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紧紧地依傍着中国文化的主干向前发展。中国书法早期的发展演变具有实用性特征，譬如史前的陶文刻符、商代甲骨文、商周金文、秦小篆等。书法真正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是在汉末魏晋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字书写正在逐渐走向审美自觉，追求艺术美感，并因此而出现了众多书法家和书法文化家族，吕文明的《从儒风到雅艺：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研究》（中华书局2021年版）正是揭示这一现象的精品力作。
在笔者看来，作者在书中研究的不仅是家族文化的转型问题，更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问题。汉代以后，中国文化开始进入枝繁叶茂、百舸争流的繁荣发展时期。魏晋时期，思想文化的自由带来了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繁荣，没有了经学观念的束缚，文化艺术发展的空间就无比开阔起来。而此时，又恰逢文字书写趋于定型并开始进行风格的变换，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此时五体书法都已出现并有所发展，书法的自觉审美追求逐渐提上日程，对于书法名家和名作的追逐开始成为一种风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显示出在春秋战国“轴心时代”的思想突破以后，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开始进入第二个突破期，即文的自觉时代。这样的自觉主要发生在上层社会，于书法而言，字体演变往往是从民间开始，但对于艺术的自觉来说，却一定是在上层，即书中所言“文化世家”。“文化世家”不是一个新概念，研究文化史的学者早已提出，但“书法文化世家”却是一个新提法，吕文明在该书中第一次提出并做了深入研究。之所以这样称呼这些家族，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书法在这一时期的家族文化中确实有太大影响，我们从文献资料所记载的这一时期的家族书法传承的盛况和世家子弟对于书法的钟爱就可以看出。而这又确乎代表一种发展和进步，是整个社会从重实用走向重审美的重要表现，作者在书中亦言：“在政治与社会变迁的条件下，世族的思想文化境界已经脱离社会现实而进入艺术审美的层面。这既是魏晋世族的思想文化明显进步的表现，同时也是中华文明高度发展的重要表现。”
在这一过程中，玄学的意义不可忽视。过去的研究多是从儒学本身的发展去关注玄学，主要研究玄学自身的发展和构成，而对玄学在中古家族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关注不多。我们所说的魏晋文艺自觉，主要是针对两汉经学笼罩下的文艺僵化风气而言，而魏晋文艺自觉的出现，除了受儒学衰微和经学体系崩溃的影响外，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玄学的催动。章太炎说：“玄学者，固不与艺术文行牾，且翼扶之。”儒学的衰微还只是为文艺的发展廓清了道路，使文艺挣脱了经学的束缚，进入自由自在的发展境地，但是，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却需要有一种新生力量的推动，玄学在此时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作者在书中写道：“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文精神，士人的思想不再为外物所累，而是任由情感的宣泄和表达，‘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这样的思想意识与文艺发展联系在一起，思想的倾泻便在文艺作品中全然表现和流露，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几乎都是赤裸裸的情感宣泄。艺术家们在这种表达中无拘无束、自在潇洒，正如他们自由的思想世界，笔触的指向是浩瀚的宇宙和自然。”经学的衰微与玄学的兴起恰处于同一个时代，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倘若不是如此，那么，魏晋文艺自觉和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在此时不一定能到来。这就形成了中古时期家族文化从经学到玄学再到文艺的发展脉络，过去学界只关注到从经学到文艺的发展，也关注到玄学的问题，并没有将三者完全联系在一起。作者在书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一线索也成为该书立论的根本，作者构建出中古世家大族的文化发展模式，这是很有创新意义的。
作者就是在这样一种模式中开始了对魏晋时期书法发展的分析和研究，从汉末的博陵崔氏、敦煌张氏和陈留蔡氏三个家族开始，围绕着从经学到书法的发展路径进行研究。因为这一时期还没有玄学，所以，从经学到书法的发展似乎是缺少了张力，书法的艺术表现力相对弱了一些，除了后世所谓的“草圣”张芝，其他人在书法史上并没有形成太大影响。真正的书法繁荣其实是从钟繇和卫夫人开始的，特别是卫夫人，其书法已经是比较典型的“新体”，因为卫夫人生活的时代已经是玄学大盛，她和她的家族受到玄学的深刻影响，其族侄卫玠甚至是在历史上留下盛名的玄学大家。玄学对于书法的影响主要是从西晋开始的，过去很少有人关注到西晋书法及其受玄学影响的状态，作者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对于西晋名士王戎、王衍等人的书法进行了深刻解读，这对于充分认识后来王羲之的书法发展是极为重要的。除了琅琊王氏家族，作者还对高平郗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泰山羊氏四个家族的书法进行了深刻分析，从作者的分析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家族受到玄学的影响越深刻，家族书法的发展速度就越快，书法的表现形态就越丰富。当然，东晋时期的玄学和西晋又有所差别，它是和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融合在一起的全新表现形式，形成了一种更具穿透力的思想文化精神，更加充分地激发出书法艺术的创新力和表现力。所以才有了王羲之、王献之、王珉、王珣、谢安、郗鉴、庾亮、庾翼等一大批书法名家，单就书法而言，他们都可以名垂青史、震古烁今，但是，除了王羲之和王献之，其他人的传世作品比较少，所以，受到的关注也相对少了一些。
尽管玄学对于书法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作者在研究的最后还是把魏晋书法的繁荣归功于儒学，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政治环境如何变化、思想文化如何自由，书法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境界，也就是儒家所说的“中和”状态，这是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紧密契合的。所以，书法的发展无论多么潇洒恣肆、纵横驰骋，其最受世人推崇的还是中庸的气象，王羲之就是因为具有了这种气象而成为“书圣”。作者在书中对此进行了深刻解读：“作为中国书法史的高峰，魏晋书法所彰显出的风度和气象是后世始终都无法超越的，它温文尔雅，贵和持中，风流蕴藉，潇洒飘逸，为历代书家所瞩目。综合考量其中最核心的因素，儒学精神的意义最为重大，儒学精神使魏晋书法能始终保持中和唯美的发展状态，并与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和中国人的审美心理相契合，最终成为中国书法的典范。”典范的力量是无穷的。王羲之用一生的书写为中国人树立了一种书写的典范，“它使中国书法在唐代以后将所有力量都聚向一个点，形成所谓‘书圣’之路。这是中国书法发展的主流，其源头是王羲之书法精神的凝聚”。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书法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