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收录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作者耿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派驻西方国家的大使，先后担任中国驻瑞典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驻缅甸大使，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从骁勇善战的将军到儒雅睿智的外交官，作为外交家的耿飚不辱使命，开辟了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巴铁”关系，推动开通至巴基斯坦的航线和公路，打通了祖国的西大门。毛主席评价耿飚：“敢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我有幸于1956年3月20日出任驻巴基斯坦大使，为促进中国和巴基斯坦友好关系尽了绵薄之力。在我任职三年多的时间里，巴基斯坦政局动荡，二易总统，三换总理。但不管是米尔扎还是阿尤布·汗，是阿里抑或苏拉瓦底，他们都想有限度地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我遵循中央对巴基斯坦的工作方针，加强与巴基斯坦上层人士的接触，积极建议并努力推动中巴友好，从而使两国关系出现了逐步往友好方向发展的趋势。推动中巴关系向友好发展的重要外交行动有以下几个：

　　1956年3月8日，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致函周恩来总理，希望中国政府派特使参加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日庆祝典礼。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面交信件时还说，特使的职位愈高，巴方将愈感荣幸。为了发展中巴关系，中央决定派贺龙副总理作为特使赴巴基斯坦祝贺，并让我随同前往就任。

1956年3月，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耿飚随同贺龙副总理赴巴基斯坦访问。

　　从3月22日到25日，贺龙副总理在巴停留三天，除参加一系列庆典活动外，巴基斯坦总统特邀贺龙副总理去灌木林打猎，晚上还专门设宴招待。在庆典活动和宴会上，巴方总统、总理、外长都主动前来作礼节性会见。巴方对我国特使是十分尊重的。在多次拜会活动中，巴方领导人一再表示对我们派出副总理为特使，感到十分满意。巴基斯坦总统还要贺龙副总理带口信给周总理，说周总理是亚洲的前辈政治家，如果他能对巴基斯坦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给予指导，巴基斯坦将愉快地听取。

　　当时巴基斯坦因参加军事集团，致使国内发生经济困难，在国外也陷于孤立，所以想借助这次庆典活动改善同某些国家的关系，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我们在活动中，态度谦逊，求同存异，尊重对方，友好相待。贺龙副总理还特地把我介绍给巴基斯坦总统，说我是个军人，希巴方总统不吝赐教。巴基斯坦总统表示，一定要把我当作他的好朋友看待，不论我有何困难和问题，都可以去找他，他都愿意接见。贺龙副总理的三天访问，不仅进一步推动了中巴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而且也为我以后的工作开辟了道路。

　　克什米尔是一个土邦，面积约19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多万，其中77%信伊斯兰教，20%信印度教。克什米尔大体分为四个区，中、南、东三部为印度控制区，约占全部面积的60%；西及西北部为巴基斯坦控制区，约占全部面积的40%。1947年印巴分治后，为克什米尔归属问题，曾发生印巴冲突并造成克什米尔地区分裂的局面。

　　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一贯主张是：第一，应该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克什米尔问题应该由克什米尔人民自己决定，而不应引入外来干涉；第三，印巴双方自己协商解决。总的来讲，我们持调解而不介入的公正态度。1956年8月我向周总理汇报巴基斯坦工作情况时说，克什米尔问题非常敏感，中巴能否友好，在巴基斯坦看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克什米尔的态度。我们一是不卷入，二是讲公道、讲正义。我们同印度友好，同巴基斯坦也友好，甚至更加友好。周总理肯定了我的建议，说我提得好。1956年12月底，周总理访问巴基斯坦后准备访问印度，当周总理离巴时，还专门让我介绍了印、巴对克什米尔的态度。在周总理访问印度时，尼赫鲁为争取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支持，安排了周总理访问克什米尔的日程，但被周总理婉拒。对此，巴基斯坦十分满意，认为这是对巴基斯坦的很大支持。

