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宏，诗人，散文家。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名誉社长、《上海诗人》主编。著有散文集、诗集、小说和报告文学集等各种专著百余部，数十次在国内外获各种文学奖。2013年获塞尔维亚斯梅德雷沃金钥匙国际诗歌奖，2014年获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2019年获罗马尼亚“米哈伊·爱明内斯库国际诗歌奖”，被选为法国科学、艺术人文学院院士。作品被翻译成英、法、西班牙、意大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日、韩、阿拉伯、波斯等十余种文字在海外发表出版。

赵丽宏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您有三十多篇作品收入内地、香港以及国外如新加坡语文教材，是作品收入教材最多的当代作家，收入教材的这些作品是您最好的作品吗？你对语文教学有什么看法？

赵丽宏：我的文章被选入语文课本，确实很多，但一定不是最多的。究竟有多少文章被收入多少语文课本，我自己也无法统计。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几年出版了《赵丽宏语文课》，把我选入各种语文课本中的文章结集出版，很厚的一本，我自己也有点吃惊。作品被选入教材，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荣耀，因为大多数作家，可能很快被人忘记，但是你如果有一篇文章被收录进语文课本，那么就会有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在课堂上读你的文章，记住你的名字。比如说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和《荷塘月色》，如果没有被收入课本，可能后来的青年不会一直记得他。以前语文课本选课文，并不和作者商量，甚至不告知作者。其实，被收入课本的文章，未必是作者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我想，我的情况也是这样。如果让我自己来选，我不一定选这些文章。文章被收入语文课本，非我的主观追求。以前，课文被收入教材都不和作者商量，我都是事后，甚至很多年之后才知道自己的某篇文章被收入某种教材。中国香港和国外如新加坡情况不同，为收一篇教材，会想方设法和我联系，征求意见，签署合同。十多年前，《文汇报》记者写了一篇报道，说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文章被收入课本，对教材的出版者不尊重作家的现象作了报道，之后各地出版社的信纷至沓来，我才大致对情况有所了解。文章被收入教材，常常是令我感到意外的事，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为语文课本写一篇文章，我也不太清楚入选教材的要求和标准究竟是什么。我在网上看到不少语文老师的教案，他们对我的文章作了丰富的解读，有让我共鸣的会心之解，有让我惊喜的意外之解，也有让我困惑的牵强之解。我认为语文课不必对课文做过度解读，对学生作简单引导，了解文章的特点，让他们自己去解读，如读出弦外之音，不必纠正，可以讨论，还应该鼓励。上语文课的目的，应该是让学生感受汉语的魅力，知道什么是好文章，学会驾驭母语。语文课本不该是一个束缚学生的笼子，而应是一个出发点，可以由此引导学生走向更辽阔更丰富的境界。

文化艺术报：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文学启蒙，是从小学语文课本上读散文开始的。您的作品深受教科书喜爱，作品入选教材，有没有给您带来过负面影响？

赵丽宏：作品被选入语文课本，当然是一件好事，可以让我的文字被孩子们阅读，使我有机会和孩子们发生联系。有的作者会认为这事很荣耀，我觉得没什么荣耀。这是一把双刃剑，有的语文课像解剖麻雀一样把文章过度解读，刁难学生。再好的文章，到头来也会让人讨厌。我一直对归纳主题思想、段落大意之类的题目非常反感，这没有标准答案。

我的很多文章有时候还会被选入中考、高考的试卷里，被用作中小学语文考试和测验的各种试卷的文章分析。这是选文作者无法预知和掌控的事情。出现在试卷上的文章，也常常会对应试的学生产生烦恼和困惑。我儿子小时候就在语文试卷中遇到我的文章，他来求我解答，我无法给他正确的答案。

文化艺术报：您从上世纪80年代初成名，大学还没毕业就出版了诗集《珊瑚》，几十年来您一直坚持写诗，诗歌评论家唐晓渡评论您的诗集《疼痛》是“心灵之痛、人生之痛、岁月之痛、语言之痛”。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诗歌创作？

