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愁予

注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苏州自古便是文人之渊薮，历代文人留有不少文章传世，这些文章或是孤篇只语，或是传世孤本，极易在流传中散失，世人也不易寻见，故而自宋朝以降，几乎历代都有人从事着辑佚编纂吴中文章的事业。吴中辑佚文章之始，应当是南宋郑虎臣所编纂的《吴郡文粹》，此后明钱榖的《续吴都文粹》和清吴伟业的《吴都文献》赓续其事业，直至清代《吴郡文编》的问世，吴中文章的辑佚编纂工作乃臻于巅峰。在《吴都文粹》到《吴郡文编》等文献的编纂、收藏与流传过程中，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始终都可感受到吴中文人浓烈的乡梓之情。

- 1 -

《吴郡文编》的编纂以《吴都文粹》《续吴都文粹》和《吴都文献》三书为基础，四本书的作者、编纂年代和流传虽然不尽相同，但四本书的编纂过程却指向了一个共同点，那便是每本书的编纂几乎皆以广泛的吴中文献为基础，折射出了苏州籍藏书家对于收藏苏州文献的情有独钟。如编纂《续吴都文粹》的明人钱榖出身于贫家，曾跟从文征明学习书画，他每每“取插架书读之，手钞异书，最多尝搜罗诗编文集说部书以及遗碑断碣”，闻有异书，钱榖虽病必起视之，至老不倦，故而家中积累了大量吴中文献，也正是在这样长期的积累之下，《续吴都文粹》方才现世。钱榖之子钱允秉承父志，热衷于抄书，《苏州府志》引《列朝诗集》说钱允死后无后，“遗书皆散去，自是吴中文献无可访问”，由此可见钱氏父子家中确实是藏有大量吴中文献的。

钱榖像

编纂《吴都文粹》的郑虎臣和《吴都文献》的吴伟业的藏书情况虽无史文确载，但郑虎臣不仅仅辑录了《吴都文粹》，还著有描写苏州风土人情的《集珍日用》和《元夕闺灯实录》各一卷，而吴伟业更是与钱谦益并称的“江左三大家”，二人家中藏书应当也比较可观。而编纂《吴郡文编》的顾沅对于吴中文献的藏书情况则有明确记载，史载顾沅“吴中历代文献及远近方志尤备，凡宋元版及名人评校本，十居一二”，后人在对《吴郡文编》进行研究时也指出该书多从《吴郡志》等吴中方志中取材。

事实上，苏州籍藏书家留心于地方文献并非是个例。叶昌炽在阅读丁日昌的《持静斋书目》时，对书目中记载的吴中文献特别敏感，并且特意在日记中摘录了这部分书目，这些书籍大体可以归为两类，一是吴中文人所撰写的文献，一类是以吴中地区为描写对象的文献，皆可归为故土文字。清代另外一名藏书家陈揆建有稽瑞楼以藏书，并且编撰有《稽瑞楼书目》，书目分为四部分，分别为“邑人著述”“附记各”“近代地志”和“小丛书”四类，其中“邑人著述”收录乡人著述五百余种。《苏州府志》中也记载有名为吴嵰的文人，他在仕途不顺的情况下，购买从唐至今的邑人著述，并亲自为之校勘。

《吴都文粹》书影 《四库全书》本

苏州藏书家对吴中文献的情有独钟源自于故土情结，是出于保存故土文字的目的。苏州文人所创造出的吴中文献在经由藏书家们的收藏之后，确实可以更好地得到保护，但部分文献或是残篇断章，或是零星片语，抑或是世间孤本，因此苏州藏书家在对吴中文献进行收藏的基础上，又会对这些故土文字进行辑佚并将其付梓。

从宋代的郑虎臣到清代的顾沅，四书的作者皆以保存乡土文字为己任，正如顾沅在《吴郡文编》中的例言所写的那般：“我朝文字之隆，超然前古，吴郡尤为人文之薮，二百年来鸿篇巨制，足以辉映湖山，而增重桑梓者，指不屈胜，尚无裒辑之人，不揣固陋，广为扩继，继三书之后，以识昭代文献之盛”。而《吴郡文编》等四书的问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其使命，不少人赞誉为吴中赖此不坠。

