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玉西（作者为广州日报全媒体编辑中心副主任，高级编辑）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13期

伴随媒体深度融合从上半场的“移动化、社交化”迈入下半场的“视频化、智能化”，新闻生产方式发生深刻改变，主流媒体（泛指以各地党报、党刊、广电为依托构建起来的“报网端屏”传播矩阵，具体包括中央级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区县融媒中心）新闻生产出现了“编多” “采少”“记者编辑化”“在‘线’场”“AI生成内容”等普遍化趋势，整体呈现“强编弱采”的特点。

当前，全面剖析主流媒体新闻生产“强编弱采”现象，有利于匡正未来新闻生产的方向，有利于校准主流媒体深度融合的发展目标，有利于打造健康良序的舆论生态。

“强编弱采”：技术驱动下的生产转向

主流媒体新闻生产何以呈现“强编弱采”现象？探寻主流媒体新闻生产的演化轨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新闻生产“强编弱采”现象发端于Web1.0互联网时代，主要体现为编辑环节网络化、集成化。21世纪初，随着网络应用的普及，综合性网站成为网民内容消费的重要渠道，抢夺了原本属于报纸、广播、电视的综合阅听市场。当时，以新浪、搜狐、网易为代表的商业性网站首先成为信息传播渠道的“集大成者”，之后从中央到地方不同的主流媒体纷纷开启“报网互动”布局，初步显示了网站对于信息资讯的强大整合功能，推动了新闻消费侧的网络化、集成化转移，初步凸显媒介技术驱动下编辑环节的重要性，“强编”环节迈出第一步。

第二阶段，新闻生产“强编弱采”现象流行于Web2.0社交媒体时代，主要体现为采写环节在线化、远程化。在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Web2.0时代，普通用户、社交媒体平台、新闻机构以及人工智能共同构成内容的生产主体，新闻生产者界限逐渐模糊，新闻生产方式变成互动、分享、汇流，用户基本上不再关心新闻（信息）来源，线索基本通过在线获取，事实和观点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比如，在突发新闻报道上，用户拍摄的画面或短视频经常成为很多主流媒体采用的信源；在以秒为单位或即时传播的社交媒体时代，深入现场变得不再“经济适用”，新闻采写从“在现场”变成“在线场”。在新媒介技术的裹挟之下，主流媒体新闻生产“弱采”环节日益普遍化，“强编弱采”现象逐渐成为很多主流媒体日常新闻生产的常规状态。

第三阶段，新闻生产“强编弱采”现象定型于Web3.0智能互联时代，主要体现为流程环节智能化、自动化。人工智能与传媒业的耦合，催生并壮大了机器生产内容（MGC）、人工智能生产内容（AIGC），内容生产范式经历了由专业生产内容（PGC）到用户生产内容（UGC），再到MGC/AIGC的巨大演变。目前看，ChatGPT聊天软件成功“出圈”，意味着我们正从“弱人工智能”时代迈向“强人工智能”时代，意味着AI大规模商业化时代即将到来。[1]未来类似ChatGPT的智能原创生成工具，一定会整合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多种媒介形式，实现高度统一的智能内容生产与输出，具备新闻“批量生产”的高维能力，新闻生产出现“只编不采”现象自然也是顺理成章。

通过追溯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媒介技术（而非政策因素）是驱动新闻生产变革的核心力量，主流媒体新闻生产“强编弱采”现象日益普遍化，正是逐步适应全媒体时代的发展结果。对此，有的学者通过一句话或一个词“一笔带过”的方式提及，尚未深入探究，而且把“强编弱采”一词明确指向“编辑（编排）强化+记者（采写）弱化”字面阐释的狭义内涵。[2]传媒学术界更多使用“远程报道”“身体在场”“多元在场”“后在场”等术语，阐释媒介技术应用背景下新闻报道方式的变化及其影响，较少触及新闻生产全链条实践框架的把脉。[3] [4]全面完整阐释主流媒体新闻生产“强编弱采”现象，其实应该包含三个视角与层面。一是角色变化的视角，即全媒体传播流程中后方加工的编辑角色强化、前方采写的记者角色弱化。二是环节变化的视角，即全媒体传播流程中信息的在线加工强化、信息的现场原产弱化。三是内容变化的视角，即全媒体传播流程中“机器生产内容”（AIGC/MGC）强化、人工采写内容弱化。与部分学者指向狭义内涵不同，“强编弱采”更深层内涵应该指向后两个视角与层面，这才是我们关注“强编弱采”现象的重心所在。也就是说，主流媒体新闻生产“强编弱采”现象的背后，实乃指向新闻（内容）生产方式的演化与变革，预示着全媒体时代人类已经迎来全新的新闻（内容）生产范式。