赵丽宏：《疼痛》出版后，有评论家和同行认为这是我的变法之作，和我年轻时代的诗风有很大改变。一位评论家说我“以一个完全陌生的诗人形象重新站立在读者面前”，说得有些夸张，但确实是很多读者的看法。其实我还是原来的我，只是写诗时改变了原来的一些习惯。年轻时写诗追求构思的奇特、形式的完整、语言的精美，诗作吟咏的对象，大多为我观察到的外在天地，写我对世界对人生的实在的感受，每写一首诗，都要力求清晰地表达一种观点，完成一个构思。而这几年写的诗，更多是对人生的一种反思，也是对我精神世界的一种梳理。经历了大半个世纪动荡复杂的时事，追溯以往，来路曲折，并非一目了然。这本诗集中的作品，不求讲明白什么道理，只是通过各种意象片段地袒示自己的心路历程，也许不是明晰的表达，但却是对内心世界的真实开掘。我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如果说，年轻时写诗是对外开放，现在的诗，更多的是向内，向着自己内心深处的灵魂所在。每一首诗的孕育和诞生，都有不一样的过程，有灵光乍现瞬间完成，也有煎熬数年几经打磨。一首诗的完成，也许源于一个词汇、一句话、一个念头，也许源于一个表情、一个事件、一场梦，但是一定还有更深远幽邃的源头，那就是自己人生和精神成长的经历。唐晓渡是一位概括能力非常强的评论家，他总结的这四个痛，也引起我的思考。诗中出现“痛”的意象，并非仅是生理之痛，更多来自精神层面，源自生命流逝的沧桑，也发自对世道曲折的感慨。“岁月之痛、语言之痛”，是评论家的妙语，对诗的意境是一种独特的提示。　

文化艺术报：您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写诗，写了40多年，还在继续写，为什么您的诗歌创作能保持这么久的生命力？你如何理解“诗人的成熟”？

赵丽宏：我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是诗人的成熟。真正的诗人也许一生都纯真如孩童，不知成熟为何物。我最初的诗作，是写在“插队落户”的岁月中，还不到二十岁。那些在飘摇昏暗的油灯下写的诗行，现在读，还能带我进入当时的情境，油灯下身影孤独，窗外寒风呼啸，然而心中却有诗意荡漾，有梦想之翼拍动。可以说，诗歌不仅丰富了我的生活，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诗歌之于我，恰如那盏在黑暗中燃烧着的小油灯，伴我度过长夜，为我驱散孤独。人人心中都会有一盏灯，尽管人世间的风向来去不定，时起时伏，只要你心里还存着爱，存着对未来的希冀，这灯就不会熄灭。和诗歌结缘，是我的幸运。我写诗的数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这并非说明我对诗歌的热爱在消退。诗是激情的产物，诗的激情确实更多和青春相连，所以诗人的特征常常是年轻。然而这种年轻应该是精神的，而非生理的。只要精神不老，诗心便不会衰亡。

文化艺术报：现在很多人都不怎么读诗了，文坛上走红的基本都是写长篇小说的作家。相比小说家，诗人要沉寂很多，您是怎么看的？

赵丽宏：我写诗，其实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诗歌是我的心灵史，是我精神中的一个秘密世界。不管别人如何评价，我会继续写下去，这也许和读书一样，写诗，会是我终身的追寻和表达。说诗人沉寂，现实生活中其实也并非如此，也有不少写诗的人经常发出各种喧哗，声音也不比小说家小。文学的魅力和生命力，不是靠宣扬和鼓吹能达到的，要经受读者和时间的检验。　

