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军，1955年5月出生于青海西宁，祖籍河南，现定居青岛。著有荒原小说系列《环湖崩溃》《海昨天退去》《失去男根的亚当》《隐秘春秋》《天荒》《永远的申诉》《迎着子弹缠绵》《无人区》《无人部落》（纪实）等；藏地小说系列《大悲原》《生命形迹》《敲响人头鼓》《藏獒》《藏獒2》《藏獒3》《伏藏》《西藏的战争》《藏獒不是狗》《雪山大地》等；海洋小说系列《潮退无声》《无岸的海》《最后的农民工》《你是我的狂想曲》等；儿童文学《最后的獒王》（由《藏獒》三部曲改编）、《骆驼》《海底隧道》《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三江源的扎西德勒》等；散文集《藏獒的精神》。部分作品在国外翻译出版。《藏獒》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长篇小说《雪山大地》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

杨志军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雪山大地》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前，您的“藏地系列”中的《藏獒》已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对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

杨志军：一个真正的文学写作者是不能考虑太多的，也不会考虑太多。之所以写作，是为了自己的情感得以抒发、想法得以呈现、自我得以安放。很多时候，这是情不自禁的，不能有功利目的。

获奖是对一个作家创作，而且是几十年连续不断创作的一种总结、一种认可，这当然很好，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一件事情。茅盾文学奖本身代表着一种国家的最高的文学标准，所以得到认可，那当然是非常激动的。当然也是一种总结，总结自己几十年写作过程中的一些历程、心血、思考，还有得失等，总结意味着重新开始，从零开始，然后也许能写出更让自己满意的作品。

既然是自己用心血凝聚而成的作品，我就有这份自信，它是一部好的作品，可以为读者带来裨益。所以，创作时没有想获不获奖的事，获奖了却也不感到十分意外。

文化艺术报：您的《雪山大地》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您说写这本书是为了纪念您的父辈，以生活的原色为父辈树碑立传，小说的原型是您父母亲吗？

杨志军：父辈们的故事开始于1949年。我父亲作为一个从洛阳来到西安的西北大学读书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有着生命危险的“护校”任务结束后，便和一帮志同道合的人一路西进，来到西宁，在一家破破烂烂的马车店里开始创办《青海日报》。母亲其时正在贫困中求学，听说有一所卫校又管饭又发衣服，便立刻从这边退学，到那边报名。就这样，她成了由第一野战军第一军卫生部管辖的卫校学生，之后又考入医学院，成了青藏高原上第一批国家培养的医生。

在小说里，我没有把他写成记者，他的身份是畜牧兽医专业的毕业生，先是当了畜牧兽医站的站长，后来当上了副县长，后来又去当了学校校长，创办了草原上的第一所学校。过去草原上没有教育，只有寺院里的喇嘛识字，你要想识字，就必须要当小喇嘛，你才有资格去学习。一般的牧民不识字，也没必要去识字嘛。数数的话，结绳而记。所以在藏族人的观念里，文字和经文一样神圣。因为在当时的草原上，只要是文字，就是佛经。只要是文字，他就觉得神圣得不得了。我父亲要去办第一所学校，那怎么办呢？没有房子，没有黑板，没有粉笔，啥都没有，连学生都没有。你得把牧民的孩子叫来学习吧？这个工作太艰难了。他们认为，我孩子是要牧牛牧羊的，为什么要去读书？读书有什么用？后来他们知道了，学文字和学经是一样的。我的孩子以后也可能像个有名望的人那样活着。我父亲就告诉他们，这些孩子以后可以成为公家人。牧民一想，公家人是很厉害的，那孩子赶紧去学习吧。那是草原上第一批知识分子。后来又联系到西宁的学校，让他们上寄宿高中。毕业之后，他们回来都是干部了。因为草原上文化人很少。这一代的干部就慢慢成长起来。所以这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还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为草原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很多岗位上，他们都能和时代同步，你不和时代保持同步是不行的。

