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好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是人类需要长期学习和研究的课题。随着人与动物接触的增多，是时候重新审视人和动物的共生之道了。

为此，我们采访了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郭耕，一位致力于动物保护的科普达人。郭耕参与动物研究和保护工作已有30多年，他的微信朋友圈里几乎每天都有几十条内容更新，多是他亲手拍摄的动物，“与动物相伴是我的追求，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这对我来说是最值得、最有收获的事”。

郭耕，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家公园时代真正到来

《环境经济》：高原野生动物保护经历了哪些变化？

郭耕：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为时间节点，高原野生动物保护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个阶段以大开发为主，不少地方组织实施了矿产、森林、水力资源的“三头”（石头、木头、水头）并进发展战略。大约30年前，我们在野外总能遇到各种各样的开发活动，砍伐树木、矿山开采、修建大坝等，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尤其是青藏高原等地分布着众多的江河源头，丰富的水能资源引来开发无数，这无疑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破坏，更影响了高原野生动物的生存安全。

后一个阶段是国家公园时代。自2013年我国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到2021年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首批5个国家公园诞生，我国用不到10年的时间，完成了自然保护事业从理论到实践的一次重大跨越，也标志着中国国家公园时代的真正到来。

如今，全国23万平方公里的保护面积庇护着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其中，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比其他4个公园的面积总和还要大，分布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84种。以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为例，这种耀眼的高原精灵，上世纪90年代初数目已不足两万只，如今“涨”到7万多只。现在再去可可西里，人们又能见到藏羚羊大规模迁徙的盛况了。

2023年10月12日，是我国宣布正式设立首批国家公园的“两周年日”。两年来，国家公园不断以实际行动书写着高原野生动物保护的传奇。

《环境经济》：中央要求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应实现哪些目标？

郭耕：国家公园建设强调三个要点：保护第一、国家性和公益性。这三个要点如何体现？之前我参加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挂牌仪式，在仪式上，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被要求做到“三个满意”——人民满意、中央满意、虎豹满意。

我听后感觉很兴奋。人民满意，意味着国家公园建设要造福一方，原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可以从事护林员、巡查员等公益岗位，这一举措可以大大提升人们参与保护的积极性和获得感。关于牧民身份转变，国际上有一句流行语：Shoot me with camera，not with gun.（请用相机摄，不要用枪射。）同样是“shoot”一词，一个是枪支和弓弩的“射”，一个是相机的“摄”，这是中英文之间一个有趣的巧合，也是不少地区牧民身份转变的一个真实写照。

中央满意，就是中央的指令下来后要不折不扣落实，推动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对接。

虎豹满意，就不用多说了。如今，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数量已增长至50只和60只，且均处于繁殖高峰期和种群快速增长期，虎豹的“口粮”——野猪、梅花鹿、狍子等数量实现显著增长。“动物满意”这条原则，放在任何一个自然保护地或国家公园都是通行的。

不仅要保护，发展也不能落下。这些年我热衷于观鸟，也极力推崇观鸟经济。如今，观鸟已经从一类小众的个人爱好升级成一种新业态，也是一些老少边穷地区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一条有效路径。云南的盈江、百花岭以及陕西秦岭的洋县，大山和鸟儿资源就是最宝贵的财富，当地以观鸟为代表的自然及野生动植物观赏等生态旅游活动蓬勃发展。这其实对于其他自然保护地的经济发展也是一个启示。

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散养的麋鹿们在悠闲地觅食。丁瑶瑶/摄

灭绝意味着永远，

濒危则还有时间

《环境经济》：您从事动物保护事业已经30多年了，您认为当前野生动物保护的关键是什么？

郭耕：一方面是国家层面，依托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大尺度保护野生动物、野外种群和栖息地，同时精准施策，抢救性保护一些珍稀濒危物种；另一方面是社会层面，应持续开展宣传教育，让野生动物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

