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志愿军重机枪在开火

朝鲜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人们对于这场战争的审视与评说并未随着它的落幕而结束。围绕着中国决策出兵朝鲜的原因、动机，以及对战争是非得失的历史评价问题，国内外学者展开了激烈的争鸣，本文就相关问题略作评析。

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的态度

众所周知，朝鲜战争的爆发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美苏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对立、朝鲜半岛南北两个政府间的斗争使局势日趋紧张，1950年6月25日，酝酿已久的大规模内战全面爆发。

在朝鲜进攻的问题上，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始终持保留态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朝鲜进攻这一问题上持反对态度。1949年10月21日，毛泽东向斯大林表示反对朝鲜进攻南韩，这一意见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刘少奇在其后召开的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明确将“同帝国主义做斗争”作为工会的基本任务，同时强调“亚洲各国不应依靠苏联与中国的援助”，提出采取不需要外部援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式斗争方式”。1950年3月，在会见朝鲜驻中国大使李周渊时，毛泽东就金日成访问中国的问题作出回应：“如果已经有了近期内向南韩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那么就应该非正式访问中国；如果还没有具体计划，那么就可以正式访问。”一同出席会谈的周恩来则表示中国“希望金日成正式访问”。很显然，此时中国仍不希望朝鲜采取军事行动。

自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表示同意金日成进攻南韩的建议，至4月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访问苏联，并就朝鲜准备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问题同斯大林达成一致意见，毛泽东完全不知情。直至1950年5月3日，斯大林才电告毛泽东：“朝鲜同志来过莫斯科。同他们会谈的结果，将于日内向您专门通报。”十日后，金日成访问北京，正式将斯大林已经同意朝鲜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告知毛泽东。金日成提出，对武装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斯大林同意了，只要中国同意，我们不要任何帮助”。对此，毛泽东警告道：“应该估计帝国主义会干涉的”，“帝国主义的事，我做不了主，我又不是他们的参谋长，我不能知道他们心里想的事”。次日，斯大林电告毛泽东：“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同意让朝鲜采取统一朝鲜的行动”。可见，尽管此时毛泽东仍对朝鲜进攻南韩持反对态度，但在“斯大林同意”而金日成“不要任何帮助”的情况下，“也就只好同意了”。此后，金日成也从未就军事行动的相关事宜告知毛泽东，直至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方面才通过外电报道得知这一消息。

中国作出援朝决策的战略考量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不仅迅速介入了朝鲜战争，还发表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的声明，以武力阻止中国统一，同时加强了对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军事援助。自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就密切关注战争的发展态势、研判美国武力干涉的可能性以及对台态度、慎重考量苏联意见等，在综合中央军委对战局发展的预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最终作出了出兵援朝的重大决定。

在回忆这一艰难的决策时，毛泽东说道：“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对于中国出兵朝鲜的合理性，一些客观的西方学者也予以了肯定：“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结论。”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决策时，最先考虑的就是出兵朝鲜所要付出的代价，当时大家顾虑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战争创伤尚未治愈，军队急需休整；二是土改工作尚未完成；三是国内匪患尚未彻底清除；四是军队装备无力与美国抗衡；五是新中国对朝并不承担国际义务；六是开战不利于新中国获取国际认同。但是，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不出兵所要付出的代价更为沉重。对此，毛泽东曾作过一个很形象的说明：“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出于对新中国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的考虑，党中央经过反复权衡，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最终下定了出兵作战的决心。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深远意义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以战争双方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及《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的形式宣告结束。战争双方停战于三八线附近，并由此后退两公里成立了非军事区。有人就此认定：“我国的抗美援朝充其量只是和美国打了个平手。”

评价一场战争的成败得失，要以其是否完成预定的战略目标为衡量标准。说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卓越地完成了祖国人民所赋予的光荣使命”，就是因为它达成了预期的军事战略目标。出兵之前，毛泽东和党中央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在综合考量客观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基础上，为抗美援朝战争设定了具有适度弹性的战略目标。最高目标是从根本上解决朝鲜问题，即“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最低目标是让“美国知难而退”，迫使其“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谈判解决问题”。同时，党中央还就志愿军对战略目标的完成情况作了三种判断：一是实现最高战略目标。苏联在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作战问题上表现出的反复，使党中央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二是实现最低战略目标。党中央认为这种可能性最大。三是志愿军不能大量歼灭美军，两军相持成为僵局，并因此而破坏业已展开的经济建设，招致民族资产阶级及一部分人民的不满。基于以上判断，党中央作了周密的部署，努力使战局控制在朝鲜境内，并为此设定了战略方针：“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就战争双方最终在三八线附近停战而言，似乎是“回到了原点”“打成了平手”，但就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的深远意义而言，抗美援朝战争无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面对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大国和以其为首的“联合国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凭借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克服了武器装备上的劣势，将敌人从鸭绿江驱赶至三八线，并迫使其签署了停战协定。这场战争不仅消除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主权构成的直接威胁，巩固了中苏同盟和中国在东北亚地区有利的战略格局，为经济和国防建设赢得了相当长时期的和平环境，还极大地提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威望，为我军积累了应对现代化战争的宝贵经验。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军威，使长期受西方列强压迫的中国人民再一次扬眉吐气，也使仍处在殖民统治之下的亚非拉各国人民获得了巨大的鼓舞。就这一层面而言，抗美援朝战争的深远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作者吴璇系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