在小说中，我写到了我的母亲又办草原上的第一所医院，牧区是没有医院的，靠寺院里的密宗藏医给牧民看病。藏医的条件很有限，一些普通的手术，他们都做不了。在现实中，我的母亲也是一名医生，只是小说中的母亲，是许许多多的大夫形象综合在一起的。她去给麻风病人看病。过去遇到麻风病人，就把他们隔离在一座你出不来的山坳里头。你就自生自灭吧。她作为医生她很清楚，麻风病虽然是种很可怕的疾病，但是能看好。麻风病作为一种传染病，不是通过呼吸传染，而是通过血液传染的。她就把所有的麻风病人集中起来，办了第一家麻风病医疗所。最后她自己不幸感染了麻风病，但最后，也不是麻风病导致她的死亡的，而是高原缺氧。她虽然是麻风病人，但还要给病人看病。本身就有病，免疫力下降，再加上工作操劳，在高原上，心肺就受不了了。

文化艺术报：父辈的精神，对今天的人有何意义？

杨志军：我曾经说，我们不仅要有人的理想，还要做一个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是个怎么样的人？我作为一个写作者，这是我反复在思考的问题。恰好我有这方面的积累，理想的人的标准在我的心目中是有的，我见过的。那么多我的父辈都在做理想的人，我为什么不能写出来？《雪山大地》最重要的，还是对人的描写。青藏高原是这些人成长和走向生命里程的起点，也是他们的终点。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他们是怎么用人的标准一步一步走向他们的境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这种境界已经成了高不可攀的标准。《雪山大地》也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从1949年建立新中国到现在。因为人，不是抽象的、真空的，而是在漫长的人生的历程中，不断地付出，不断地奉献，不断地得到。这些过程中的坎坷和经历，一些思考、焦虑、喜怒哀乐、家庭、婚姻，都成为书写的对象。

拿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师来说，他们并不是把小说写得多么精到，他们始终在传达他们的理想。托尔斯泰在传达他的理想，但丁在传达他的理想，雨果也在传达他的理想——人的信仰的标准。出色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关注的，永远不是批判，而是建树。托尔斯泰最后建树了什么？建树了托尔斯泰主义：博爱、向善。好像很简单嘛，可是就为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我们得付出多少？我们得走多少弯路？我们得写多少书来论证它？人类本身来说是很简单的，我们如果没有丢失原来就具有的本色，我们就能很简单但是又很饱满、很丰富地活下去。如果我们丢失了这些底色，乱七八糟的色彩就都来了，我们该怎么办？我这些年一直在思考的都是这方面的问题。

文化艺术报：您的青少年时期是在青藏高原度过的吗？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杨志军：我的青少年时代在青海，上大学在青海，除了当兵几年在陕西，其他时间都在青海度过。1976年，我到《青海日报》当记者，中间又去上大学，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然后）又回到《青海日报》当记者，一直到1995年去青岛，才离开青海。我在青海40年，在《青海日报》我也待了有十几年。

我迄今还会清晰地梦到小时候的情形：不止一个牧人，也不止一个牧人的妻子或孩子，拿着仔细保存好的地址，来到我家，目的只有一个：看病。他们不睡床，不睡炕，就裹着皮袍躺在家里的地上，一眠到天亮。他们说着扎西德勒，把风干肉、糌粑、奶皮和蕨麻，放在了1960年的冰锅冷灶上。他们抱起我们弟兄俩，放进宽大的袍襟，抹一点酥油在我们额头上，这是祝福吉祥的意思。然而我们却毫不犹豫地抓下来，送进嘴里，每回都这样。此后20多年，年年都有牧人骑着马跋山涉水来到我家：看病。母亲只是个妇产科医生，治不了他们的包虫病、风湿病和因生活艰辛、高寒缺氧、食物单调而引起的各种疾病，但她会带他们去西宁最大的省人民医院，请她的同事们给予治疗。每次母亲都会恳切地说：“从那么远的牧区来，不容易，你给好好看看。”那些病有的治好了，有的没治好，留给我们许多庆幸和遗憾，久而久之成为心中的亮迹或划痕，有的抹掉了，有的盖住了……朝前涌动的生活，总会让过往变得越来越浅淡，让故人变得越来越遥远。渐渐地，他们不来了。我曾经想：难道是我们的接待不周伤害到了他们？或者是父亲的去世让他们觉得不便再来打搅？可我的母亲依然健在，并保留着一个医生的牵挂，常常会念叨：放到现在就好了，许多过去治不好的病能治了。