这几十年来我得出一个结论，保护的关键不是把动物给关起来，而是把人给管起来。管住人的欲望，就能够使自然恢复生机。

《环境经济》：通过推进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数量恢复情况如何？

郭耕：我常常说，灭绝意味着永远，濒危则还有时间。我前段时间刚去了一趟海南霸王岭，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长的案例让我印象十分深刻。

海南长臂猿是中国特有物种，仅在中国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地区有分布。大约上世纪80年代，由于大规模原始森林砍伐、人工林种植和偷猎等原因，海南长臂猿数量仅剩下7～9只，濒临灭绝。

当时没有别的选择，保护好它们的家园就是最重要的任务，用双手捧着来形容都不为过。于是，我国先建立霸王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后又提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面积也不断扩大，同时配合停止砍伐森林、严厉打击盗猎、加强日常监测巡护等保护举措。与之相对应的是，海南长臂猿种群开始缓慢恢复增长。

2017年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特别是国家公园正式建立以来，海南长臂猿种群恢复速度比以往更快。最新的数据显示，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恢复至6群37只。

虽然只是两位数，种群数量规模仍极小，但其背后的意义非凡。在全球20种长臂猿中，海南长臂猿是目前唯一一种种群增长的长臂猿。

还生灵以生机，还自然以自在

《环境经济》：诸如熊猫、雪豹等明星物种的保护成绩亮眼，那些不被人们关注的物种该怎么保护？

郭耕：的确，人类能够投入在物种保护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要让大家得到最好的保护，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优先把资源用在意义重大的物种身上，从而实现保护一个物种的同时其他物种也能“沾光”。

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就是最好的说明。大熊猫实际上有两个身份，既是旗舰物种，又是伞户种。旗舰物种，就是那些能吸引公众关注自然保护的明星物种。大熊猫这个物种就是所谓的挂帅，大家都喜欢它，所以它在整个保护工作中就能发挥指挥棒的作用。伞护种，指的是这一物种所需的生态环境，刚好能够适应该地区大多数生物的环境需要，伞护种会像雨伞一样义不容辞地保护着周边“小弟”。对大熊猫来说，通过它的栖息地的保护，该区域的其他物种同样跟着受益，大家能够实现共同繁荣。

我最近刚去过“熊猫老家”雅安市宝兴县。宝兴县是世界第一只大熊猫科学发现地和模式标本产地，全县81.7%的面积纳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要保护好大熊猫，就要保护好它赖以栖息的山地、林地、荒地等。在那里，我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大熊猫国家公园界碑，界碑就意味着里面是保护核心区，不允许人们踏足。通过对大熊猫有效的保护，不少动物的栖息地也得到重点关注和保护，同时栖息地的其他物种，诸如小熊猫、雪豹、红腹角雉、川金丝猴等物种，也得到了保护。

所以，像青海的雪豹、云南的亚洲象、吉林和黑龙江的东北虎等，它们就像一把把雨伞撑起一片天地，保护其他物种和大家赖以生存的栖息地。

经常有人问我，你最喜欢什么动物，我说我什么动物都喜欢，不管美的还是丑的，不管是一级的还是二级的。我8月下旬去河北的张北、康宝等地时，见到达乌尔黄鼠都很欣喜。它们是草原食物链的功臣，是基础食物的奉献者，是座山雕的肉包子，没有达乌尔黄鼠，我们岂能见识到豪气冲天的草原雕？

《环境经济》：目前的这种保护方式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郭耕：我认为，在一片栖息地里，食物链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保护对象，尽量不要进行人为干预。

当前，不少高原地区及内蒙古草原都存在过度放牧、过度围栏的问题，令人忧心忡忡。最近去一些牧区的时候我发现，因为包产到户了，家家户户的草场都用铁丝网等围栏围起来了，这导致很多野生动物走投无路，影响繁衍交流。这就是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的生存造成了一定威胁，我建议应实施拆网行动，还野生动物一片自由。

