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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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祖荫（1830-1890年），字东镛，江苏苏州人。他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金石学家和藏书家，且在三个方面都做到极致。在政治上，他的一句“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1]，让左宗棠从一个毫无品阶的幕僚一跃成为天下瞩目的国家股肱；在金石上，位居“海内三宝”的大克鼎和大盂鼎都是他的收藏品。鲜为人知的是，潘祖荫还是一位成就极高的藏书家，坚持藏书刊刻达四十余年。

《滂喜斋丛书》图

为何潘祖荫能在仕途、金石、藏书这三个方面都做到极致？要解答这一疑问，就要谈到对他人生具有至关重要影响的三座城市：徽州、苏州与京师。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徽州的财气、苏州的文气与京师的王气滋养下，潘祖荫才三者兼得，如鱼得水。

01 徽州：“持躬清介，屏绝馈遗”

潘祖荫一生藏书、刊刻甚多，冠绝同侪，其时无当。在藏书上，其《滂喜斋书目》与《滂喜斋宋元书目》共录图书257部，多为宋元珍本。在刊刻上，《滂喜斋丛书》《功顺堂丛书》《潘刻五种》等丛书共刊刻书籍542卷。[2]

他的藏书中多有宋元珍本，号称“分廛百宋”“迻架千元”，亦即有超过百本的宋版书，超过千本的元版书。宋版书在当时被人称作“一页宋书，一两金”，例如，潘祖荫曾在北京琉璃厂花费三百金向人收购宋本《公羊春秋何氏注》，事后他还以“此世罕见本，我买得便宜”来表达庆幸。但晚清正一品官员一年的俸银一百八十两、禄米九十石加上一万七千二百余两的养廉银，一年的总收入也不到两万两白银，[3] 潘祖荫虽在朝中久居高位，出任过四部堂官，其收藏的丰富程度与他的收入是不相匹配的。

因此潘氏即便节衣缩食削减用度，但是为官的收入还是无法满足“分廛百宋”“迻架千元”那至少十数万两的收藏费用，更别提刊刻发行书籍了。当时就有人以潘祖荫收藏书籍过多刊刻发行过频为理由，认为潘祖荫“清流为表，浊流为里”，讽刺他不是清官。苏州后辈王季烈了解潘家情况，在《滂喜斋藏书记》中为他辩解道：

文勤（潘祖荫）在朝数十年，持躬清介，屏绝馈遗，所藏商周珍器宋元精椠，皆罄廉俸购之四方。非若后之贵显，其藏储由苞首苴或攘夺而来也。[4]

“商周珍器”是指商朝周朝的青铜器，“宋元精椠”是指宋元雕版书籍，这些都是非重金而不能购买的，绝不可能“尽廉俸购”。潘祖荫能“清廉自介”又“购之四方”的真正原因在于潘家有经商的传统。潘家祖籍徽州歙县大阜村，往来江浙经营盐业，是徽商的一员。潘祖荫的侄孙潘景郑先生在《跋先泽鳞羽》里说：

溯吾家自明季九世祖其蔚府君，由歙迁吴，支裔渐繁。云浦公生高祖芝轩公，登巍科，居相位。自是而支系繁盛，称吴中望族矣。[5]

清 潘祖荫 行书令狐楚诗二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九世祖其蔚府君”是指大阜潘氏第二十五世祖潘景文，他“由歙迁吴”是大阜潘氏在苏州的始祖。自潘祖荫的曾祖父潘奕基中进士开始，潘家步入鼎盛期，先后共有1名状元，2名探花，6名进士，举人32名，贡生20名，秀才140名，被人称为“贵潘”。自潘世恩登状元及第，其弟潘世璜登探花及第，其子潘曾玮、潘曾莹得中进士，其孙潘祖荫得探花之位，因此李鸿章题写“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的匾额赠予潘氏。[6] 除了出仕为官外，潘氏族人还专心于商业。早在二十五世潘景文时就已在一边参与科举一边经营商业，为家族后代继续考功名提供经济支持。虽然从潘景文到潘冕共计四代人都没能在举业上取得成就，但是他们通过经商置产延请名师等举措为未来家族的显“贵”夯实了基础。而且经商的传统一直在族人中传承，较为典型的就是潘祖荫的堂弟潘祖谦，他在潘祖荫生前就协助其打理家产，在潘祖荫去世后，他还发起组织苏州商务总会，出任会董。[7]