直到后来，我跟父亲一样，动不动要下乡去草原时，才明白我们的猜测是不靠谱的。当医院和卫生所已经普及到每个县每个乡时，当大部分牧人的孩子因为接受过教育有了工作而能照料亲朋好友的健康时，当便利的交通包括高速公路在辽阔的草原上不断延伸时，当商品经济的发达已经让许多牧人在城市有了安家落户的可能时，父亲的房东以及他们的亲友还有什么必要千里迢迢、风餐露宿地来到省会，居住在我家，并拜托母亲寻求医疗呢？偶尔，母亲在超市的货架前看到一个曾经来过我家的牧人也在挑选东西，她才反应过来：能够穿越时空的，并不仅仅是幻想。

这么多年的生活，我对青海特别有感情。这是我的故乡。我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青海是我的根。我对土地的依附，对生命的依附，对肉体的依附，亲情、朋友、单位……它对你的塑造，你对它的依赖，共同成为了今天的我。

后来我开始写作，更加注重故乡对我的影响，也在更加有意识地培养这种感情，培养对它的发现。

文化艺术报：父母那一代的人，他们的理想绽放得特别崇高、特别耀眼？

杨志军：是这样的。在我们这一代人看来，我父母那一辈的人，他们的理想绽放得特别崇高、特别耀眼，但其实，在他们经历历史的时候，就他们自己的感受来说，那是他们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现实。他们那代人是很纯粹的，他们做事不太会去权衡利弊，而只是觉得，我就应该把这件事做到最好，我把这件事做到最好就可以了。他们自觉地将自己的人生融入时代的需求中去，那几乎是他们的某种本能。像我的母亲，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就是她的本能；我的父亲看到偏远之地的孩子不识字，就很忧心焦虑，自然而然地为了孩子们能识字、学知识、有文化而创办学校。很多孩子上了他办的学校，学到了文化知识，这些孩子长大后留在草原，成为草原干部，为草原发展作贡献。

他们做人也严守着比较高的道德标准，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变好了，可是，随着物质主义的盛行，面对的诱惑也变多了，人的纯粹性相对减少了，其中有一小部分人的道德标准似乎低了很多，以至于有的时候，上一代人的底线要求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追求。我想，文学是一种很适合呼唤纯粹的、崇高的精神回归的方式，在文学中弘扬这种召唤精神也是必要的。最需要文学书写的，并不是已经泛滥的东西、大家都有或者都在追求的东西，而是那些大家遗忘了的东西、缺少的东西、本应该追求的东西。

我们现在所缺少的，就是人的精神，作家就应该重点关注这一点。但前提是作家自身是有情怀的人、有道德感的人、有理想的人。就像雨果笔下的冉·阿让，他承载了雨果自身的人格理想。雨果认为最完美的人不是没有愤怒、罪孽和错误的人，而是有了罪孽能忏悔的人，冉·阿让就是一个忏悔的典范。实际上，文学形象冉·阿让的道德标准就是文学家雨果自己的道德标准。托尔斯泰也是个精神境界很高的人，他将自己的财产分给农民、农奴，他的这种精神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他的“托尔斯泰主义”。在他们身上，个人理想与文学作品往往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