《吴都文粹续集》书影 《四库全书》本

从吴中文献的初次诞生，到苏州藏书家将其纳入楼中，再到这些藏书家们将其辑佚付梓，“以昭代文献之盛”是他们共同的文化使命。而为了保证这些吴中文字流传下去，仅仅将其汇编成集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守护这些文献，吴中文人还需付出更多的心血，而通过了解这些编撰者及其后代为了守护这些文献所付出的努力，我们更能切肤地感受到贯穿于其中的乡梓之情，顾沅及其后裔便是典型的代表。

- 2 -

自宋明以降，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地区私家藏书之盛，为世所公认，时人云：“吴中文风，素称极盛，俊士曹萃于兹；鸿儒硕彦，代不乏人。以故吴中旧家；每多经史子集四部书之储藏，虽寒俭之家，亦往往有数拾百册。至于富裕之家，更是连横充楝，琳琅满目”，至清道光年间，苏州最负盛名的私家藏书楼则必有艺海楼之名。

艺海楼的缔造者，名曰顾沅，出身于官宦之家，顾沅虽秉性好学，读书极有天赋，有过目不忘之说，但他却无心于举业，不求仕途，而是一心博雅好古，以收集古籍善本，金石书画为业。顾沅的藏书之癖，是有家族渊源的，他自己曾经说过：“某先曾祖方伯公精鉴赏，喜藏秘籍。某承先人遗训，束发即有志搜罗。见刻本之善者，必购得之。无刻本者，就藏书家写之”。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顾沅的藏书多达十万卷。

而为了妥善地保管这些藏书，顾沅还特意将这些书籍藏于自家花园“辟疆小筑”内的藏书楼——艺海楼内。顾沅及其艺海楼之名，在彼时应当在苏州名噪一时，《吴县志》说顾沅藏书“图书之富，甲于东南”，钱泰吉说顾沅“收藏旧籍及金石文字甲于三吴”，这些话语虽有夸张之嫌，但亦可看出彼时艺海楼藏书之盛，杨钟羲说：“顾湘舟艺海楼藏书不及四库六百余种，而四库未收者二千余种，亦吴下嗜古之巨擘也”，其话应称中肯。

顾沅小像

幽僻小园，雅致山水，缥缃流彩，很难不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叶廷绾所撰《楙花盫诗》中收录有一首《辟疆小筑诗为顾湘舟作》，笔者当亲身游览过辟疆小筑和艺海楼，故有以下诗话：“名园竹树郁苍烟，东晋于今逸事传。漫访丛祠寻古迹，且营别馆继前贤。图书似拥金楼子，风月宜招玉局仙。他日来游应识我，墨缘契合已多年”，其中“图书似拥金楼子，风月宜招玉局仙”诗人自注道：“构艺海楼藏书甚多，屋与苏公祠邻”，字里行间也不难看出诗人对顾沅的艳羡之意。

艺海楼当在如今苏州的凤凰街口，此处现有“顾沅辟疆小筑遗址碑”，碑文曰：“清道光二十年（1832）顾沅建有思无雅斋、苏文忠公祠、金粟草堂、春晖亭诸胜，尤以艺海楼藏书十万卷。惜庚申兵火后荒芜，苏文忠公祠划入定慧寺。1956年后仅存银杏二株”，这样的行文易令人觉得艺海楼的十万书卷都毁于兵火之中，但事实却并非仅是如此，此待下文详论。

顾沅拥书数十万卷，也并非是将其束之高阁，而是充分利用，潜心耕耘，为吴中文化事业点缀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前已论及，在顾沅的十万藏书之中，尤以吴中文献最为完备，依托于完备的吴中文献，顾沅先后辑佚并刻有《吴郡名贤图传赞》《赐砚堂丛书》《娄东文略》，另有辑有卷数浩繁的《吴郡文编》《江左金石志》等书。在这些书籍当中，尤以《吴郡文编》最负盛名。要想明白这本书的缘起，则必须往前追溯。