文化艺术报：有批评家说，这个时代好诗人都是体制外的“草根诗人”，他们心中还怀有诗意、理想，您认可这种说法吗？

赵丽宏：写诗其实和体制内外并没有什么关系。真正优秀的诗人，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可以不断地写出好诗。我不太认同“草根诗人”的说法。那些挣扎在生活底层，却依然在寻找诗意、追求文学的理想，并把他们的追寻诉诸文字，其中有一些有才华的作者，写出了让很多人感动共鸣的诗歌。将这些人称为“草根诗人”时，发明这种称谓的人是居高临下的，为什么要俯瞰他们？你俯瞰着他们就可以自称为“鲜花诗人”或者“大树诗人”了吗？很荒唐。如果让“草根诗人”这个名字存在，我认为它可以涵盖所有写诗的人。在浩瀚自然中，我们人人都是一棵小草。当然，草和草是不同的，有自生自灭的野草，有生长期很短的杂草，也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生命草，也有珍奇仙草，如虫草灵芝。那些生活在底层的写作者，如果真有才华，超群出众，不是没有成为虫草灵芝的可能。套用《史记》中陈胜的名言：“诗人才子宁有种乎？”纯文学意义的诗歌创作，一定是小众的写作，任何时代都是如此，即便是盛唐，留名青史的诗人也只能是写诗者中很少一部分人。诗歌读者和作者因互联网的繁衍而壮大，这对诗歌创作当然是好事，关注参与者多，对诗的挑剔和要求也会随之增多增高，诗歌审美的眼光也会愈加丰富犀利。那些真正的好诗一定能遇到真正的知音。　

文化艺术报：1984年您出版第一本散文集《生命草》，此后，您几乎年年有新书问世。您一直坚持散文创作，您拥有非常广大的读者群，您的作品富于激情，文字华美，特别是您早期写自己生活的作品，很有感召力。您的散文比较注重抒情，也因此受到过一些质疑。今天的读者还需要抒情吗？

赵丽宏：我的散文一向是比较注重抒情性的，三十多年前出版过一本散文，书名就是《抒情的回声》。我认为，尽管抒情散文受到一些人的批判和质疑，但这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散文可有的抒情性。抒发真实情感的、文字优美的散文总是有人喜欢的。我的散文，当然不都是抒情性的。现在的文字跟年轻的时候比，抒情性差远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抒情。中国文学的传统中，抒情是重要的一部分。没有抒情，首先就没了诗歌。诗歌肯定是要抒情的。散文有相当大一部分也是抒情的，随笔、小说也有抒情的。我觉得，关键看你抒的什么情。你抒发的感情是虚假的、不真实的，读者会很厌恶；如果你抒发的是真实的、源自内心的感情，读者就能产生共鸣。

文化艺术报：您的散文集《诗魂》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日晷之影》获首届冰心散文奖。您写散文，秉持怎样的文学追求？

赵丽宏：这五十多年来，我写得最多的是散文。散文是非虚构的文体，是需要“把自己的灵魂亮出来给别人看”的写作，要持之以恒地以真诚的态度，写自己的真实经历和感受，而且要写出独特个性，展示文学的真谛和汉语的魅力，对每一个写作者来说都并非易事。写了这么多年，涉猎了很多题材，也曾经尝试用不同的风格来表达，想在文体上有所创建。回溯自己的散文写作来路曲折的历程，有一点非常明确：真诚，是散文的灵魂。我们生活在一个动荡多变的时代，经历了世事沧桑，曲折的人生经历也可以视为大时代在个人身上的缩影。写真写实的散文，除了写自己的人生经历，写自己所熟悉的天地世界，自然也应该反思历史，剖析自己所经历的时代，当然，这种反思，必须是以文学家的方式。

