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本质是自由

文：蕙子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们往自己身上套上一层一层枷锁，直到把自己变成“套中人”而不自知。人的这一过程，像极了蛹的作茧自缚，却远远比不上蛹，绝大部分的蛹最终能冲出重围，蝶变成另外一种生命姿态；绝大部分的人却不敢突围，在自缚的茧中度完一生。

人类的茧，已俨然一道“可悲的厚障壁”，置身其中，我们虚与委蛇，我们苟延残喘，却认为活着不得不如此。其实，人生的两端——生与死，已经昭示我们：生命的本质是自由。

你敢把缚在身上的茧一层一层剥掉吗？你敢怀抱一颗自由之心真诚地生活吗？你的勇气将决定你的境界。

生命的第一重境界是去“名利化”。

包裹在生命之外最华丽的茧，莫过于名与利了。可怕的是它已乔装成领路人，昂首挺胸走在前头，成为许多人哪怕豁出性命也要追随的目标；更可怕的是它已渗进世人的价值观，成为划分生命等级的标尺：无名利者，低贱；有名利者，高贵。却浑然不知高贵的从来只是灵魂，弄丢了高贵的灵魂，哪怕有权有势有金，也已沦为欲望的木偶、精神的贱民。

司汤达的《红与黑》正是这样一部窥探人性的小说：木匠的儿子于连凭借个人奋斗，也通过不择手段，终于要成为侯爵的女婿从而实现阶级跨越，却被前任情人的一封检举信打回原形，气急败坏的他把枪口对准了情人，幸运的是没能打中情人的要害，却打开了自己的生命暗疮：虚荣、贪婪、邪恶。最终，于连拒绝被赦免，决定用终结自己生命的方式，完成自我救赎，也警示后来人：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记当初为什么而出发。此时的于连才满眼喜乐轻松。不为环境的毁誉所主导，不因他人的眼光而打乱自己的节奏，这份生命的气度，叫自由。

生命的第二重境界是去“表演化”。

人人都知道生活是自己的，却又在或多或少地表演给别人看：下属做给上级看，领导做给群众看，失恋者做给前任看……奶奶去世时，我的父亲并没有流泪，事后我问他，那么多人看着，为什么不哭一下呢？他说：“你奶奶活着的时候，我每天都在尽孝，现在她走得很安详，我也不用哭给别人看。”

“表演化”其实是一个不断把生命外化乃至空心的过程。眼下有个现象很能佐证：多少人沉迷网络，以短视频、泡沫剧、内涵段子打发空虚，用别人的“表演”充塞自己的生活；多少人忙于“拍照”“上传”“分享朋友圈”，事无巨细，把自己的生活“表演”给别人看。真真切切的生命被抽离得虚有其表，实实在在的生活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实在令人叹惋。美丽的生命状态需要精神内收，看水，水在眼底，赏花，花在心中；更需要统一性和主心骨，正如莲花，一层层打开，莲心安卧其中。不再“表演”，才是真自由。

生命的第三重境界是去“身份化”。

舞蹈家杨丽萍被别人催生孩子，说哪怕你再美，再有成就，不生孩子的女人就是不完整的，从来如此。“从来如此，便对吗？”这是鲁迅笔下狂人的发问。我相信即使没有母亲这个身份，杨丽萍也是一个能用舞姿绽放美丽富饶、铺天盖地生命力的人，这是她的自信，也是她的自由。

有个问题不必等到卸任甚至临终时再想，有生之年可时时叩问：如果把所有的身份——父母、子女、爱人、老板、经理、董事长、科长、处长、厅长……都一一剔除，我们还能找到自己吗？如果能，甚至发现自己愈发可爱、有趣、生动

，那就太了不起了！想起拿破仑的一句话：“我只有一个忠告给你，做你自己的主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也有类似感慨：“人啊，不要太把自己的身份当回事，你把自己做的事当回事就行了。”

生命的最高境界是去“道德化”。

听说一个美好的女人被离婚了，我怒从中来想为她讨个公道，却得知实情：她老公被查出肝癌晚期，又有大量债务，不想拖累她和孩子，所以坚决选择离婚，我哑然了；一个学生在课堂上无精打采，我对他进行了一番批评教育，事后才知他患上神经衰弱，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我又哑然了……王阳明对一个易动气责人的学生有过忠告：你今后只不要去论人之是非，凡想责难人时，就把它当作一个大的私欲，除去方可。此忠告于我非常受用。

暑期看过两部经典影片，这两部电影都无法用正常的道德观去苛评。《野蛮入侵》中的儿子为了让父亲去世前能圆满一点，就把父亲的前女友喊来，陪伴父亲走过生命的最后阶段；《海街日记》中的大女儿在父亲死后，把同父异母的孤儿妹妹接来抚养。因为不幸的童年，他们本该恨这样的父亲；但因为人性，他们选择了宽恕。主持人李蕾说：“我们在生活中最粗浅的阶段是道德化，道德化会让人停在固有的伦理中。”当我们眼中有活生生的人，心中有暖洋洋的生灵，就会增添很多宽度和力量。这种容纳性真的很可贵，读经典确实可以把天地读宽。

在《勇敢而非完美》一书中，作者拉什玛·萨贾尼说：“我们每个人穷尽一生，是要砸碎完美的枷锁，拥抱真实的自己。”褪去套子之后的你，固然不完美，却怀抱赤子心，胸中无纤尘，内外通透，灵魂勇敢而崇高，生命舒展而自由。就像顾城的一篇文章里说：“一个人应该活的是自己，并且干净。”

蕙子，教育工作者，自由写作者，《红袖新文学》执行主编。作品散见刊物与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