大阜潘氏其蔚公支主要人物世系图

综上所述，潘祖荫依赖潘氏家族来自古徽州，且历来有经商的传统，才能支撑起庞大的收藏，为其藏书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经费支持，遂使潘祖荫能够“持躬清介，屏绝馈遗”而成一代藏书大家。

02 苏州：“海源今宛委，万轴自森森”

苏州自古以来就有私人藏书刊刻的传统。大阜潘氏自二十五世祖潘景文“由歙迁吴”开始就受到苏州藏书传统影响，成为藏书世家。下文通过经济、印刷业、藏书传统三方面详解苏州藏书风气形成的原因，以及潘氏家族内部藏书活动对潘祖荫的影响。

苏州发达的经济、便利的交通为藏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清人沈寓曾说道：“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重”，以两个“最重”道明了苏州在经济、水利两方面的发达。苏州的财赋来自于它是全国棉布生产贸易中心，布商动辄以数万甚至数十万两白银进行棉布贸易。苏州以棉业为中心，带动了丝织业与手工业的繁荣，同时又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进而带动了经济的繁荣。清朝两江总督赵宏恩又在《江南通志》中阐明了水利的作用：

水则长江至江阴流入，经常熟县境而东注于海，太湖中有七十二山，吞吐波际，常润宣歙之水皆纳于此，而下注三江。运河则自嘉兴而北，经郡城，会胥江，入无锡县界。擅江湖之利，兼海陆之饶，繁盛之名甲于天下。[8]

繁荣的经济为藏书活动奠定物质基础，便捷的水利交通有利于书贾携带珍本往来苏州，而这些正是藏书活动的重要环节，推动了藏书活动的发展。

清 徐扬 姑苏繁华图（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藏

苏州有着发达的雕版印刷业，为藏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从宋朝开始，苏州就是全国刻板印刷的中心地区。吴晗在《江浙藏书家史略》说：

自板刻兴而私人藏书乃盛，其中风流儒雅，代有闻人，宿史枕经，笃成绝学。甚或连楹充栋，富夸琳瑯，部次标签，搜穷二酉，导流溯流，蔚成目录之学。其有裨与时代文化，乡邦征献，士大夫学者之博古笃学者至大且巨。[9]

通过雕版印刷的普及，使刻本书代替了写本书，书籍复本量大大增加，古籍书刊的流通范围也相应扩大。刻板书籍的大量发行，又导致书籍成本下降，明代藏书家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就说：

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凡本，刻者十不当钞一，钞者十不当宋一……刻本一出则钞本咸废不售矣。[10]

清  潘祖荫 行书七言联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吴”“越”“闽”三处著名的刻书地点中，苏州的刻板书籍最为精美，而且价格不及手抄本的十分之一。通过领先于全国的雕版印刷技术，苏州地区成为全国图书刻板印刷和流通的中心地区，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书籍流入苏州，每天也有新的书籍被刊刻发行，为苏州的藏书事业添砖加瓦。

苏州有众多文人名士，具有深厚的藏书传统。最早的苏州藏书家应该是唐代的陆龟蒙，《新唐书·陆龟蒙传》载：

得书熟诵乃录，雠比勤勤，朱黄不去手，所藏虽少，其精皆可传。借人书，篇秩坏舛，必为辑褫刊正。[11]

