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恺

近期，一些地方中小学生“课间10分钟被约束”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不少网友表示，自己家孩子：“10分钟里拖堂2分钟、提前上课2分钟，上厕所不跑都来不及”，“不能去操场，不能上下楼，甚至不能出教室”，“课间有老师巡查，被发现在走廊上奔跑，要扣班级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不仅很多老师会“争分夺秒”地利用这有限的课间休息时间，用于课后作业布置、习题讲解，甚至一些学校还出现了课间不许学生外出玩耍，甚至不许在教室里大声说话的现象。对此，人民日报评论于11月1日发表相关文章，“人民日报评不该消失的课间10分钟”话题随即冲上热搜。

11月3日，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新华社采访中也表示，中小学校安排课间休息十分重要、十分必要，教育部将坚决纠正以“确保学生安全”为由而简单限制学生必要的课间休息和活动的做法。

课间10分钟为什么那么重要？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或许我们还要从课间10分钟的来历说起。

课间休息，自古有之

在“人教版”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中收录着一首清代诗人高鼎的《村居》：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儿童散学归来早”，意思是放学很早。究竟有多早？诗人没说。但与其同一时代的另一位名为石成金的诗人，却留下了一部相当于现在“小学生守则”的《学堂条约》，其中规定了上学和放学的时间：“凡馆中子弟，自卯正来学，至酉刻散学。”

中国古人以地支计时，卯时是上午5:00到7:00，卯时整即上午6:00；酉时是下午5:00到7:00，酉时整即下午6:00。早上6:00到校，傍晚6:00放学，学生每天在校时间整整12个小时。跟现在的小学生比起来，似乎更加辛苦。

但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学生在校时间并非全程都在上课。大体上的课程安排往往是上午接受文化课教育（听读）、中午和下午完成作业（习字、背书），虽然也会有“晚自习”（古代称为“上灯学”）。期间学生可以自由地出入教室。鲁迅先生在《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提到，课间他和其他同窗好友，可以自由地出入三味书屋，到后院放松身心：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

鲁迅先生写下这样的文字，并不意味着他的启蒙老师寿镜吾先生对学生要求不严。恰恰相反，寿镜吾的这种让学生自由出入教室、去后院放松身心的想法，正契合明代大儒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理念。

在王阳明看来，小孩子性情活泼，没受惯拘束，活像初生的草木一般。不要压制，要顺着他的性子，他自然会生长发育起来；若是压制拘束久了，他便不能够生长。所以教育小孩子，要像栽培草木一样，不可以压制拘苦他，要叫他心中时常快乐，这样他自然晓得学好。这便和草木得了春风时雨一样，自然生机日发，但如果被冰霜摧残，就会生机萧索，越来越枯萎了：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

当然，让学生自由出入课堂去后院放松身心，并不意味着对孩子们放任不管。鲁迅先生也写道：

“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都到那里去了！’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

课间十分钟的由来

今天，广泛实施的现代教育系统发源于普鲁士的“洪堡教育改革”。威廉·冯·洪堡被称为德国自由主义的先驱，并于1809年开始担任普鲁士内务部负责文化教育的官员。

洪堡在19世纪初开始了一系列教育改革，他的教育改革是人文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当时的普鲁士，刚刚在与法国的战争中战败，从一个新兴强国沦为了法国的附庸，迫切需要的是探索富国强兵之道，而教育则成为德意志复兴任务的基础和着力点。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便在思想家威廉·冯·洪堡和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影响下重建了教育体系。

19 世纪初期，普鲁士的孩子们每节课是60分钟，但学习效果不佳。后来专家经过试验发现，一个人注意力的集中程度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上升。当时因为技术落后，大多数表盘上只有时针，最准确的刻度就是一小时的四分之一，也就是所谓一刻钟。所以普鲁士学校达成了共识，一节课是一个小时的四分之三。到时间就让校工敲钟，提醒老师结束授课。

但剩下的15分钟用来休息似乎偏长，所以暂且规定10分钟休息，另外5分钟应对钟表误差。等到20世纪的平民怀表足以确定每分钟的时间以后，全世界已经有几十个国家采用45分钟上课、10分钟休息的授课节奏了。

近代以来，中国逐渐开始开办新式学堂，因此从清末民初开始，基础教育开始强调个性化、平民化、实用化、科学化。老师开始为每门课程准备完备的教学计划，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知识，重视西文西艺，并从日本引进西方教育体系。民国时期小学课程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动，但课时大多以30分钟一节为原则。视科目性质，可延长至40分钟或60分钟。从民国21年起增加公民训练，每周30分钟为团体训练时间，每天平均10分钟，并入周会或其他集会活动中。

这种作息时间不仅通用于西式学校，还逐渐影响到了一些私塾和家学。如淮军名将张树声之孙张武龄虽然非常重视孩子教育，经常督促孩子们要刻苦努力，但决不允许孩子透支自己。张家课堂都会规定上课时长，每节课55分钟，课间休息是10分钟。到了休息时间，工人就会摇铃提醒，孩子们如果在课间时间流连于书本，也是不被允许的，真正地让孩子们做到了劳逸结合，张弛有度。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代的学生在课间休息是可以离开学校的。作家柳萌在《果汁儿创冰》一文中讲到童年在天津吃刨冰的情景：

“年少在天津读中学时，学校门口和街道道口，有好几个刨冰摊儿……盛夏时节母亲给的零用钱，十有八九都用来买刨冰吃。课间休息的铃声一响，同学们就往校门外跑，争着抢着买刨冰吃……卖刨冰老板很是精明，怕买主多了一时刨不出，踩着钟点儿刨，提前个三五分钟开始刨，刨多了又会融化，他们就踩着钟点儿刨，提前个三五分钟开始刨。”

