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铤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五月，范仲淹病逝，其子范纯仁请曾与范仲淹共同实施新法的富弼和欧阳修分撰墓志铭和神道碑。
这本来是一件非常寻常的事，但是因为欧阳修的二十多个字，引来一场不小风波。
细述风波前，有必要解释一下事情发生的背景：大概是从北宋开始，树碑立传成为士大夫阶层礼葬死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为新近逝去的亲人树碑立传，条件允许的话，为去世几十年的先人树碑立传也是常有的事。因此，碑志文学是当时大夫阶层的一项重要写作内容。
话说，范纯仁约稿几个月后，富弼按时交稿，范对稿件质量非常满意。而欧阳修拖了十五个月才交稿，拖稿也就罢了，一交上来，范不满意——我爹当年那么赏识你，他死了你就这么写他？富弼不满意，说这种文章就要在真实的基础上，写出一个善恶分明、痛快淋漓，欧阳修你写的“有所畏怯而噤默”，是几个意思？
在这里要替欧阳修说几句，范仲淹这种人物的神道碑，是要供后世万千人拜阅的，因此，不管是谁来写，都需要较长时间细细梳理、总结范仲淹的一生，更要将一位经历曲折的政治人物几十年的政治生活客观呈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时代，党争非常复杂，从范仲淹富弼到欧阳修，几乎每一个官员都是参与者，赢家，一时输家。欧阳修的笔端，稍有不慎，便会引发诸多事端。因此，这样一篇命题作文，即使对欧阳修这样一位高官文人，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十五个月才交稿，不算迟。
这十五个月，欧阳修没闲着。
他曾在给友人信中说：“中怀亦自有千万端事待要舒写，极不惮作也……为他记述，只是迟着十五个月尔。此文出来，任他奸邪谤议近我不得也。要得挺然自立，彻头须步步作把道理事，任人道过当，方得恰好……所以迟作者，本要言语无屈，准备仇家争理尔。如此，须先自执道理也。”——我不怕写，我也有好多话想说，虽然写了十五个月，但是此文一出，谁也说我不得！关键就是“须先自执道理”才能“挺然自立”，使政敌们无可置喙，咱言语无屈，便“任他奸邪谤议近我不得也”——多么硬气，多么自信！
初稿写成后，欧阳修先送去曾和范仲淹同生共死，并称“韩范”的韩琦审阅——“惟公(韩琦)于文正(范仲淹）契至深厚，出入同于尽瘁。窃虑有纪述末详及所差误，敢乞指谕教之。”——你俩关系好，我有啥没写到的、没写对的，敬请赐教。韩给出修改意见后，欧阳修“悉已改正”。
事情进展至此，一切顺利——欧阳修尽心尽力，也找了合适的人把关稿件质量，而且在审稿期间，可能引发争论的“仇家”也没有发出反对意见——话说，我怀疑欧阳修用了整整十五个月才交稿，大概也有将文章晾一晾，看看当事人是不是有反对意见的打算。
诸般小心，欧阳修还是没想到，稿件到了和他一起作战的富弼，向他约稿的范纯仁那里，却遭到激烈反对。富弼范纯仁让欧阳修删改争议语句，欧阳修说我写的是客观事实，坚决不改不删。
说起来，大家争论的焦点，是“吕公事”。
景祐三年（1036年），吕夷简弹劾范仲淹“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贬知饶州，自此，朋党之争成为朝野舆论中心，随后，吕夷简也被罢去相位。几年后，西夏战争爆发，吕夷简再次为相，不计前嫌举荐范仲淹。大敌当前，需要一出新的“将相和”，范仲淹主动写信给吕夷简表示和解。
对这件事，欧阳修如实记叙：自公(范仲淹)坐吕公(夷简)贬，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吕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为党，或坐窜逐。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勠力平贼——吕范不和，先后被贬，同僚们说啥的都有，吕认为但凡有说范对的，都是一党，都贬了去！后来吕范二人又先后复职，西夏之战前两人大局为重，不谈过往，携手杀敌。
欧阳修这段文字，可以说下笔客观理智，突出了“二人之贤，能释私憾而共力于国家”的政治风范。这段记述，约稿人范纯仁不满意坚持说他爹至死都没和吕夷简和解。
欧阳修回应说：“我亦得罪于吕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于后世也。吾尝闻范公自言，平生无怨恶于一人，兼其与吕公解仇书，见在范集中，岂有父自言无怨恶于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于地下！父子之性，相远如此？”——我也得罪过吕丞相啊(朋党之争激烈时互相抨击且不说，吕夷简去世前一年，欧阳修还写了一篇《论吕夷简札子》，说吕“二十四年间坏了天下。人臣大富贵，夷简享之而去；天下大忧患，留与陛下当之……罪恶满盈，事迹昭著”)，所以只有公正地写人家才能让后世信服。我曾听你爹说他这辈子就没有怨恨过一个人，而且你爹写给吕丞相的和解书，就收在他自己的书里。再说了，哪儿有当爹的说自己大气，当儿子的偏要说爹小心眼！爷儿俩这格局，差得也太远了！