陆龟蒙不仅收藏书籍，也会将书借予他人，面对内容残缺传抄有误的书籍则会搜括所有相关书籍进行校正纠错。到了宋代，苏州的藏书家在藏书数量方面已经居于全国前列，比如藏书超两万卷的朱长文和建“紬书阁”储书逾十万卷的叶梦得。至明代，苏州的藏书家不仅收藏大量的珍本善本，还擅长校勘刻书，最负盛名的是建有汲古阁藏书八万四千册的毛晋，他的汲古阁刻书，为古今私家刻书之冠。在清代，苏州的藏书家数量飙升，范凤书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中记载，清代苏州有55位藏书家拥书万卷以上，可见清代苏州藏书风气的盛行。[12]

《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书影

徽商自古就有收藏书籍增加文化涵养的习惯，但藏书家不仅要藏书，还要对儒家经典有深刻的研究。因此大阜潘氏虽在第二十五世祖潘景文就迁居苏州，但是首位藏书家却是第二十九世祖潘奕隽，因其中进士后将藏书处命为三松堂，他本人也被人称为“三松居士”。潘景郑先生在《著砚楼读书记》中夸赞道：

藏篋至富，曾与士礼居主人结庐访书，虽无百宋之珍，而精抄名校，所获亦多。[13]

“士礼居主人”是指清代苏州四大藏书家之一的黄丕烈，他是历史上罕见的集刻书家、目录学家、出版家、校勘家、学问家为一身的大藏书家。受到黄丕烈的影响，潘氏家族不仅精于收藏善本古籍，也精通校勘刻印发行书籍。潘奕隽的孙子潘遵祁、潘希甫均为著名藏书家。其中潘遵祁建立香雪草堂以储藏书，著有《香雪草堂书目》和《西圃藏书目》。潘希甫则扩建渊古楼和栖息书屋以藏书，著有《花隐庵遗稿》。[14]

受家族影响，潘祖荫一生致力于藏书，他在《检书》诗中道：

佞宋真成癖，年来不可寻。偶然珍一帙，直欲抵兼金。角折芸香蔚，签残蠹物侵。海源今宛委，万轴自森森。[15]

“佞宋”是指黄丕烈，他尤为喜爱宋本书，因此自称“佞宋主人”。潘祖荫受其影响，专注于宋本书的收藏。并且潘祖荫本人也得到了黄丕烈的部分藏书，如宋刻《白氏文集》残本、《后村先生集》残本、《葛归愚集》、《淮海居士长短句》等。[16]

黄丕烈像 清翁雒绘

对于苏州的藏书传统，潘祖荫既有继承，也有创新。自来苏州的藏书家，都喜欢对所藏书目进行整理、点校、品评，例如钱谦益有《绛云楼书目》、毛晋有《汲古阁书目》。潘氏仕宦近四十年，精力被政务牵扯，无暇整理藏书编辑目录，只能请其门生进行编辑，最后再由其定夺。以前的藏书家在请人编辑校勘后，在书籍上只署自己的名字。但潘祖荫胸襟开阔，他的门生叶昌炽编辑完《滂喜斋书目》后，他将叶昌炽与自己联合在一起署名。

潘祖荫不仅在署名上进行了创新，也在编辑书目上有所改变。以前的藏书家会将自身搜集到的珍本善本书籍汇总成一个书目进行刊刻发行。但是潘祖荫却将自己在苏州与京师的藏书区分开来进行刊刻发行，将京师的藏书以《滂喜斋宋元本书目》为名进行发行，而将苏州的藏书尽数交由叶昌炽汇编成《滂喜斋藏书记》。[17] 通过门生整理自身藏书，使得潘祖荫在忙于政务的同时，也取得了极高的藏书成就。

苏州这座城市千年以来的藏书传统，历代乡先贤的藏书实践，姑苏城发达的出版事业，共同铸就了潘祖荫爱书、喜欢藏书的文化基因。

03 京师：“好金石文四十余年”