赛加羚羊的灭绝就是典型例子。赛加羚羊是体型中等的牛科有蹄哺乳动物，它通透竖直的双角是一味名贵的中药，也是药物“羚翘解毒丸”的重要成分。由于捕杀等原因，上世纪60年代之后我国就没有了赛加羚羊的野外纪录。

后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重新划定边界，我国又拥有了赛加羚羊。但遗憾的是，就是因为铁丝网围栏等阻碍了赛加羚羊的交流和迁徙，进而影响了种群繁衍，没多久赛加羚羊再一次消失在我国的土地上。

还生灵以生机，还自然以自在，这才是人类生活在地球上跟万物共生的一个基本生存之道。

对动物的态度决定人类未来走向

《环境经济》：如今，人类活动与动物生存边界越来越模糊，两者如何更好实现共存？

郭耕：地球上的空间和资源是有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和野生动物之间的接触更加频繁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互动都是积极的。我认为，应该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一种信仰，大家都应该积极适应生态文明。

我之前听说过一些匪夷所思的举报，比如有人投诉青蛙连夜叫，吵得人睡不着觉；还有人反映孔雀、猴子跑到小区里了，要求抓走。这其实就是部分人不适应生态文明的表现。清晨被燕语莺声吵醒，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不正是古人“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描写的诗情画意吗？

对动物的态度其实决定了我们未来的走向。我们不仅要做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还应该做一个合格的地球公民。因为地球公民不只有人类，还有各种动物、植物，它们也都是地球公民。在这里，人与动物的关系就涉及一个地球伦理，难道人类的非生存需要就必须高于非人类的生存需要吗？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为什么会有人兽冲突？其实质就是人的生存空间在不断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入侵”了野生动物原来的家园，他们无路可退了。比如鸟撞飞机、鲨鱼吃人等事件，换位思考一下，是不是都是因为人类率先侵入了它们原本的空间？你没有恪守自己的生存边界，所以就要承担一定的后果和风险。

《环境经济》：近年来，常有野猪泛滥、棕熊伤人、亚洲象出走等事件发生。针对动物侵扰的情况，如何实现科学保护与管理？

郭耕：我国的社会形态特点是人口多、开发时间长，许多自然保护地都不是无人区，人兽冲突不可避免。当前，我们明确了事先主动预防、事后充分补偿的工作思路，并探索建立防控野生动物危害的有效模式。

许多地方一直在梳理总结防止动物侵扰的方法和成效，结合实际想方设法地把牧民的损失尽可能降到最低，同时激发当地人去认知人和动物关系的变化。在损害事后补偿方面，行政补偿和保险基金等方式越来越完善，牧民心里越来越有底。

以青海为例，2022年7月，《青海省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失保险赔偿试点方案》印发，方案明确了赔偿范围、优化了理赔流程、大幅提高了赔付标准。如人员死亡赔偿标准提高至60万元，较10年前提高近三倍。

《环境经济》：与动物打交道这么多年，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故事跟我们分享吗？

郭耕：我在印度待过一段时间，其中有一幕令我记忆犹新。有一次在一个教育中心，一帮学生在进行歌舞表演，这时墙头上来了一群长尾叶猴，也开始在那蹦蹦跳跳，仿佛在跟学生们PK，引得众人纷纷侧目。那一刻，人与动物实现了共情，令人震撼感动。

说到长尾叶猴，我又想到一个有趣的事情。前段时间在宝兴县举办的首个全国生态日主题活动上，我们有一个讨论，就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是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是猕猴和金丝猴的融合体，有人认为就是猕猴，因为吴承恩的老家在江苏，那里的连云港花果山就有很多猕猴。我认为是长尾叶猴，因为唐僧取经去的是天竺，当时的印度就有长尾叶猴，在印度神话中，还有一位神通广大的神猴哈奴曼，而孙悟空无疑是个神猴，吴承恩从这个角度创造的孙悟空原型也未可知。

总之，我觉得欣赏比占有和征服更让人愉快。将文化赋予自然之物，以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与人类息息相关的精神共同体，你对大自然就只有敬畏而没有征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