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笔扎根沧海志 青衿常记燕园情
——毕业论文后记的故事(一)
编者按:仲夏,又到了毕业时节。此时,有离愁别绪、有意气风发、有踌躇满志、更有在离别时对这座菁菁校园的不舍和眷恋。毕业生们在毕业论文后记中回首自己在燕园度过的数载春秋和难忘时刻,终为自己的学生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一路走来,曾经的百态滋味只有自己最清楚;扬帆而去,未来的乘风破浪少不了身边人的帮助。各位毕业生们在论文后记中或是展示他们的学术科研心得,或是回顾师长亲友的相遇相知,抑或是讲述燕园的育人魅力。本报精选部分他们的毕业论文后记故事,特此刊登,以飨读者。最后也预祝2023届毕业生启航燕园,不负韶华!
01
燕园五载不别离
曾怡
时光如掌中流沙,你越想抓得牢,流逝得就越多。时光从我们身上流过,落下斑驳碎影,印在我们眉宇间。五载燕园时光,恍如游园一梦,人生漫漫不别离。
大四:游园深处一梦惊
还记得保研的那个暑假,我纠结着要不要在北大读博。学长的一句“在北大讲座上你有机会和施一公等高水平学者面对面交流”,这充满诱惑的学术氛围和触手可及的交流机会让我当即就下定决心,来燕园潜心研学。博雅塔巍峨耸立,未名水波澜不惊,像即将攀登的高峰,即将深潜的海底。我也如万千学子一样,博雅塔前求博雅,未名湖畔誓闻名。
我的毕业设计是在北大开展的,然而当我拎着大包小包来到五道口租住的地方时,这里逼仄简陋的居住环境让我始料未及。从武汉来到北京,从宿舍来到出租屋,那段时间我常常孤身一人走过长长的成府路,有着说不出的孤单落寞,看着实验室忙碌的师兄师姐,更感觉形单影只。感谢艳敏师姐在我茫然无助时向我传授在北京的生存经验。我从五道口搬到了北大南门,单纯的居住环境让我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了科学研究上,也让我更快地适应了北大的生活。感谢这段合租生活,我结交了好几个朋友,也看到了多样的北京。
研一:花开花落自有时
2018年9月10日是第34个教师节,也是北大开学迎新日,这一天我正式加入燕园,成为了北大的一员。博士研究生需要修40个学分,我的研一时光的一半是在教室中学习,一半是在实验室做实验。不巧的是校本部宿舍紧张,我们理工科博士生被分到了万柳公寓,早晚有5公里的通勤。那段时间常常需要早晚定闹钟卡着点坐校车,不然几秒的错过,就是长达半小时的等待。学习区和生活区在空间上的分隔,并没有帮我们把学习和生活分开,反而加剧了我的疲惫和焦虑。通勤让紧凑的课业和实验更加繁重,科学研究开头难,然后中间难,关关难过。每次开组会的前三天都是我最焦虑的时候,我需要疯狂回忆这周我都做了什么实验?反思有哪些地方没做好?接下来要怎么做?红肿的痘痘爬满了我的额头,我开始蓄刘海,害怕照镜子。我们常常会高估一两天的努力,低估两三个月乃至两三年的回报。非常感谢研一拼搏努力的自己,屡败屡战,愈挫愈勇,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寻找出路和突破。
研二:绝知此事要躬行
经过在研一的不懈努力,我基本掌握了我科学研究中将会用到的实验方法和表征技术,也经过尝试和摸索初步确定了铁磁性(Co3Sn2S2)的研究课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科学研究不是照着图纸进行大批量生产,我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和预期目标不断设计实验方案和修改实验路线,修正并优化。遇到没见过的困难,没有参考案例,要从文献中、书本中、从实验经验中不断总结摸索,甚至要根据实验结果不断修正预期目标。经验来于实验,付出才有数据,研二是播种的时节,宜平整土地,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