金石学自宋代欧阳修、赵明诚开始是用来证经补史，补足儒家经学的短缺之处，是一门小学。但是在清代，金石学逐渐转变为收藏鉴赏之用，偏离了原本证经补史的目的。因此同治光绪年间，一批士大夫在金石圈中大声疾呼恢复金石学证经补史的本来面目，潘祖荫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员。[18] 因此潘祖荫收集金石古物的目的与现在的收藏家完全不同，他是以三代之文复原古礼，是以大儒的身份来研究经学。而他收集金石古物的场所就是京师。下文详述京师作为金石收藏家主要活动地点的原因，以及潘祖荫在金石收集研究刊刻上的贡献。

潘祖荫所藏吉金文字

清代京师的金石文化圈几乎涵盖了全国的金石学家与金石实物。京师是全国的中心，汇聚了众多的官绅士人于此，满足了金石研究的人员条件。[19] 京师的琉璃厂是全国最大的文物集散中心，李文藻在《琉璃厂书肆记》中载：

桥以西，街阔，书肆外，惟古董店及卖法帖、裱字画、雕印章、包写书禀、刻板镌碑耳。[20]

各地书商、文物贩子汇集于此，各种金石拓片、青铜彝器以及碑刻拓本在这儿自由交易流通，满足了金石研究的物质条件。两相结合后，京师地区形成了一个囊括了全国各地金石学者的大金石文化圈。潘祖荫少年时就随其父至京师，在此生活四十余年，深受京师的金石文化影响。他在《齐鲁古印攈序》中说道：

荫好金石文四十余年，独古鉥未一得，常以爲憾。今吾友高君辑三代、秦、汉所遗玺印六百余，而所得鉥不少，可补鼎彞文字所不及。[21]

从潘祖荫的自述可知，他四十来年都是以证经补史为目的收集金石古物。这就是潘家虽没有家传的金石学传统，而他却能坚持四十余年钻研金石的原因。亦即他以辨析儒家经义为根本而搜括彝器辨识甲骨文、金文的内容。

潘祖荫《攀古楼彝器图释》

在证经补史的目的下，潘祖荫对金石学做出了以下三大贡献。

潘祖荫突破了国内金石收藏的传统。在收藏种类上，潘祖荫突破了以前只重视大型青铜器的限制，将收藏范围扩大到乐器、兵器以及日用杂器如镜、灯具等。对于潘祖荫的金石收藏，《清稗类钞》载：

光绪初，潘祖荫公与翁叔平相国同稣、盛伯羲，研索钟鼎篆隶……文勤尤注意吉金，所藏钟鼎彝器之属，逾五百件，实为收藏吉金家之第一。[22]

在时间范围上，突破了宋人只重夏商周三代青铜器的限制，将范围扩大到秦汉及其以后。在地域范围上，从只关注中原的藏品转为视野扩散向边疆，大盂鼎、大克鼎都是出自西北边疆地区。在金石学的传播上，潘祖荫将自己收集到的金石文物，以及相关研究都刊刻到《攀古楼彝器图释》中。

潘祖荫重视海东金石的收集。潘祖荫在咸丰三年（1853年）就与朝鲜使臣李尚迪等人交游。由于潘祖荫对朝鲜文献的非常感兴趣，李尚迪等人就赠送给他多种朝鲜石刻拓本和书籍。《潘文勤公年谱》就曾记载到：

四月留馆。朝鲜李藕船尚迪来以笔相问答。兄询以彼土金石文字及郑麟趾、申叔舟诸家之书。藕船因举箧中所携《陈真兴王北狩碑》《唐平百济碑》及《桂苑笔耕》以赠。……兄由是广搜拓本，发愤为《海东金石录》，逾年而成，共二十四卷，自为序。[23]

清 潘祖荫行书七言联 故宫博物院藏

《潘文勤公年谱》是潘祖荫之弟潘祖年编写的，因此年谱中的“兄”就是潘祖荫。潘祖荫不仅收集朝鲜的金石资料，还通过友人获取了日本的金石资料，最终自编了《海东金石录》，刊刻《东古文存》，并将日本学者西田直养的著作《日本金石年表》刊刻到了《滂喜斋丛书》中。潘祖荫对海东金石文献的保存与研究起了重要的引领作用。[24]

