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文革”后期，有一年我从部队探亲回到家里。

一天，家里来了三个中年妇女，她们指着我说：“快叫妈妈。”我一下子堕入五里雾中。心里想怎么跑出来这么多妈妈？“快叫呀。”我妈催了我一声。妈妈让叫，我就嗫嚅地叫了一声。她们三人不约而同的高兴地应了一声，接着就笑着说：“都长这么大了，是大小伙子了。”

接着就转入了正题。她们是来找证明人的。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党中央任命陈毅同志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委，在苏北盐阜地区成立新四军军部，继续进行华中的抗日战争。苏北盐阜地区有盐城、阜宁、阜东、淮安、淮阴、建阳、射阳、涟水和滨海九个县。日伪军除了盘踞几个县城据点外，广大农村都是我们的根据地。

就在日本鬼子投降的时候，我父亲牺牲了，当时他在新四军二师六旅和津浦路西地委任组织科科长，那时我还没出生。

1945年9月19日，在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毛泽东主席给延安发来电报，令浙东、苏南、皖南、皖中部队北撤。为什么要向北撤呢？因为“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

服从统一战线的需要，我母亲挺着孕肚跟随新四军淮南根据地路西地委机关一同向北转移。我母亲童年时缠过小脚，现在又有孕在身，小腿还浮肿。转移到淮安，路途有600多里，长途跋涉，一步一艰难。照我母亲讲，当时心里想的是：一定要坚持地跟着队伍走下去，不能掉队。同志们看到怀孕的烈士家属，主动地组织了担架队，轮流抬着我母亲行军。我母亲对我说：“没有同志们的担架，我和你都可能成了下落不明的人了。”

终于到了淮阴，母亲被分配到清江市委妇女部工作。

1946年2月12日晚上七点，在淮阴市岳飞巷的军区医院里，我出生了。我母亲生下我就发疟疾，可能是吃奎宁过量的原因，我母亲就感觉右乳房跳得厉害，很痛，第二天乳房就变了颜色，清江市委再送我母亲到军区医院开刀。右边的刀刚开过，左边乳房也有了肿块，再开了第二刀。

妈妈没奶给我吃了，那我就只能吃奶粉。当时宋庆龄的救济总署给中国抗战胜利的救济物资中有美国奶粉，我母亲就从章温同志那里要了两桶。可是奶粉调成糊也喂不进我的小嘴里。就在为难的时候，一同从淮南北撤过来的联合中学的老师洪克平给我送来了奶瓶。

洪克平老师的爱人叫宋亮（原名孙冶方），在上海创建新知书店时，我舅舅曾鼎力支持，他们关系很好。我母亲是洪老师的学生，因而是比较熟的。洪克平是上海的一个富家小姐，立志参加革命，跟当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孙冶方结为伉俪。孙冶方1941年到新四军根据地，洪克平也随之到了根据地。国共合作时期经常有人从上海给她带东西来，她需要什么上海也会托人转过来。洪老师说：是一位同志请她从上海带来的，因为那位同志一直没有来取，就拿给了我母亲。

洪老师就住在妈妈隔壁，带着我舅舅的两个孩子，她经常过来关照我母亲，怎么带好孩子。所以我以后一直叫洪克平为“洪妈妈”。

3月我母亲被安排到淮安五地委工作,6月到新安小学工作。那时我母亲带着我和一个奶妈，还有一位老师住在一个祠堂里。

7月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我母亲带着我随机关北撤。当地是摩擦区，来回转折转移是正常现象。9月份我们一起离开淮安到了马家集。这是新安小学的老根据地。就在这个时候，奶妈家中有情况就回家去了，我又变成没奶吃的孩子，又开始吃奶粉了。不知是不适应洋奶粉还是什么原因，吃了奶粉消化不良，一直拉肚子。七天六夜下来，人瘦得皮包骨头。

程晓明小时候

母亲在新安小学当老师，上课的时候就把我放在收发室，请收发室的陈兵同志照看一下。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教师的姑妈来看她的侄子。看到有小孩就过来逗逗玩。看到我妈妈就说：“这个孩子这样不行的，再没有奶吃就要饿死了。我家三娘有奶，你快抱着孩子跟我走吧。”到了姑妈的三娘家，三娘二话没说，撩起衣襟就给我喂奶。吃饱了奶，休息一会儿，我母亲就给我服药。过一阵子再吃奶，再服药，再过一阵子再吃奶再服药。三个来回下来，眼看着我就安定了。到了半夜，我的两只手可以交换着拿调羹了。这时姑妈就喊道：“看，孩子有精神了。”到天亮时，我拉了一次黄色的大便。这拉肚子，这就算好了。就这样我就被寄养在这位三娘家里了。