文化艺术报：创作《雪山大地》这部书，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杨志军：我出生在青海，那里是世界屋脊，藏民族聚居的地方，雪山静静矗立，江河缓缓流淌，滋养着万物，也滋养着我，一个卑微的生命、一个追寻梦想的写作者。我出生并慢慢长大的故乡，曾经是父辈们年轻时毅然选择的远方，风沙粗砺、气候寒冷、环境缺氧，打磨去他们心中的软弱，让他们有了山的挺拔、河的绵长。这里是地理的高原，也是一代代奉献者的精神高地。在我的小说中，现实是理想的基石，理想是现实的延伸，就像雪山的拔起、大地的展现，永远保持着向上向远的姿态。

对我来说，每一部作品的创作都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创作是不能重复的，生活、情感、认知、提炼、描写、故事结构、人物塑造、表现形式和主题思想都不能重复。这本小说写了一年多，写作很顺利，因为写的是记忆中非常熟悉的生活，是一种真实的表达，生活的真实和感情的真实，都是作品的有力支撑。可以说游刃有余，没有挑战，有点回忆似水年华的味道，感叹着时间的流逝，怀念着过往的场景和人们，在淡淡的伤感中任由文字流淌。这样的写作其实是一种享受，因为我得到了滋养。写作的过程就是投入雪山大地的怀抱，让山的挺拔、水的清澈、地的辽阔重新滋养我一次的过程。

文化艺术报：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前，您的《藏獒》三部曲已经很有影响，在风头正劲的时候，您忽然停了下来，直到《雪山大地》的出现，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杨志军：停下来是为了卸载和减负，过去我关注的大多是发生在青藏高原的重大历史事件，现在我要面对自己和家庭，面对那些跟父辈们和后辈们有过千丝万缕关系的藏族牧人。想法纷至沓来，过往就像改变了渐行渐远的方向，近了，越来越近了，近到可以一把抓住，满怀拥搂，我和同辈们行着贴面礼，和亲朋好友行着碰头礼。和长辈们行着接吻礼，觉得一下子从高迈的远山回到了平野川谷地带的家里，那顶牛毛褐子的黑帐房里，有我的白铁茶炊、糌粑木碗、绣花卡垫，有燃烧的牛粪火能把我烘热烤化，然后歪倒在地毡上，一梦不醒，直到坐在泥灶上的第一壶奶茶发出嗞嗞的声音，老妈妈倾斜着茶壶倒满待客的金龙瓷碗。

所以说《雪山大地》这部作品的创作前准备就是把以往的“抬头看天”改为“埋头看地”，把表达历史改为表达现实，把描写别人改为反躬自己。不再需要增加什么了，只需把骨血里的积淀一点一点淘洗而出，只需想一想藏族牧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如何演进的，而对时代变化最有说服力的便是普通人的吃喝拉撒睡，再加上聚——要知道藏族人是喜聚不喜散的。三江源用一滴水照出了整个中国的影子，理想的净土——香巴拉的造型渐渐清晰，地广了，心大了，一转头，才发现诗与远方不在前面而在身后，在那些装满了日子的牛毛帐房和放牧过牛羊的草野莽丛里。是所有人的诗与远方，是空气形态、水形态、植物形态和动物形态共同营造的诗与远方，带着原始的清透与丰饶，也带着现代的宁静与谐美，四合而来。