《吴郡名贤图传赞》序言

辑佚吴中文字的创始即是宋代郑虎臣的《吴都文粹》，其书上追汉唐，迄于宋代，但南渡的文字收录不多。明代钱榖之编纂《续吴都文粹》，以接郑虎臣的《吴都文粹》，补录南宋至明之中叶的吴中文字。清初，又有吴伟业合二氏之书，添补明季之文，合成一书名曰《吴郡文献》。然而吴伟业所辑录的《吴郡文献》对清代的吴中文字辑录不多，故而到了顾沅时，他便产生了续三书而为一书的念头。在辑录《吴郡文编》时，顾沅也正是以郑氏钱氏吴氏三书为底本，复采苏州历代名家文集、书画、小传等，耗时三年，终于编成大约四百万字的《吴郡文编》，其中心血并非是寥寥几笔可以描述的，清苏州学者石韫玉在为《吴郡文编》作序时说：

江左人文着于天下，人握随侯之珠，家抱崑山之璧。然着录之家穷达既殊，显晦亦异。史公作史藏在名山，王氏论衡秘诸帐底，此搜访之难也。文章载道，古有成言，而风语华言亦灾梨枣，玉台宫体每多累德之词，昭明选楼亦收羙新之论，此选择之难也。又搢绅所作半岀于记室典籖，若本初檄魏之文，陈琳削简；常何匡唐之牍，賔王捉刀，事虽出于代庖，文必原其作手，而近着流传姓名无考，此征实之难也。又草莽小生，动辄著书，扇一孔之论，肆三端之辨。言非择其尤雅，谈或岀于无稽。袭谬承讹，动盈卷轴，此传信之难也。

石氏的意思大概是说，辑佚书籍有嵬访之难、选择之难、征实之难和传信之难，唯有去此四难，方能成功，顾沅编纂《吴郡文编》的艰辛可见一斑。在此过程中，顾沅还曾得到苏州藏书名家黄丕烈的鼎力相助，所需书籍也多从其他藏书家中寻得。如吴伟业所辑的《吴郡文献》十分罕见，吴伟业本人在得知顾沅在编纂《吴郡文编》后也是慨然出示此书。

《吴郡文本》的序言和例言

三年寒暑，《吴郡文编》最终成书二百四十六卷，要知道《吴都文粹》和《续吴都文粹》仅仅只有十卷和五十八卷，《吴都文献》也只有三十卷，《吴郡文编》的卷数是前三者的总和还不止，体量如此之大的地方总集放眼全国也是很难寻见的。顾沅本人在例言中说：“文章以体制分门亦始于《昭明文选》，是编卷帙浩繁，若仍以文体分门，恐一时难于翻阅”，故而顾沅在辑佚该书时，并非沿用了以文体为分类的传统，而是参照《苏州府志》的体例并加以调整，将全书内容分为提防、水利、学校、山水游记、列传等二十六门，如此一来整本书类目明晰，层次分明，为读者翻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吴郡文编》成书之后，顾沅将其安置于艺海楼之内，对其呵护备至，二十余年之后，顾沅弃世而去，《吴郡文编》便开始了其坎坷之路。

- 3 -

笔者在论述古代江南藏书家对于藏书的保护措施时，曾提及不少的藏书楼在主人去世后逐渐散佚，最终不存于世，毛晋的汲古阁如此，顾沅的艺海楼亦是如此（参见藏书何以存？——古代江南藏书楼对藏书的保护措施）。顾沅于咸丰元年（1851年）去世，此后的十余年间艺海楼尚存，但想必所藏书籍已经在逐渐散失了，等太平天国的烽火蔓延至苏州时，顾沅的孙子顾康如此时尚且年幼，城破之时和家人逃亡他处仓皇避难，家中乏人照料，书籍散佚的速度便大大加快了。但对艺海楼真正造成致命打击的，却并非是这场太平天国运动。

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运动逐渐被清廷平息，苏州城内的太平军也败走离去，按理说若是顾氏后人于此时回归并悉加整理的话，艺海楼和《吴郡文编》或许也不至于落了个彻底散佚的下场，但偏偏彼时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先顾氏后人一步赶到了苏州，这便完全改变了事情的走向，王同愈在《吴郡文编》的跋中对此事有着详细论述：