本以为2020年寒假会和往常一样,在元宵前返校,但一场新冠疫情让我们在家中度过了最长的一个寒假,也是我最焦虑最恐惧的一个寒假,它打破了我们的既往认知和生活节奏,一切都充满了强烈的不确定性。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可以做的,尽量往前做,把握当下。
研三:读书不觉已春深
接到返校通知时,我已经研三了,处在了科研的爬坡期。返校后我没日没夜地做实验,企图把落在寒假里的进度都补回来,然而我越慌张,进程越不顺利。及时调整心态、适应和新冠共存的日子,如同戴着脚镣跳舞。我们研究的Co3Sn2S2课题也取得了初步结果,文章投到了《自然》(Nature)上,然而好事多磨,文章被拒了,我们汲取经验,改进不足,设计了新的实验和测量来迎接新挑战。这段时间我同时开展了另外两个独立课题,三个课题并驾齐驱。
这一年我也从党支部副书记顺利转正,第一次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我才发现原来组织好一次活动,需要付出太多太多的时间和心血。好在心武师兄在前面给我打了样,党支部多才多艺的成员和亲如一家的氛围让我逐渐得心应手、如鱼得水。在我得知我组织的学生党团日活动获得校一等奖时,错愕、惊喜、不可置信……千般情绪涌入我的心头,我还特意确认了两遍,我组织的活动的确获得了一等奖,而且全校只有9个名额。在北大,付出可以被看见。
研四:稻花香里说丰年
2022年1月30日,除夕前一天我收到了文章被接收的新年礼物。除夕当天,该独立一作的文章在《先进材料》(Advanced Materials)上发表。研四才发第一篇文章的我,不是科研路上天资聪颖的那一类,但不怕无能,就怕无恒。还记得开题报告时,董老师跟我说至少得发一篇《先进材料》。是的,我做到了,请相信功不唐捐。
研五:守得云开见月明
2022年12月22日,Co3Sn2S2文章在大子刊《自然·电子》(Nature Electronics)上见刊。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个我从研一开始做的课题,在研五顺利接收,过程是曲折的,结果是光明的,就像我的博士五年。我付出过、努力过、拼搏过,我见过凌晨四点的燕园:从实验室回宿舍的路上我遇到好几位同样从实验室出来的同学,那一刻,我觉得天上的星星真的很亮。
有些事情,如果不及时做,之后就不会做。燕园五载,如白驹过隙,时光流过,会带走一些东西,也会留给我们一些东西,带不走的变成养分滋养着我们的生命。多想时间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让我们在燕园的时光能再久一点。燕园五载,不别离。
曾怡毕业前与父母同游长城
作者为北京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
02
“我把我的故事放到这里,明天会有人拾起它”
刘东
论文确乎是某种奇妙的文体,明明一副高头讲章的模样,回想起来,字字句句说的都是自己。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东北作家群,正是如我一般年岁、又没太多资源的青年。他们缘何会走上一条相同的路,又渐渐分途?解释这场因缘际会的精神历程,仿佛也叠印着活在21世纪的我。
我就读北大中文系的十年(2013-2023),刚好是专业领域内延安文艺研究走向昌盛的十年。丁玲、赵树理、柳青先后成为研究的热点(稍晚或许还有周立波和李准),并且进入课堂,成为硕博生一起“研读”的篇目。这股思潮发源于当代文学,推动着延安文艺与共和国文学研究的进步,也反过来催生或者说倒逼着现代文学领域左翼文学研究的深化。置身在这个潮流里,受惠于顶尖学者们的前沿思考,在耳提面命抑或耳闻目睹之间,我沉淀下对于左翼文学的亲近,由是不自觉地跟随。
可以说,我对东北作家群的研究,正是在近十余年左翼文学研究拓进的氛围中展开的。我在这股学术潮流中接受了学术训练,培养了文学趣味,展开抑或是框定了我的问题视域,它也制约着我的理论追求,这种限制于我而言是结构性的。