文化艺术报：您是怎么走上文学之路的？

杨志军：我从小对文学很感兴趣，动物的、爱情的故事，我都喜欢，大概是天性。作家的天性很重要，天性能培养出兴趣，就能为之阅读、努力、奉献……我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爱读书，收藏了很多文学作品。即使是在那个“不能读书、不让读书”的年代，20世纪50年代我们国家出版的中外小说，我们家几乎都有。我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儿童读物，只能去父母的书架上找东西看。那时，我读《安娜·卡列尼娜》，根本读不懂，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只知道书里的人在谈恋爱。《水浒传》是我重要的启蒙读物，但同样看不懂，甚至连很多字都不认识，只知道一大帮人在打架。当然，书中很多人物的那种仗义疏财的做派，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童年时期接触文学作品，对我日后走上写作道路是很重要的，但这还不能说是我的写作契机。真正的契机出现在我在陕西省军区当兵的时候。那阵子，我被派到生产队进行支援，每天的饭是挨家挨户去农民家里吃的，这让我近距离接触到了农民的具体生活。有一回，我在等老乡做饭时发现他家有本破书，里面有一篇小说，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看完后我想，哎呀，这样的小说我也可以写的！从此之后，我走上了写小说的路。

我年少时写的一些小说，有的发表了，有的没有发表；但即使发表了，我内心也没把它们算作我的作品——那时候写的东西，无论是语言还是技巧，都实在不太好。我自认为我正式的文学写作的起点，应该是在上大学以后。我是在1977年高考恢复第一年参加高考的，考上了青海师范大学。在那里读书时，我遇到了很多让我一生受益的好老师，也因为我们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所以老师们对我们格外上心与爱护。老师们广阔的眼界和丰富的学养教会了我许多，我的思路被打开了。老师们并不是照本宣科地纯粹从结构、语言等技巧方面来教我们写作，而是结合他们自己丰富的经历让我们去了解文学、文人，去触摸文心。

毕业后，我回到《青海日报》工作。有一次，一些农民因大风吹裂了青海湖的冰面而被困在浮冰上，我去现场采访。当时，除了完成新闻稿之外，基于这段亲身经历与见闻，我还写成了《大湖断裂》，这是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随着采访中积累的环保知识越来越丰富，我又写了《环湖崩溃》。

那时候的文坛，主流是伤痕文学，当大家几乎都在回顾历史、创作伤痕文学时，我独自在关注生态向度的社会问题。这或许是受我的工作的影响，作为记者，我每天在接触现实，尤其是西部的现实，亲眼看到很多破坏生态的现象——比如在生态本就脆弱的草原上盲目开垦耕地，等等。因此，说到底，我写作的真正的、重要的契机，是我对自然生态的忧虑。

文化艺术报：您是如何定义作品的格调，取舍哪些东西可以写、哪些东西不能写？

杨志军：对我来说，没有新发现的旧生活和没有历史感的新生活都不值得去表现，所以每一次写作都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行走，是我感恩大地、探索人生的新起点。我一向认为：我们不仅要有人的理想，更应该做一个理想的人。我在第一个中篇小说《大湖断裂》中写道：“全部生活就是一种怎样做人的选择。”几十年过去了，关于“人”的探索，几乎涵盖了我的全部作品。我在《环湖崩溃》中描写人与自然的冲突；在《海昨天退去》中展示人的生命在时间面前的悲剧；在《大悲原》中梳理人的尊严和生存价值；在《藏獒》中大写道德——“人”的支柱；在《伏藏》中寻找人与爱的融合与分裂；在《西藏的战争》中发掘信仰之于“人”的意义；在《潮退无声》中寻求人被自己隐藏在复杂性后面的本真；在《无岸的海》中思考爱恨情仇对“人”的作用；在《最后的农民工》中眺望“人”的地平线；在《你是我的狂想曲》中探讨音乐熔炼“人”的过程；在《海底隧道》《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三江源的扎西德勒》等儿童小说中追问“人”可以干净纯真到什么程度、如何做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在《雪山大地》中追求“人”的质量，和主人公一起经历在人性的冲突中如何保有大地赋予的优良品格。我觉得除了爱，一个人不可能再有更靠近“人”的标准的抒发，可以说《雪山大地》是一部关于爱的诠释——爱自然，也爱社会；爱旷野，也爱城市；爱自己，也爱他人；爱富有，也爱清贫；爱健康，也爱疾病；爱活着，也爱死亡；爱人类，也爱所有的生命。