学生们利用课间休息解馋，民国时期的名士教授也会利用课间时间进行“教学交流”。某日课间休息，几名教授在闲聊京剧《秦琼卖马》。胡适瞧不上京剧，插嘴说：“京剧真是太落伍了，用一根鞭子就算马，用两把旗子就算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正在几名教授想反驳却又找不着话时，黄侃站了起来：“适之啊，适之，要是唱武松打虎怎么办啊……”

曾经的快乐时光

新中国建立之后，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中，课间休息几经变化，不断得到政策的推动和优化，学生的校园生活也在期许中不断拥有更好的模样。

1954年，《北京日报》曾刊登了东公街小学教职工关克礼的一篇文章，将“课间十分钟”应该做什么样的运动和游戏，首次引入公众视野。文中描绘了东公街小学课间十分钟的生动场面：

“我们中队的队员和班上的同学们，像潮水一样地涌出教室来，有的跳绳，有的跳皮筋，有的练单杠和双杠，最有意思的是玩‘斗鸡’和‘看谁站得稳’。你听吧！笑哇，唱呀，蹦啊……过了十分钟，电铃一响，他们立刻不玩了，精神饱满地排好队，走进教室去上课。”

但不久以前还不是这番光景，学生们课间休息不是追追打打、不时闹点小意见，就是呆坐在教室里无所事事，还有的“见缝插针”赶家庭作业。辅导员对此很是担忧，“上课要想有充足的精神听讲，下课必须休息好，也就是说必须玩得好，学习才能够好。”

怎么改变这个现象呢？为此，辅导员和少先队干部专门召开了一次讨论会，讨论“什么样的队员算一个好队员”。大家一致认为除了要有优良的品质、丰富的科学知识，还要有健壮的身体。好身体需要勤锻炼，“课间十分钟”每天加起来大约有60分钟，应该好好利用。

那课间十分钟玩些啥呢？大家决定以这个内容为主题，组织一次中队活动。同学们集思广益，想出几十个主意，再筛选出适宜课间十分钟的玩法，比如跳绳、跳皮筋、踢毽和“老鹰捉小鸡”等。辅导员的担忧解决了，从此，课间休息时的操场上也热闹起来了。（1954年4月21日《北京日报》3版，《“课间十分钟”中队会》）

课间十分钟怎么玩的话题，在全市中小学中引起了共鸣。为了鼓励孩子们课间走出教室，一些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以身作则带头“玩”。

1960年1月5日《北京晚报》的《人手一绳、一毽、一沙袋》中提到，1960年，小学统考成绩名列全市前茅的丰台区大红门小学，不仅学习拿手，“三件”体育活动（跳绳、踢毽、抛沙袋）也搞得有声有色。学校少先队大队号召全体队员“下课教室空”，人手一绳、一毽、一沙袋，每人都参加一项体育锻炼。为响应这个号召，大红门小学的校长刘志杰亲自下场，每到下课铃一打响，就与孩子们玩在一起。

“听那叮铃铃地下课铃声送来十分钟，来吧来吧来吧，大家都来活动活动，让我们那握笔的手指摸一摸皮球，让快活的叫喊冲出喉咙……”很多“80后”可能还记得这首专为课间十分钟所写的少儿歌曲《哦，十分钟》，它在上世纪80年代曾广为流传。

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们如同“脱缰的野马”在教室门前欢快地玩耍。他们跳跃着皮筋，唱着那熟悉的歌谣：“马兰花开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当跳到“四五七、四八四九五十一”时，上课的铃声便悠扬回荡在了校园。

有时，他们会在地上画满格子，跳跃其中，享受那份童趣。有时，毽子成为他们的好伙伴，可以正着踢，也可以侧着踢，甚至可以从后面跳着踢。当踢到数百个时，上课的铃声又会如约而至。

1998年，为推进素质教育，切实减轻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卫生部和国家技术监督局联合发布了《小学生一日学习时间卫生标准》《中学生一日学习时间》，一日学习时间系指一天中上课和课外自习时间（不含课间休息时间）。高中生不宜超过8小时，初中生不宜超过7小时。初高中生每日早读时间不宜超过40分钟；上午4节课；下午初中2节课，高中2节或3节课；课外自习时间不宜超过2节课。初高中每节课时间均为45分钟。

正是得益于上述规定，在很多90后的记忆中，课间十分钟是自由、快乐的代名词。学生可以在课间十分钟和同学们尽情玩耍，或是在走廊上欣赏同学们的最新“发明”。男同学甚至还能成群结队地到球场上来一场厮杀，每到上课时间总能顶着一身的汗臭味进教室。虽然这可能会被科任老师说两句；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学听课，甚至可能还会被赶到教室后面去，但老师并不会限制他们的行为。毕竟学生时代，青春活力才是代名词，也是因为如此，上课才不会沉闷。

然而，如今的课间十分钟却已经失去了原有的色彩。据调查显示，现在的课间十分钟，属于学生的并没有多少，更别提所谓的活动限制了。想来，以前的孩子们很少近视或腰椎出现问题，而如今笔者总能看到类似“脆皮大学生”的说法，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如今学生的“体弱”问题，“课间十分钟活动受限”可能对此也有影响。

虽然我们需要承认，现代教育的压力确实比以前更大。在升学压力和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学生们的学习任务也更加繁重。这使得有些学生们在课间十分钟里，更愿意选择在教室内继续学习，而不是走出教室去放松和活动，忽略了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但是，作为教育管理者，学校方面也应该明确，课间十分钟本应是属于学生的休息时间，应该尽力为学生们营造一个自由、快乐的课间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