咸丰庚申，赭寇陷省垣时，先生已归道山。嗣孙康如茂才年尚幼，苍黄避地;金石图书之属，委而去之。同治癸亥冬，苏城克复，丰顺丁公日昌。入城安抚，即驰赴先生园第甫橘西街辟疆园，盖耳先生名，欲借以一探琅嬛也。于是艺海楼之子遗，悉属持静斋之珍秘。其漂散在外者，尚不知凡几。傅钞秘本为仁和朱氏所收居多见结戏书目。比康如归，知敝庐无恙，翳惟丁公之力，遂亦不复他及。

顾沅及其艺海楼名声在外，以至于新任江苏巡抚丁日昌在进入苏州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奔往艺海楼观其风采，或许是出于私心，也或许是出于爱护古籍善本之美意，丁日昌的参观之举到最后竟然变成了将艺海楼内剩下的古籍善本悉数携走，等顾氏后人回苏州之时，知晓家中尽被丁日昌所携走，也只好作罢并接受这一事实。丁日昌的所作所为多遭后人诟病，尤其是未经顾氏后人允许，便依仗权势将艺海楼内的藏书悉数带走，顾氏后人则是有苦难言。在丁日昌所编纂的《持静斋书目》中，顾氏藏书所占的比例不小，叶昌炽曾在自己的日记中说“阅《持静斋书目》，其书皆得自吾吴艺海楼，乡先哲遗集不少”，随后叶昌炽在书目中来自于艺海楼的吴中文献摘录于后，数目多达六十余种。

《持静斋书目》书影

但从一方面观之，彼时的江南地区深受太平天国之乱，不少藏书楼都处于无人照料的状态，书籍散佚的情况极为严重。丁日昌巡抚江南后，对这些古籍极力搜寻。丁日昌不仅将艺海楼的古籍善本收入囊内，他在任上海道时，收上海大藏书家郁松年“宜稼堂”宋元旧本和普本数万卷，数年之内，藏书之富称雄一时。丁日昌的藏书楼名为“实事求是斋”，后改名“百兰山馆”，又命名“持静斋”“读五千卷书室”等等，藏书凡十余万卷，与当时瞿氏的“铁琴铜剑楼”和杨氏“海源阁”并驾齐驱。虽说丁日昌趁人之危并不光彩，但对古籍善本的保存确实有所功绩。

丁日昌所收艺海楼书籍只是一部分，部分顾氏藏书则散落民间，数量不知凡几。叶昌炽就曾在《藏书纪事诗》中提到：“去岁己丑，余游琉璃厂阅肆，在一荒摊见破书三册，皆湘舟裒刻，同时人赠言及所刻书序。初仅索价京钱三四千，继视余把玩不释，疑为奇货可居，遽藏去不肯售。湘舟遗事遂不能详，至今耿耿于怀，不能去也。”琉璃厂在北京，顾氏藏书从苏州飘零至北京的一处荒摊之上，可见顾氏藏书的散佚境况。那么巨著《吴郡文编》究竟是被丁日昌一齐携走，还是早在丁日昌来到苏州时之前就已经不知所踪，其中的事实已难探寻清楚。从现有的证据来看，丁日昌应当是没有在艺海楼藏书中看到《吴郡文编》的，否则这样一套煌煌巨著，在他的《持静斋书目》中也不会缺笔。《吴郡文编》很有可能在丁日昌来到苏州之前就已经离开了艺海楼，有可能被某个民间不知名的藏书家所获，一直秘而不宣。在长达五十余年的时间里，《吴郡文编》消失在了世人的视线当中，就当众人为此等巨著而叹息时，它却又突然出现在了上海。

丁日昌像

1918年，有一名为孙伯南的人在上海南洋中学王培孙处看到了《吴郡文编》，孙伯南知晓《吴郡文编》的来历，便立即将消息告知顾沅的曾孙顾浩成。顾浩成一直仰慕先祖遗风，不仅重建艺海楼等建筑，还勤于搜寻，接连在书市街头寻得了《赐砚堂丛书》《玄妙观志》等书，在获悉《吴郡文编》的下落后，顾浩成也毫不吝啬地掷五百金以购，《吴郡文编》便又犹如奇迹般地回到了艺海楼。