当我试图将这些年在左翼文学研究里受到的训练纳入我的研究对象时,东北经验在不期然间浮现,成为另一个无法忽略的话题。我长久以来都有认识自己家乡的渴望,循着一代人考学出走的轨迹,并未产生任何的不安。2017年,那正是我本科毕业的年份,铁锈突然成为社交媒体上东北形象的唯一着色,贾行家的《纸工厂》刷爆网络,危机叙事浸染着我熟悉的童年回忆——一种特有的绝望又迷人的叙事语调。没多久,双雪涛、班宇等铁西三剑客开始“浮出历史地表”,再后来,新“东北作家群”、东北文艺复兴等口号便伴随着《野狼Disco》的派对狂欢走入了大众视野,依然绝望、迷人,可是安全。现在思量我本科毕业论文后记里那种迫切的“认识自己家乡”的渴望,多少有着清晰的时代面影。在东北第二次成为“问题”的时刻,我开始不自觉地走向当东北第一次成为“问题”的探寻。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道路,同行者很多,不知道他们各自都收获到了什么。
在读书写作的日子里,零碎的儿时回忆一点点被唤醒,我才意识到自己多么像骆宾基笔下的姜步畏,看到朝鲜歌姬的酒馆,看到日俄战争的墓碑,一路轻快地小跑,却不知经过了多少历史。俄罗斯冰点、打糕和牛蹄筋,只有若干年后在北京客居时突如其来的念想,才让我意识到珲春那个一眼望三国的小城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我的味蕾。而伊通县城每个商店汉文招牌旁歪歪扭扭的符号,曾无数次令来往辅导班路上的我流连。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那些在课下临摹过的符号,正是这个满族自治县的“母语”——虽然它们注的大都是“王四烧烤”一类的门脸儿,显然是生搬硬套的“翻译”。长春,这个之于从小流离的我而言唯一会升腾起“故乡”情感的地方,也让更多的历史撞进了我的生活。那个坐落在日式“碉堡”里的四六一医院,同牡丹园里的鸣放宫(1957年改名,此前叫“神武殿”)和文化广场下拥抱和平鸽的男人,构成了我青少年时代对于宏伟建筑的深刻印象。作为部队医院的四六一,在记忆里留下的是非常诡异的采光。外观维持了伪满综合法衙的质地,内室早已改造成不知是不是苏式建筑才有的灰黑泥地,又或许泛着陈春成笔下水刷石的贼光,然后是清一色进口的欧美医疗设备,既调和又不无错位。类似的感受在我近日偶然浏览到新京神社鸟居图时被又一次唤醒:褪色鸟居上挂着“市政府机关二园”的牌匾,缠绕着铁丝、电线,又相当自然地装上了居民楼的大铁门。这正是长春这座旧城改造政绩不及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城市的魅力,它得以保留诸多历史层累的痕迹。
写作论文的过程构成了我认知家乡的契机,这是一个起点,直到写完论文的当下,或许还是只能称作起点。但久久徘徊在起点处的我,也终于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身上的“东北经验”:我终于意识到我的小学“珲春六小”作为汉校,在整个朝、汉学校双轨制的自治州教育系统里扮演了什么位置;终于意识到我的经验里没有太多工厂,或许是因为长春这座城市的特殊规划——“一汽”始终在长春城区之外(今天称为汽车技术开发区);而直到前年,我才突然意识到老姨带我从小吃到大的伊通“金达莱烤肉”(同样标注了满文的招牌),是晚期资本主义语境下汉满朝文化符号的一次多么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的糅合。旗人经验、“满洲国”经验、朝鲜侨民经验、共和国经验,这些也是我的研究对象身上携带着的“东北经验”。我试图以所学阐释他们的生命历程,可反过来看,倒是这些东北经验构成了我这个后生小子商榷、丰富既有研究的依凭。
据说在非洲乡村,说书人在故事收尾时会将手掌放在地上,说一句:“我把我的故事放到这里,明天会有人拾起它。”东北作家群这则故事已经过去了八九十年,却依然鲜活,他们身上的东北经验被我捡拾起,写成了论文。我的剪影也同时保留在了这里,或许明天有人会拾起它。
刘东和导师吴晓东教授合影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2017级博士研究生
来源|《北京大学校报》第1636期第2版
责编|李舒燕
排版|姚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