瑕瑜互见：“强编弱采”的三重逻辑

从上述“强编弱采”实践轨迹与多重内涵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主流媒体新闻生产“强编弱采”呈现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双重特征，由此带来潜在矛盾与实践异化。

一是“融合新闻逻辑”丰富了新闻生产的产品形态，无形中消解了新闻生产的在场价值。融合新闻既是一种新兴的新闻形态，也是一种全新的新闻理念，其精髓是新闻报道突破不同媒介的藩篱，以文字、图片、H5、短视频等多媒体融合形态，生产出适合不同用户的全媒体新闻产品。对主流媒体来说，实现媒介融合的关键环节，就是采编流程再造，建立起强大的“策采编发”支持系统，融合新闻理念成为打造全媒体传播生态体系的标配。目前，主流媒体已经完成类似“中央厨房”式的融媒平台架构，基本实现“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传媒业界形象地称为“一鱼多吃”）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央厨房”新闻生产成功的关键，正是后方的编辑环节。前方记者负责提供经过核实的“初级产品”——即便是这样的“初级产品”，前方记者也往往倾向于“在线采”，然后由强大的后台编辑完成“深加工”，编辑环节具有统领作用；主流媒体开始由传统“内容生产者”向新型“内容组织者”定位转变。在这样常态化“强编”生产过程中，自然就会滋生类似“小编灌水”“小编当家”现象——不再关注与核实新闻来源，热衷于“闭门造车”，随意嫁接或拼凑图文。

此外，随着融合新闻呈现的可视化转向，导致用户非可视化新闻不接收、非视频化新闻不看的浏览习惯，新闻价值的深度表达由于技术的先进形式而逐步削弱，长此以往就可能导致主流媒体新闻生产的现场性弱化、深度弱化、价值弱化，具体表现为：新闻供给侧日益陷入同质化、过载化、碎片化窠臼。

二是“流量导向逻辑”反映了主流媒体参与“眼球经济”竞争的市场意识，无形中消解了新闻生产的专业精神。社交媒体时代，社交媒体平台催生“流量为王”“流量至上”的商业套现诱惑。流量一方面体现了媒体影响力，另一方面代表着用户注意力，流量是内容生产与商业变现的价值中介。主流媒体注重“流量思维”，看重流量背后的商业价值，原本无可厚非，因为流量逻辑背后体现的是注意力价值计量的精准高效，“流量为王”成为衡量新闻产品质量高低的重要导向。但为了所谓的流量，一些主流媒体一再降低新闻专业标准，“拿来”社交媒体平台（“自媒体”）博取流量的套路——虚假新闻、情绪传播、“标题党”流行等乱象层出不穷，有的作品粗制滥造，有的作品低俗媚俗。类似“新闻民工”“码字工”“小编”等也成为新闻人对其职业身份认知的一种自嘲，大大消解了原本坚守的新闻专业精神。当然，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也已经意识到，单纯看重“流量为王”不可取，获取流量应该依靠优质内容，流量是“末”不是“本”。

三是“技术赋能逻辑”打破了主流媒体新闻生产与社交媒体平台比拼的技术壁垒，无形中消解了新闻生产的实践价值。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深度介入信息的生产、分发、互动与评价等全流程环节，让新闻生产变得更加高效、便捷，产品分发更加精准、个性化，“技术赋能”成为衡量主流媒体新闻生产能力提升的一个指标。比如，新华社推出的写稿机器“快笔小新”，通过对数据的采集、加工，进行自动写稿、编辑签发，以最快速度完成诸如体育赛事、中英文稿和财经新闻的自动撰写，其准确率、时效性可以完胜记者与编辑。当前，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都推出了AI虚拟主播，提前布局智能主播新高地。总体上看，人工智能赋能新闻生产，主要通过资讯生成、数据新闻、采访补位、智能主播、个性推荐、叙事表达六个层面进行深度介入。

当然，一旦人工智能深度介入新闻生产，新闻内容就往往会模式化、刻板化，显得固化、枯燥、机械，部分新闻大同小异，新闻成品缺乏灵活性、情感性、丰富性，形成新闻产品的“批量生产”现象。人工智能的“赋能”，从技术层面无形扭曲了新闻行业存在的劳动价值、实践内核，因为新闻本质上应该是“人写新闻”，而不是“机产新闻”。

实践反思：如何匡正“强编弱采”