王培孙是如何寻得《吴郡文编》的，《吴郡文编》又是如何被运往上海的，史无确载，不过郑振铎在《求书目录•序》中说：“八一三事变以后，江南藏书家多有烬于兵火者。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燹矣，楼中普通书籍均荡然一空，然其历劫仅存之善本，固魏然犹存于上海。苏州滂喜斋的善本，也迁藏于沪，得不散失，然其普 通书也常被劫盗。南浔刘氏嘉业堂、 张氏适园之所藏，均未及迁出，岌岌可危。常熟赵氏旧山楼及翁氏、丁氏之所藏，时有在古书摊肆上发现，其价奇廉，其书时有绝佳者。”可以发现，1937年苏州等地的藏书楼面临的遭遇与太平天国时期极为相似，而上海在太平天国时期是江南一带仅存未被太平军攻占的地区，藏书条件胜于他处，《吴郡文编》有可能就是被有心之人在苏州陷落时运往上海并加以悉心保管，因此在1918年它才会出现在上海。

也正是因为1937年苏州等地面临的遭遇与太平天国时期如此相似，顾氏后人才会再次担心旧事重演，即《吴郡文编》因战火再度散佚或遭损毁，甚至是为日本人掠去。当时的顾氏后人顾翼东先生视《吴郡文编》为国宝，为了妥善地保管《吴郡文编》，顾翼东先生在苏州沦陷前夕便将所有书籍藏于铁匣之内，以便随时应对。苏州沦陷之后，顾翼东先生将书籍秘密运往无锡荡口镇亲戚处，次年又亲自将书运往上海，先是将书藏于其表弟顾廷龙的合众图书馆，又后辗转三地，最后入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这才使得这套煌煌巨著幸存于世。

顾翼东先生像，顾翼东先生不仅对保存《吴郡文编》有功，他还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化学家。

1958年，苏州博物馆的范烟桥先生四处打听《吴郡文编》的下落，彼时顾翼东先生尚在苏州，在得知该消息后便欣然将这套巨著捐赠给了苏州博物馆，此后《吴郡文编》便一直保存于苏州博物馆内。文革十年浩劫，不少的古籍善本都被视为“四旧”而被焚毁，给我国的文化事业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幸运的是，《吴郡文编》在此次浩劫中再次幸免于难，顾翼东老先生在1975年得知此书无恙时，也是极为欣慰。这场缘起于对于古籍善本的热忱之心的修行，终于是在几代人的接力之下取得了较为圆满的结局。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卷帙浩繁的《吴郡文编》影印出版，使得更多的人可以一睹其风采，《吴郡文编》在新时代又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吴郡文编》为世人所重，2009年该书入选《全国珍贵古籍明录》，2012年苏州博物馆编纂《苏州博物馆藏古籍善本》也有《吴郡文编》的一席之地。上图来源于《苏州博物馆藏古籍善本》

- 结语 -

能够流传于今的古籍善本，时间大都赋予了它们别样的故事与内蕴，若将这些故事娓娓道来，听者或感惊险，或感离奇，也会带着几分敬佩和感慨之情。如今这些古籍善本大部分被妥善地安置于各大博物馆和图书馆之内，透过一层玻璃，人们依然可以领略到这些书籍的风采，独具匠心的装帧，古色古香的着墨，毫不掩饰的散发出艺术品的气息。然而若只是眼观，而不透过书籍看到其背后的故事，我们或许就不会理解这些书籍缘何现身于此，也不会知晓围绕着这些书籍的编纂、收藏和阅读而发生的系列故事。

有些书籍的故事已经湮灭而不为人知，但所幸的是古籍《吴郡文编》的故事依然还在流传，我们依然可以得知顾氏几代人对于此书所付出的心血，也可以看出以顾氏为代表的江南藏书家对于保存乡土文字的热忱，这份热忱甚至已经超越了乡梓之情而成为了民族大义。正是他们的努力，吴中文脉才赖以不坠，中华文化才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1.（清）顾沅编纂：《吴郡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2. 瞿冕良：《艺海楼的藏书、刻书与抄书》，《苏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3. 蒋旅桂：《从地方志到地域总集——论<吴郡文编>的选文分类新变》，《学术研究》2016年第6期

4. 李智慧：《<吴郡文编>研究——从文献学角度观照》，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5. 曹培根：《苏州传统藏书文化研究》，南京：广陵书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