，努力使古典学走近大众。首先，出版古典著作的普及读本，如企鹅丛书、洛布古典丛书等。其次，借鉴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提出新问题，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恩庇关系、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政治文化、公共交往理论、后现代主义、性别研究等，都先后进入古典学领域，推动了这门传统学科的变革。最后，开拓新领域，其中之一是古典接受史研究。21世纪以来，古典接受史或古典传统研究成为重要的领域。《新保利古典学百科全书》共15卷，其中古典学术史和接受史占了3卷。布莱克威尔的古代世界指南丛书中，也包括古典接受史分册，其他有关古代的各卷，也有关于接受史的篇章。此外，西方以外地区，包括东亚的中国、日本、韩国，非洲和拉美国家古典学的兴起，也给西方古典学以有力推动，并使西方古典学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国际影响，古典学不再是西方学者的专属，而变成了一门全世界的学问。尽管古典学在西方失去了作为学术基础和王冠的地位，但它仍是非常重要的学科，并继续给人文社会科学乃至电影等娱乐行业提供着多种透视过去和世界的视角与见解。

作者：晏绍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