文化艺术报：您有一部长篇小说《最后的农民工》，写作这部和您的文化背景差异太大的作品，您要做哪些准备？

杨志军：我年轻时有一阵在陕西支农，当过一年多的生产队长，接触到很多当时的年轻人，他们文化程度也不高，但第一，他们特别讲卫生，都比我讲卫生。第二，他们的内心世界也不是像我们理解的那么自私。我曾经去过一个知青点，碰到很多当地的回乡青年，有时候大家吃的馒头少了，就有人把所有的馒头仔细地分成小份，包括分馒头的人，都是给自己留最小的一块，当时我觉得也没什么，但现在回想起来，从这么一个小细节里，就看出农民没那么不堪，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是下三滥，但如果我们的眼光只盯着这个，那就只能看到肮脏、不堪，当我们的眼光善于发现优点，我们就会从中看到很多闪光的东西。像我住的小区，现在属于市中心了，但刚开始还是边缘地带，我住进去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农民工成天拉个狼狗在小区转，我就说你可以不转啊，不要那么辛苦，他就说，那不行的，出了事怎么办。他就是每天转，转的时候，会把从小区楼里飘出来的那些衣服，包一块石头扔进去。不包石头，扔不进去。那你想想，他其实也可以自己拿走，但他不这么干，他虽然不是把衣服送回小区，找到是哪一家掉的，再还回去，但他包石头扔这个动作，就包含了很朴素的东西，太朴素了。包括在《巴颜喀拉山的孩子》里，我写那个老奶奶撒盐，高原上有些公路很陡，大雪封山的时候路上有雪是很危险的，她在那里转山，就随身带一些盐撒在路上，盐会让冰雪消融。她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信仰。你要知道，她用的不是我们网购，或从超市里买来的盐，这些盐是她花好几个月的时间赶着牦牛去盐区采回来的，采回来以后呢，一部分卖了换糌粑，一部分留着自己食用，就是这样，她还能省出两袋盐撒在路上，完全是为的后来人不翻车，好走路。像这样的做法，灵魂干净到这种程度，你能说不干净？

我觉得，《最后的农民工》，包括我写青岛的一些作品，是有理想主义气质吧，我可能是用受到青藏高原牧区精神感染的那种眼光来看待很多东西，我看到的就是好的，我也希望自己写出那些闪光的东西，我也可以把人物写得完美无缺，我就是不服气，很多人总是把农民工写得那么肮脏。这部作品出来以后，真的有人评价说它不真实，就说农民都自私，怎么可以这样，我不争辩，因为我知道我的文学理念就跟很多人不一样，还有我的文化背景也不一样。这种基于信仰的文化背景，加上草原牧区的那种自然地理，塑造了我的心理结构，就让我看任何东西都不一样，都更能看到好的一面，包括我看待都市，也是很多人都说都市怎么怎么不好，但我看到的更多是感动，有时就是有一点点东西，我都会被感动。

文化艺术报：您的文学标准是什么？

杨志军：我始终都在坚持我给自己确立的文学标准，这个标准是许多文学大师共同参与制定的，他们是屈原、陶潜、李白、杜甫、苏轼、鲁迅，他们是但丁、雨果、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尔克斯。坚持他们用作品制定的标准，就是坚持我自己的文学性，就能时刻处在被认同的自信里，做一个被点亮、被唤醒的二次光源的拥有者。

文化艺术报：您是老媒体人，多年当记者从事新闻写作的经历对小说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

杨志军：新闻工作不光是给了我素材，更多的是给了我情感和生活。现在记者的采访可能是以小时和分钟来完成的，我以前采写一个新闻，要走访一两个月。比如我要了解牧民的存栏率、宰杀率。那时候没有车，我骑着马或者步行，这个时间是很漫长的。最后发现，我不是在完成新闻业务，是在这个地方生活。作家写作要深入生活，我从事新闻工作时，就是在深入生活，啥都见了，连草木都认识我了。这些是文学创作需要的，于是就成了我的资源。

