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正在热映，影片从老年高适的回忆视角出发去讲李白，以及唐朝的诗人们。

用动画电影来呈现历史，是否完全遵照真实历史？多位人物的设定是否准确？细节是否有真实出处？这些话题都在网上引发热议。本期微史记周刊邀请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嵩，请他聊一聊电影的虚构与历史的真实。

虚构与真实

李白、高适、杜甫……这些唐朝大诗人们也曾经年轻过，他们一路成长，在波澜壮阔的盛世大唐背景下追求理想，他们会遇到挫折，会有迷惘的时候，也和当下的我们一样。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这一群创作千古名句的唐朝诗人们的情感和故事。

影片上映后，片中的故事是否完全遵照真实历史，成为不少网友心存疑虑的地方。比如影片将高适这个人物设定为“从小识字困难，并且口吃”。

“这一艺术设定，是为了展现高适曾经的困境。”影片主创们解释称，在通读了高适诗词选以及《旧唐书·高适传》后，发现历史上对于高适年轻时候的记载有很多空白，考虑到他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推测年轻时也许会遇到不少困难，所以影片设定了他“读书困难”和“口吃”的特征，而最终他也克服了这些困难成为唐代诗人中的成就卓越的一员，《旧唐书》中记载“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关于这一点，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嵩表示，这是一部电影作品，不是历史纪录片，高适“口吃”是艺术创作设定，历史上他是否真是“口吃”其实并不重要。中国古代很多人物，像司马相如、邓艾、陆羽、孟郊，都有“口吃”这一特征，将高适设定为“口吃”，或许是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启发。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或许也象征着诗歌对于李白来说是信手拈来的，而普通如高适却是吃力的。甚至可以说，李白的起点可能就是高适的终点。

事实上，这也与主创的想法不谋而合。

《长安三万里》开篇就是安史之乱后数年，吐蕃大军入侵西南，大唐节度使高适交战不利，长安岌岌可危。在一场大战到来之前，高适向监军太监回忆起自己与李白的一生往事。

之所以这么处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李白是天才、是谪仙，但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而高适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普通人，他更接近我们大众，所以我们希望能通过高适的视角，将观众带入影片的故事”。影片主创曾如此表示。

而与天才型的李白相比，才能凸显“普通人”高适的勤能补拙。高适后来非常努力，他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个人体悟完全融入到诗歌中，比如他很成功的那首《燕歌行》，“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就是他的切身体验，是经历了风霜磨练后的感悟。

天才与务实

电影里出现的“诗人朋友圈”集结了盛唐开元、天宝时期的诗人们，李白要成为李白，就需要有这样一个诗歌盛行的大环境。

武黎嵩认为，李白和高适分别代表着两类人，即天才型和务实型。

影片上映后，有网友指出，历史上的李白和高适是在40岁后相识的，而片中，李白和高适在青年时就相识。

对于这样的设计，电影主创们表示，杜甫写过一首诗“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描述的是李白、高适、杜甫三人同游时的场景，再看他们年轻时写的诗，都有在相似年纪去过同一地域，于是推测他们会不会在年少时就认识，才能在中年的时候做到“秋共被”。

关于这一点，武黎嵩赞成史料考证，即李白和高适的相见相识，是在两人40岁之后，是李白到高适所在的商丘梁园以及洛阳这一带时两人才认识，那时已经到了天宝年间，也就是安史之乱的前十来年。

此时，天才型的李白已名满天下，务实派的高适还没有人生方向。

另外，关于高适有没有救李白，也是网友争议较多的地方。

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二年，永王李璘擅自率领水军东巡，路过庐山时盛邀李白入幕。李白欣然前往。不料李璘企图拥兵自立，兵败被杀，李白以“附逆”之罪被关押。而此时，高适终得赏识，做到了地方节度使的官职。而讨伐永王，他正是主帅之一。

在《长安三万里》中，影片的最后，高适恳请郭子仪救了李白，但据历史记载，高适并没有接受李白的求救。

电影为何选择“高适救了李白”？主创们表示这是艺术创作的一部分。李白被救是史实，基于电影中高适与李白的关系，以及各自的人物性格，他们设置了这一情节，“电影里，高适是稳重的、有情有义的，他不会对李白见死不救，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救李白”。

对于这个争议，武黎嵩认为，据史料，高适并没有伸出援手；片中设定郭子仪跟李白有交情，而据史料，这两人也并无交情。李白最终因附逆而被流放，大概是因为在永王谋反这件事上，他不过是个吹鼓手，能做的和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毕竟有限。

高适为何不救李白？有学者认为，这更多的是政治因素。谪仙李白官场经验苍白，而务实的高适，大器晚成，有过许多人生历练，作为讨伐永王的主帅，他与李白是敌对关系，这一身份也决定了他不敢轻易为李白开脱。

武黎嵩认为，李白所代表的是某一个方面特别突出的天才，除此以外，他几乎一无是处，“比如，李白很容易忘事，多次忘记和高适的约定，因为他是一个潇洒不羁、不拘小节的人，而天才身上总有一些普通人可能难以忍受的地方，但没有恶意。另外，李白还爱喝酒。”他放浪不羁，痴迷道术，甚至到最后他还投错了门路，附上了永王，但这都不影响他本身的天才特质；而高适，他是典型的务实派，从小到大，扎扎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自己和家族的理想。他们所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无论是天才型，还是务实派，他们都对社会、对传统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

细节需考究，可艺术再加工

作为历史学者，武黎嵩在看完电影后表示，影片有不少闪光点值得称赞，但也确实有不少细节需要考究：

比如片中设置神策军中尉程监军前往泸水关问询高适，而历史上，神策军的中尉不可能去西川。神策军是唐朝中后期中央北衙禁军的主力，领导权握在宦官手中，宦官头子不可能去西川。而片中称呼程监军为公公也是不对的，“公公”这个称呼是清代才有的；

比如电影里还出现了颜体字，虽然颜体是唐代书法家颜真卿所创的一种字体，但颜体的广泛流传，要到颜真卿去世之后。颜真卿去世得比高适等人要晚；

比如片中还出现了蜡烛，宋代以前没有石蜡，动物蜡十分珍贵，所以蜡烛不是可以随便点的，应该是点油灯，而不是蜡烛；

比如高适年轻的时候，能骑得起马，却吃不起饼，这个影像表述也不合适。因为马在那个时代绝对是非常高大上的交通工具。

此外，片中出现了不少扬州景色，包括瘦西湖拱桥、大明寺等地标，这些是今天扬州瘦西湖的场景，是从明清时期开始才陆续出现的，尤其是清代康熙皇帝南巡以后才形成。

不过，武黎嵩也表示，如果把《长安三万里》作为史料纪录片，那确实可以从中挑出很多小错，但这是一部电影作品，可以有艺术再加工。他对影片结尾处点题的“只要黄鹤楼的诗在，黄鹤楼就还在”，以及“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在”大加赞赏，长安既是真实具体的存在，又是传统文化精神的象征，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字、词、句、文，共同构筑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血骨和精神，它们是沉重的包袱，更是无价的瑰宝，这是独属中国人的浪漫诗篇。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孔小平

编辑：秦小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