1956年12月26日，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访问巴基斯坦。

　　1956年3月，我去巴基斯坦赴任。当时由于中央决定让我陪同贺龙副总理参加巴基斯坦国庆活动，所以一直到4月10日才向巴方呈递国书。不久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宣布即将访华，但消息发布三天后，迫于国内外压力，政府突然垮台。7月7日，巴基斯坦新总理苏拉瓦底宣布就任。9日，我拜会苏拉瓦底并向他表示祝贺。首次见面他就向我提出援助要求。他说，东巴（原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1972年脱离巴基斯坦，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编者）遭受严重水灾，粮食困难，希望中国帮忙。不久，巴基斯坦外交秘书提出他们急需6万吨大米，要求我国以优惠价格供给。我考虑巴基斯坦国内面临困境，国外又承受巨大压力，如给巴方一定援助，数目不在大小，却可以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因此建议国内，以优惠价格卖给巴6万吨大米，或者赠送一部分大米。最后周总理批示：大米价格不予优惠，但另赠大米4000吨。翌日，我将国内决定答复巴方，对方表示满意和感谢。7月12日，双方在合同上签字。巴方主动提出，美国援助巴基斯坦的面粉，口袋上写明是美国援助的，中国援助的大米，也可写上。我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们只写‘中国’两字，说明是中国的大米就可以了。”巴方对此又十分满意，说我们不在政治上抓宣传资本，是对他们政府和人民的真诚支持和信任。在合同签字仪式后，巴基斯坦粮食部新闻官发布新闻，并在我们新华社记者所写的稿件上主动加上“慷慨的”字样。1956年9月6日，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还对我外贸部部长叶季壮说，这不仅仅是一种贸易关系，而且表明中国人民对于困难中的巴基斯坦人民的关心和同情，巴基斯坦将永远记住这件事情。一直到1957年3月苏拉瓦底在国会答辩结束时还说：“当危机的日子到来时，中国一定会帮助巴基斯坦的。我们去年粮荒严重时，中国已经帮助过。”可见，我们的援助对中巴关系的影响是很大的。

中巴友谊不断发展

　　1956年12月20日至30日，周总理首次访问巴基斯坦，巴方对周总理热烈欢迎，隆重接待。自发和有组织的欢迎群众，人数之多、热情之高、规模之大，均是史无前例的。25日周总理抵何蒂镇访问时，当地部落酋长主动提出要给周总理赠送“结盟兄弟的头巾”。当时陪同周总理访问的巴外长和省阁部长认为不妥，对酋长说，过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时也没有这样的待遇。酋长当即反驳说：“要中国总理到我部落，就要尊重部落的习俗，请允许我们表达对中国领袖的高度敬意。”周总理接受头巾后，记者问酋长，将来杜勒斯或艾森豪威尔访问时，是不是亦赠头巾？酋长答：“不。”

1956年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出访巴基斯坦。

　　周总理访巴期间，与巴基斯坦总理会谈四次，同巴方总统会晤两次。会谈中除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外，特别谈了中巴关系。苏拉瓦底、米尔扎都主动解释在第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上，巴方为何未支持讨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的原因：一是不能获得多数通过，支持无效；二是怕增加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困难。巴方还表示愿同中国友好，要求加强同我国的贸易、文化关系和友好往来；重申巴基斯坦参加军事条约不是为了反对中国。周总理除严肃指出巴基斯坦不应在联合国采取这种立场外，表示希望看到巴方应以更多精力从军事上转向经济建设，表示只有经济独立了，政治上才有保障。中国愿意同巴基斯坦加强经济合作，发展友好关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

　　周总理访巴阐述了中国的政策和主张，加强了两国的接触和了解，对推动中巴关系向友好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具有深远的影响。巴基斯坦官方报纸也称周总理的这次访问为中巴友好关系的“里程碑”。

为纪念1956年周恩来总理成功访问巴基斯坦，耿飚亲手种下一簇楠竹。

　　我在巴基斯坦工作了三年半，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巴关系出现了明显好转的趋势。两国关系在我的下任丁国钰大使时期进入了长期友好合作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