文化艺术报：您坦言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现实生活中，会不会孤独？

杨志军：理想主义者的孤独是正常存在，理想需要孤独，孤独造就理想。文学本来就应该是孤独者的自语，何况我总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让我觉得理想主义的价值也许就在于它的少量存在和少量拥有。面对繁复杂乱的生活，当你殚精竭虑去提纯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孤独和安静是那么有益，孤独本身就是一种思想、一种精神，一种在任何时代都能获得幸福感的生存方式。孤独算什么？有能力写出自己想写的作品，就是一个作家最大的幸运。

文化艺术报：您的作品主要是长篇作品，印象中您很少写中短篇小说？

杨志军：只能说很少吧，很少，很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也很想写好短篇、中篇，但是一写就写长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写作中短篇吧，可能更需要智慧和技巧，但我的长处不在于这上面，而是在于情绪饱满、激情飞扬，所以我写小说，写着写着就写成了长河一样的东西。而短篇小说是很精到的，只能很节约地写，这我做不到，这和我的天性有关系。所以，像海明威、莫泊桑、契诃夫啊，对我没什么影响，我就喜欢读《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作品。我想可能是我比较喜欢长篇作品那种宏大的背景吧，里面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的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很吸引我。

文化艺术报：你的写作动力来自哪里？

杨志军：文学写作的动力有很多，但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始终在坚守一种理想。这种理想除了文学的理想以外，还有一种人的理想。因为我始终在描写人和作品的一致性。比如说，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人的标尺是什么。我坚信人会好起来，坚信生活会好起来，这是我的理想。我也坚信文学会有这种力量。尽管很多人贬低文学，说它什么也不是、没有任何作用，但是我依然相信它的作用巨大。

除此之外，“情感”也是我写作的动力。比如说，你生活在青藏高原那么久了，你对它有感情了，你想回报它，你拿什么回报呢？你什么也没有，除了你的文字。我在青岛也生活了那么久，想要回报青岛、回报海洋对我的滋养，那我只能写青岛写海洋，使自己的情绪得到一种寄托。

文化艺术报：要想成为一个作家，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杨志军：首先是作家本人自身的条件，天性是很重要的，有些人天生就形象思维发达，对周围的环境很敏感，情感丰富。就我本人来说，我就对我所处的自然环境特别敏感，自然就下笔如有神。其次，作家个人的学养积累也特别重要。从天性出发，因为兴趣而特别地去储备相关学养，才算是具备了成为一个好作家的基础。最后是作家对生活的认知能力。在生活经历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认知能力下写就的文学作品是有高下之分的。认知能力和后天的学习密切相关，学识好方能见识高。

除此之外，我认为一个好的作家一定要有排除干扰的能力，做到心无旁骛才能产出好作品。社会生活中有各种繁杂的事物和诱惑，如果我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就会耗尽自己的精力和元气，想要写出好的作品，恐怕是一种虚妄。历史上许多好的作家，他们都懂得要给自己的心灵留有空白，始终坚守自己的理想，牢牢不放，即使这样，可能在有些人眼里看起来也是可笑的。

具备了这些基本素质、能力、信念之后，写作就会变得比较容易。我和林少华先生是朋友，一起聊聊文学而已，并不是真的在教他写小说，就算小说可以教，少华也用不着我来指点，作为出色的翻译家，他心中自有伟大的作家作为他的精神伴侣。何况文学创作根本就不是教出来的，而是悟出来的，是每个写作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而非文字技巧；是一个人天性、学养与理想信念情不自禁的流露，而不仅仅是篇章结构。

写作这件事，更多还是个人的修行，除了极个别的天才型作家，大多数作家还是要经过无数次的实践、无数次的磨难、无数次的失败后，方能慢慢走出属于自己的写作之路。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