潘祖荫藏翻刻古埃及卡诺普斯碑圣书体拓片（部分） 国家图书馆藏

潘祖荫重视西方的碑刻古物，尤其对埃及文石碑特别感兴趣。潘祖荫通过刘瑞芬、张荫桓、黄绍箕等驻外大使获得了埃及文石碑。在叶昌炽的日记中，有三处记载潘祖荫出示埃及古文：

光绪戊子十一月十五日，郑盦丈招饮，并观埃及古碑。

光绪己丑二月二十日，又见埃及古文，其石在法国巴黎斯城。

光绪庚寅五月廿七日，见郑盦师新得埃及残石拓本，美国斐尔士所藏。[25]

这三次见到的埃及文石碑，分别是在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刘瑞芬寄赠的埃及古文；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荫桓寄赠的埃及卡诺普斯碑；光绪十六年（1890年），黄绍箕所赠的埃及古文拓本。因为潘祖荫的“爱好”，其身边的友朋门生得以同观，目睹埃及古文实物，其门生叶昌炽在金石学著作《语石》中就保留下了潘祖荫所收藏的埃及文石碑。

04 结 语

潘祖荫在与吴大澂的信中道出了他收藏金石书籍的原因：

金石书籍，深犯造物之忌，以其无用生民，而享用非常也。然则人生只合收伪器及伪字画耳。而拥高爵厚禄者，只宜贪污狼藉，若负盛名，又大不祥也。吾辈当能以此为戒，唯当修德而避名。[26]

他将收藏当成修养德行的举措，是出自于一个文人对传统文化的痴狂，是为了发扬华夏文化、弘扬民族自信心，与现在的古董商人出于投资的商业目的正相反。而他的后人也遵行“修德而避名”的理念，将他一生收藏的五百余本古籍以及六百余件青铜器都捐赠给国家与社会。

参考文献

[1]【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2] 徐学林：《滂喜斋主潘祖荫刻书与收藏》，《出版科学》2008年第4期。

[3] 鲍伟：《晚清文官俸禄研究》，安徽师范大学，2013届硕士学位论文，第10-12页。

[4] 王季烈：《滂喜斋主藏书记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5] 潘景郑：《寄沤剩稿·跋先泽鳞羽》，齐鲁书社，1985年版。

[6] 张学群：《苏州名门望族》，广陵书社，2006年版。

[7] 蒋文杰：《清代士绅阶层对苏州古城空间特征演变影响研究》，苏州科技大学，2022届硕士学位论文，第12-14页 

[8]【清】赵宏恩：乾隆《江南通志》，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

[10]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11]【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

[12] 王燕：《清代苏州私家藏书研究》，河北大学，2014届硕士学位论文，第8页。

[13] 潘景郑：《著砚楼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4] 王燕：《清代苏州私家藏书研究》，河北大学，2014届硕士学位论文，第18-19页。

[15] 潘承弼：《陟冈楼丛刊·郑盫诗存》，中华书局，2001年版。

[16] 江庆柏：《试说吴县潘祖荫藏书》，《河南图书馆学刊》1999年第12期。

[17] 江庆柏：《试说吴县潘祖荫藏书》，《河南图书馆学刊》1999年第12期。

[18] 裘锡圭：《上古思想、民俗与古文字学史》，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19] 程仲霖：《晚清金石文化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13届博士学位论文，第14页。

[20] 【清】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

[21]【清】潘祖荫：《潘文勤金石手札钞》，燕京大学考古学社社刊，1937年版。

[22] 徐柯：《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版。

[23]【清】潘祖年：《潘文勤公年谱》，清光绪年刻本。

[24] 潘佳：《潘祖荫研究》，复旦大学，2013届博士学位论文，第55-56页。

[25]【清】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26]【清】吴大澂：《攀古楼藏器目》，重庆图书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