不仅欧阳修，同时代的司马光也在笔记中记着这事：会许公（吕夷简）自大名复入相，言于仁宗曰：“范仲淹贤者，朝廷将用之，岂可但除旧职耶？”……上以许公为长者，天下皆以许公为不念旧恶。文正（范仲淹）面谢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尔乃奖拔！”许公曰：“夷简岂敢复以旧事为念耶？”——吕夷简复职后在宋仁宗跟前大夸范仲淹是个人才，还进言让给范再升个官。仁宗对吕夷简的长者风范极为肯定，大家也觉得吕夷简不念旧恶。范仲淹当面感谢吕夷简，说：“我曾因为公事得罪了您，没想到您现在还提拔我。”吕夷简说：“哎呀，过去的事就过去了。”这件事上，司马光的叙述和欧阳修基本一致。
还有略晚一些的叶梦得，也在《避暑录话》中有记载：碑载初为西帅时与许公（吕夷简）释憾事曰：“二公欢然相约平贼。”丞相（范纯仁）得之曰：“无是。吾翁未尝与吕公平也。”请文忠（欧阳修）易之。文忠怫然曰：“此吾所目击，公等少年，何从知之？”——碑文一开始有吕范二公“欢然相约平贼”之句，丞相范纯仁看到后断然否定此事，请欧阳修把这话删了。欧阳修就不高兴了，说这是我当年亲眼见的。你一个小娃（范仲淹去世时，范纯仁不过25岁），知道个啥！
还有苏辙，在《龙川别志》也有记述：范仲淹“自越州还朝，出镇西事，恐许公不为之地，无以成功，乃为书自咎，解仇而去。”这段记述，和欧阳修的“与吕公解仇书见在范集中”相印证。
总而言之，大家的记载，具体细节有出入，但与欧阳修笔下“二公欢然相约勠力平贼”的描述，基本一致。
有意思的是，欧阳修提到的那封范仲淹文集有收录的和解书，后来的范氏文集并没有收录，大概是家人删了。但是在第三方编辑的合集中，这封信还在。
范仲淹在信中首先感谢了吕夷简的提拔之恩：“褒许之意，重如金石，不任荣惧，不任荣惧！”然后检讨自己“情既龃龉，词乃睽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继而写道：“昔郭汾阳(郭子仪）与李临淮(李光弼）有隙，不交一言；及讨禄山之乱，则执手泣别，勉以忠义，终平剧盗，实二公之力。今相公有汾阳之心之言，仲淹无临淮之才之力，凤夜尽瘁，恐不副朝廷委之之意。”范仲淹非常有大局观，他引用了昔日郭子仪和李光弼的典故，说二人虽然平日不和，然大敌当前之时握手言和，终于携手扫清敌寇中兴大唐。并将吕夷简比作郭子仪，说自己虽然不如李光弼，但也要为国家鞠躬尽瘁。
据此，欧阳修说“二公欢然相约勠力平贼”，完全符合客观事实。
但是，范纯仁不同意，他在欧阳修明确声明不删不改的前提下，断然删去自己不满意的二十余字，之后将文章刻碑，又将碑文拓片送与欧阳修。欧阳修拒绝接受，声称“非吾文也。”
其实，欧阳修也不是一个拒绝任何删改的霸道作者。碑文写道，有一次宋仁宗的母亲临朝，仁宗想带着百官参拜太后，范仲淹认为此举不合礼制。后来苏洵编书，发现此事与官方记载不符，告诉了欧阳修，欧阳修说：“《墓碑》误也，当以案牍为正耳。”还有人质疑文中范仲淹的任职履历不准确，欧阳修耐心解释说这个不是失误，你看文章后边我不是写了一句履历顺序我就不说了，免得后人想跟着学只想着怎么升官快。
欧阳修同学，身为一代文宗，在别人指出文章有错误时，从善如流；在读者疑惑不解时，耐心细致地予以解释。就这么认真负责的一个写作者，却用了足足十五个月，写了一篇为自己惹来风波和麻烦的稿件，确实让人唏嘘。
其实，这种事，也不是欧阳修第一次碰到。说起来，那也还是一篇神道碑，那也还和范仲淹有关，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我们改天再说。
又，此文写成后，又查阅相关资料核实一些史实，发现有两段小故事颇有意思：参与谈论此事的司马光，年轻时也不能免俗，替很多人写过碑志，到老年后，态度坚决地拒绝一切书写请求。最著名的是拒绝了曾巩。还有前文提到的给范仲淹写了墓志铭的富弼。据说，司马光任凭富弼长子绍庭“于草土中号哭自掷”，也不肯作志，最后，多方协调后，范纯仁为富弼写了行状，韩维（神宗认可，富弼生前亦有约定）作了墓志铭，而神道碑的作者，是苏轼。有意思的是，苏轼在写作中对于富弼生前不想提及的尴尬事倒是有意“铺张”，后来朱熹评价此事，说老苏借题发挥“欲得此为一题目，以发明己意耳”。不过，司马光也没有置身事外，他是富弼墓志的篆盖人。2008年，富弼墓志在洛阳出土。墓志的志盖“宋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致仕韩国公赠太尉谥文忠富公墓铭”为司马光亲笔篆书，是司马光极其罕见的篆书书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