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人生初度：与韩国钧的文字之交②

在国民党权力纷争的中心，高二适却能独善其身，且全身而退，何以能实现？我们可从他与韩国钧十余件书信中窥视出端倪。梳理这些信札，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内容。

一、心怀国忧，感时伤世

1936年2月，高二适初到南京侨务委员会，韩国钧即来信询问侨务情况，高二适回函：

晚向服务乡校，承树人先生引为文字之交，今春二月招来京门，因被留以执事。始于侨情，甚少研究。如公退处山林，关心侨胞，读来谕似颇之（缺字）忧天下之志者，知所虑深远矣。承询各节，谨当别纸贡陈，请赐垂詧，侨会组织及月报等亦各捡奉一二册，望乞哂存，挽近政事亦大略尽是矣。

高二适此函中一呈述“文字之交”，二践行韩国钧教谕“忧天下之志”。但由于国民党腐败失策，致使内忧外患，6月26日，在致韩信后附十三首诗，其中两首满腔热血，却又无可奈何：

6月8日，灯下阅报

拼残独伴孤檠生，短发行吟夜色遥。天上搀枪何日落，人间狐兔几时消。来年去岁都堪惜，酒绿灯行（缺字）不自聊。惟有杜陵忧社稷，空将热泪洒中宵。

偶成二首

碌碌穷愁气未平，中原又见动刀兵。讨胡将士思王猛，喻蜀文章要马卿。

出处于时宁忼直，及身如我定清明。狂流执为书生计，等是无家问死生。

高二适在此提出“定清明”的“书生计”是：武用王猛一样的将领扫平倭寇，王猛被称作“功盖诸葛第一人”，辅佐苻坚统一北方；文能重用司马相如安抚内乱。这是对老蒋“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日全面剿共政策的否定，当然，高二适的“济世”之策在老蒋们看来是文人的幼稚。当高二适看到报纸上的坏消息时，只能空叹，只能以“忧社稷”的杜甫自喻，将两行热泪洒向茫茫的夜空。“惟有杜陵”一语隐含着对自己周遭国民党高层的失望。因此他在《读史杂感》一诗的序言中表达了为国忧的孤独：

此夜已长短檠，独坐偶然检史册，泛览古今，哀昔人之未遇肆，余心之不乐始，张衡四愁有怀玉案，梁鸿五噫实感帝京，行已多愁，寄言于雅，知我者，谓我心忧可也。

（曹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