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里松行欲尽，青山捧出梵王宫。”北宋庆历年，王安石治鄞县。处理政务之余，他也周游山水，与禅林结缘。

这句诗，是他在天童道上所吟，反映早在宋代，天童寺前便有松林夹道，青山深处，得见梵宫。

天童松径旧影。

时间倏忽300年，天童道上行来一位画家，名叫王蒙。他是赵孟頫的外孙，“元四家”之一，外祖母管道昇、舅父赵雍都是元代画家。

作为山水一脉的集大成者，王蒙应天童僧人所请，作《太白山图》。长卷起处，林木青红，溪田尽处，梵宫玲珑，与王安石的诗意正相匹配。、

《太白山图》画心。

这是中国古代描绘宁波自然风光的山水画中，最著名、最重要的一件作品，将笔触直接对准太白群峰。无论是内容精彩程度上，还是画家本身名气，都达到了“顶配”。

《太白山图》原件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元画全集》将其全卷收入，宁波特展也作重点推荐。

二十里路青松引

去除头尾，《太白山图》画心部分长240.6厘米，纵28.3厘米，是一张标准长卷。

此图实景特征明确，描绘的是天童秋景。依序来看，卷首有远山归舟，近处茅屋数间，临溪而建，似有村落。有人在屋中对谈，也有独自休憩的，道路中央有行人担柴走过。

起首部分。

过牌坊后，为上山香道，青松夹径，一路蜿蜒。近景部分依然是连续的溪水。王安石《天童山溪上》诗云：“溪水清涟树老苍，行穿溪树踏春阳。溪深树密无人处，唯有幽花渡水香。”除了一咏春色，一写秋景，诗作中溪山深秀的感觉，与《太白山图》给人的印象类似。

有纵横的流水，便有跨溪的小桥。细细数来，《太白山图》近景共出现四座桥，样式各不相同。

第一座桥型微拱，两侧有栏杆，上有戴帽者骑驴走过；第二座桥和第三座桥没有栏杆，但跨度和孔数不一样，富于变化；第四座桥是石拱桥，下方水流湍急，桥上有挑担者与两位行脚僧相遇，似在打招呼。

《太白山图》里的桥。

此外，松林道上还有多组行人。有松下牵驴者，有路旁席地而坐的歇脚僧人，有策杖前行的信女，也有互相拱手、疑似问路的行客。画意轻松闲远，有超然物外之感，如在出世入世之间。

道上的人。

与松林香道、清溪水脉平行展开的，还有画面上方的远景群山。山峰连绵起伏，近处山体皴法丰富，点苔较多，远山则用花青没骨染成，层次丰富。山林掩映下，有房屋数间，错落其中，还夹杂田畴与水景，田间有农人耕牛，非常写实。

远山与田中耕牛。

接近尾段，构图又有变化，从全景变成了中景。群峰凸起撑满画幅，松林中出现一队完整的人马，似为官员模样，即将行至万工池边。

卷末描绘寺院时，画家采用俯瞰视角，点出了天童寺坐落在山坳中的地理位置。楼阁层叠、红漆大柱，气势恢宏。

此卷设色丰富但清雅不俗，描绘山体的线条在披麻皴、卷云皴基础上，发展出解索皴、牛毛皴等王蒙标志性皴法面貌。用笔繁复细密的同时也有洒脱的部分，在画幅上留下了一定“呼吸”的空间，而不像其后期作品那样密不透风。

保存寺院形制的重要资料

明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天童寺发生了一次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水灾，寺院所有建筑全被大水冲垮，础砾无存，直到40多年后，才完成重建。

今人想要从图像上了解天童寺被水毁前的形制，有且仅有两份资料，一份即王蒙《太白山图》，另一份是保存在日本的、仅有指示作用的《五山十刹图》。

著名古建筑学家傅熹年先生曾经根据《太白山图》作了一幅南宋天童寺复原图。寺院由三个逐层抬升的平台组成，左、中、右三路。山门为重檐歇山顶两层楼，七开间。大殿单层，亦为重檐歇山顶，左右斜廊如翼，向两侧递降，各接上坡行廊。在该院落中，左右各有钟鼓楼。

从王蒙画笔来看，被重点表现的是山门，即朝元阁。为什么？其中也是有原因的。

《太白山图》卷尾共七段题跋，皆为明人所写。题跋中，不止一次提到了一位名叫左菴的僧人。

其中第一段题跋者是明初名僧宗泐，他作诗曰：“左菴昔年此说法，山谷荅响撞钜钟。只今九重城里住，梦魂夜夜鄞江东。钱唐有客曰王蒙，为君写此千万松”。也就是说，王蒙是受左菴禅师的邀请，为天童作此图。

宗泐题跋。

那么左菴是谁？《天童寺志》记载：“师讳元良字原明，号左菴，宁海周氏子，初住台之瑞岩，至正十八年（1358），行宣政院奏师道行被旨，住天童重建朝元阁，范万铜佛于其上……”

很多问题都得到了解释。王蒙受左菴禅师邀请，必然要适当地“赞美”一下其任上最大的功绩——重建朝元阁。寺志载，朝元阁建成后，“屋中为七间，两偏四间，左鸿钟，右轮藏，下为三间，以通出入”，与王蒙画中所现大体一致。

因画卷本身不含年款，这些信息也有助于判断此图的作画时间。据载，左菴禅师在1365年退隐，可知王蒙应邀作画应在朝元阁落成的1359年至1365年之间，大约处于王蒙创作的中期。

差一点失落的遗珍

《太白山图》作为传世名作，可以说流传有序。

此图完成后，最初由天童寺僧保存。明初，王蒙受胡惟庸案牵连下狱，于1385年冤死狱中。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天童寺僧为避祸，曾将图后的王蒙钤印割去，直到风波平息才将印章补接回去。这个故事真伪已不可知。

根据卷尾题跋看，此图先经南京的三位高僧宗泐、守仁、清濬题跋，后有徐仁初、姚广孝、谢时臣、项元汴题跋。

阅读内容可知，至少在姚广孝时，此图仍属天童寺所藏。大约在明朝中期，此图离开天童，被人带到杭州，成为吴门画家沈周的收藏。明嘉靖年间，此图又被无锡富商安国买到，后入江南藏家项元汴之手。

清康乾年间，《太白山图》相继为梁清标、安岐所有，后流入清宫，成为乾隆案上珍玩。乾隆不出意外地在图上盖了很多章，并写了一首长诗题在卷上，引首“松岫香台”四字也是他的手笔。

乾隆题字引首。

至清末，《太白山图》被溥仪携出皇宫，流落东北。1948年3月，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郑洞国从古董商处收购了一些从“小白楼”散佚的书画，其中就有这幅《太白山图》。

根据杨仁恺在《国宝沉浮录》中的回忆，郑洞国当年收购的宋元珍品至少有二三十件。1948年10月，郑洞国被困长春，城内国民党兵给养不足，军心涣散，郑洞国最终率部队起义，并将几件国宝级书画全部上交。然而当时辽沈战役正酣，这些书画夹在作战图和档案资料里，被锁在一栋破旧楼房，一放就是十年。

新中国成立后，这卷历经沧桑的《太白山图》终于重见天日。1954年，《太白山图》被送交东北博物馆（即今辽宁省博物馆）典藏，最终成为今天辽博一级馆藏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