刚来的时候三娘奶很足，日子长了奶水也就渐渐地减少了。奶水不多了就抱着我到处去化缘，所以我有多少奶妈是说不清了。因为有工作，我母亲差不多只能一个月来看我一次。

我母亲先在新安小学教书，因工作需要到五地委工作。我访问过解放日报社的老同志胡子恒，他说：“曹荻秋是五地委书记，负责工作队工作。我和你母亲五六个人，在一个工作组，搞三查三整(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文革”中，许多地方要求解放前参加工作的干部要找到证明人。来访的三位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她们当年既是我的奶妈也是根据地的工作人员。

1947年2月，原新四军二师六旅旅长陈庆先，任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兼苏北军区司令员。我母亲和工作组的一位同志去看他，司令员问我母亲孩子的情况，知道我被寄养在奶妈家，当即就说：“对于我们的革命后代，国民党是要斩草除根的。孩子放在那里不行了，你要带着走。你一个女同志带着孩子不方便，把我的挑夫拨一个给你，行军时让挑夫挑着孩子和文件走。”稍微停了一下，他又说：“你现在就骑上我的马去把孩子接回来。”

我母亲听到指示，刻不容缓地起立，出门，就和马夫上路，到奶妈家接了我回来。村里下地的，打水的，砍柴的，看到了，都跟我告别，说；“小新四军再见啦”！还有奶孩子的妈妈们，拍拍乳房叫：“晓明，还要吃吧！”我看了看她们，不好意思地回过了头，不看她们了。

从此，一个挑夫挑着担子，一头挑着装孩子的摇篮，一头挑着装文件的铁箱，就一直跟着我母亲。

有奶妈来找我，我想有了线索我也要去看看奶妈。问了三位妈妈，她们答应了。以后来了一封信，说比较固定的奶妈是在阜宁县马家集明吴庄王油坊，奶妈没有名字，大家都叫她“王安泰家的”。

1979年部队一批苏北的战士退伍了，本是要我送他们回去的，但分别有几个县，不能一起送，再加上战士们要组团自己走，我就只剩了送档案的任务了。我向领导汇报我要顺路看奶妈的事，领导同意了。

那天我坐长途汽车到阜宁县汽车站时，天色已经稍有点暗了。车站里有七八个骑自行车的老乡，在那里等客人。我就问谁认得马集明吴庄王油坊。几个人不认识，但提供了有一位老乡认识，把那位找到了。一问才知道他是当地的支部书记，改革开放了，书记也要自谋生路，就到汽车站接客赚点钱。再问认不认得“王安泰家的”，你说巧不巧，这个书记还是王安泰家的亲戚。正值饭点，车站没有饭店，但有买麻油馓子的。我请这个书记一同吃一点，吃饱了就上路了。

在一幢草顶土墙的房子前，书记帮我叫了门，不记得他是叫姨还是叫姑。屋里太黑，外面有月光还看得清。一位梳着盘头的小脚老太，走了出来。我叫了她一声“妈”，她有点懵。支部书记跟他说：“在抗战胜利后，曾经有个新四军女兵把小孩寄养在你家里，吃你的奶水。有这个事吧？”她点了点头，确认了关系，她就招呼媳妇烧火做饭。天黑了，又安排我们住下了。

第二天早晨在一家人的忙碌声中我醒了。起床后，她媳妇抱着孩子告诉我：“婆婆昨天夜里，点着油灯，坐在你床边看着你，边看边擦眼圈，直到鸡叫头遍。”

太阳出来了，趁着光线好，我抓紧拍了几张照片。拍完照我给奶妈留下50元钱和30斤全国粮票。当时我的工资是62.5元，粮票是回家探亲部队发的。最后还是昨天送我来的老司机踏着专车送我返回了汽车站。

程晓明与王氏奶妈合影

当年，许许多多象我一样在战乱中诞生的新四军后代，得到了苏北根据地老乡们的哺育和帮助。老区人民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我们没齿难忘。

口述人：程晓明

记录整理人：刘维荣

（本文整理者刘维荣为江苏省档案馆研究员）

来源：扬子晚报微史记

编辑：秦小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