在新媒介技术为主导的生态环境中，主流媒体新闻生产如何通过强化现场意识、专业操守、职业价值寻求进路，在“后真相”时代尤其迫切。

第一，主流媒体新闻生产应该恪守职业操守，坚守专业精神，做强新闻内容主业。全媒体时代，生产主体多元化让新闻内容五味杂陈、泥沙俱下，新闻资讯具有明显的海量化、碎片化、聚合化特征，这是移动互联网与生俱来的“天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回归与坚守以全面、客观、公正为核心的新闻职业操守、专业精神尤其必要。比如，面对诸如“知情人士透露”“有关官员表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等匿名信源，新闻职业操守的内在要求就是谨慎使用，不滥用、不随意编造匿名消息源。再比如，面对“标题党”流行现象——有的移花接木、有的以偏概全、有的夸大其词、有的低俗媚俗，新闻职业操守的内在要求就是不得歪曲篡改标题，不要误导读者，不得损害原意。从流程层面看，应该把主流媒体的传统优势与全媒体新环境融通起来，辩证地看待“强编弱采”现象带来的双重影响，不应把“强编”与“弱采”对立割裂开来，“强编”并不必然导致“弱采”；对于“弱采”环节所造成的缺失或不足，应该从“强编”环节加以强化或修补，把新闻专业精神贯穿于新闻生产的采写、编辑、核查、反馈等全流程，这原本也是新闻生产模式转型发展的应有之义。

第二，主流媒体新闻生产应该做好事实核查，尝试打造垂直化的事实核查平台。在保证新闻报道的可信度方面，事实核查是阻止虚假新闻的重要一环，也是增强主流媒体公信力的一个切入点。在新闻事实核查机制方面，西方有一定的经验积累。在借鉴西方媒体事实核查理念的基础上，国内媒体也出现了致力于新闻事实核查的实践探索。2018年8月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上线，设立部委发布、地方回应、媒体求证、专家视角、辟谣课堂等栏目，具备举报谣言、查证谣言功能。统计显示，截至2023年1月28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发布425条辟谣标签，各大网站平台依据辟谣标签对25万余条谣言进行标记。[5] 2021年9月澎湃新闻推出“澎湃明查”平台，致力打造全球国际新闻事实核查平台。伴随着人工智能时代与大数据时代的叠加交融，数据挖掘、搜索对比、算法技术的广泛应用必将大大提高事实核查的效率，降低事实核查的成本。为此，主流媒体需要把事实核查纳入自身的新闻生产全流程，探索打造多元化、垂直化的新闻事实核查平台，“连接”社交媒体平台及其用户，做好事实核查的互动、反馈，让所有新闻都被置于“放大镜”之下接受检验，打通治理虚假新闻的难点、盲点、痛点。

第三，主流媒体需要发挥专业优势，参与普通用户的媒介素养提升工作，共同建构良序的舆论生态。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全媒体时代, 每个人都是信息（新闻）的生产者与传播者，这是技术革新的必然结果，也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媒介素养作为面对不同媒介信息时所表现出的选择与质疑、理解与评估、生产与创造、辨别与解读能力，不仅仅是媒体人的基本素养，也应该成为社会公众的基本素养。生产与传播具有客观性、真实性的信息（新闻），不仅考验媒体人的专业素养，也是每个普通用户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内容产业的职业操守与道德底线，应该成为“自媒体”、社交媒体、主流媒体向前发展的共同基础。如此背景之下，主流媒体要充分发挥新闻专业精神、职业素养方面的“MCN作用”，通过开展专业培训、公益论坛、榜单评选、孵化工作室等方式，打造传媒职业的认证体系，成为提升普通用户媒介素养的倡导者、引领者、参与者，共同营造健康良序、充满活力的全媒体舆论生态。

第四，主流媒体可以尝试将“AI生成内容”标识化、标签化，方便用户获取这类信息时自行判断。类似ChatGPT等机器写作可以实现海量、高效、全天候的工作模式，的确大大提升了新闻生产的效率。在诸如数据分析、资讯发布、图文识别、主持播报等方面，“批量产出”的AIGC产品大大解放了新闻生产力。但是，对于不熟悉样本新闻所涉内容或主题的用户来说，很容易将AI生成内容看作合法、权威的内容，而想不到智能机器可能会“编造事实”。面对越来越普遍的AI生成内容，要避免造成谣言或虚假新闻泛滥，就必须让用户知道这是“机产新闻”。关于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发布广告（或专题），我国广告法规定明确：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广告”，与其他非广告信息相区别，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受此启发，AI生成内容发布或传播也需要从顶层设计层面进行规范，探索AI生成内容呈现标识化、标签化，方便用户获取这类信息时自行识别、辨析与判断。

总之，面对媒体深度融合的视频化、智能化转型，主流媒体及其媒体人如何回归“在现场”、如何保证“人写新闻”、如何体现实践价值，都是值得进一步反思的时代议题。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毛玉西.技术视域下新闻生产“强编弱采”探析[J].青年记者,2023(13):4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