1990年，我为台湾一家出版社编《大陆抒情散文选》，在序言中我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我以为，散文和小说、戏剧不一样，散文属于一种非虚构文体，所有被传诵的、动人的散文，都带有作者的自传色彩。这里的所谓自传色彩，并非作者叙说自己的一生，而是指人生的片段经验、观察社会和自然的点滴见闻，或者是一段思想和情感的真实经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真实、非虚构。”在非虚构这个前提下，我以为写好散文应该具备三个要素：情，知，文。情，就是真情，这是散文的灵魂，没有真情，便无以为文。知，应是智慧和知识，是作者对事物独立独到的见解。文，是文采、文体，是作者的有个性的表述方式。能将三者熔为一炉，便能成大器、成大家。不过，要做好谈何容易。这三者中，“真”是最要紧的，真诚，真实，真情，缺了这些，文章不可能动人。鲁迅先生曾说：“真正的现实主义是什么？真正的现实主义是将自己的灵魂亮出来给别人看。”鲁迅对“真正的现实主义”的界定，我以为正是对散文的界定。巴金的《随想录》，就是“将自己的灵魂亮出来给别人看”的典范，他在解剖历史和社会时，也无情地解剖自己，这样真诚袒露心迹的文章，怎能不震撼读者的灵魂。

现在有很多年轻作家，将文体的创新看得高于一切，以为在写法上花样翻新，便能引人注目，脱颖而出，成为文坛新宠。这其实也有失偏颇。文体的创新固然重要，也能表现一个作家的才华和创造能力，但就散文而言，我以为内容永远要比形式更重要。形式的新奇，也许能轰动一时，然而如果没有坚实深厚的内涵，没有真情和真知灼见，大概也不会有久远的生命力。只要检视各个时代流传至今的散文名篇，便能窥见其中真谛。　　

文化艺术报：您的同事、小说家金宇澄在您的新书发布会上说：“他是一个内心真正非常孤独的人。我们同岁，但在成长阶段的经历完全不同。插队落户，他回到故乡崇明岛，一个人在茅草屋的油灯下写作。我去了东北，一个农场就有几百个知青。我们可以抱团取暖，而他就是一个人。”您是在上海市区出生的，青年时期去崇明岛下乡，这段生活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下乡期间您就开始写作诗歌散文，在那样困苦的环境下，您为什么选择了写作？

赵丽宏：金宇澄和我同年，我们都是当年的下乡知青，不过我下乡的情况和他不同，他在黑龙江农场，过着有很多知青的集体生活，我是孤身一人去崇明岛“回乡插队”。“插队落户”的生活，距今五十多年了，那是我的人生第一课，也是我的文学生涯的开端。这段生活，我曾经在《岛人笔记》和《在岁月的荒滩上》这两本书中写过，也在很多诗歌中写过。譬如散文《天籁和回声》《我和水稻》《旷野的微光》《永远的守灯人》《月光曲》，诗歌《江芦的咏叹》《冬夜断想》等，写这些文字时，我才二十来岁。那时，生活艰困，前途暗淡，确实常常感到孤独。是善良的农民让我感受到人性之美，是读书和写作改变了我的心情，也改变了我的生活。那时的读书和写作，没有丝毫功利心，只是觉得和书相伴，和文字相伴，和文学相伴，活着就有了一种动力和期盼。我曾经说过，那时，对文学的爱好，几乎是我人生路上的救命稻草。　

文化艺术报：当年下乡时，有没有书读，那时候的阅读是什么样的状态？

赵丽宏：我的人生，我的生活，大半辈子和书连在一起，找书，读书，写书，成了我的人生方向，成了我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书，没有对阅读的热爱和坚守，不会有今天。五十多年前，我中学刚毕业，一个人到故乡崇明岛插队落户，那是我这一生中最迷惘无望的时刻。在贫穷偏僻的乡村，物质匮乏，生活艰苦，劳动繁重，曾经觉得自己很孤独，生不逢时，没有前途。但是，有一件事情改变了我的心情，使我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那是什么？是书。我带去农村的书很少，但我非常幸运，在那个没有电灯、吃不饱饭的小村庄里，我居然得到很多书。善良的农民知道我喜欢读书，他们把家里所有的书都找来送给我，在一个被废弃的乡村学校图书馆，我找到了很多书，其中有不少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有了这些书，我插队的日子不再那么无望，我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变化，渐渐告别颓丧，变得振作。为什么？因为，生活变得有了期盼。白天在田野干活，从早到晚，干得精疲力竭，还忍着饥饿，但是，只要想到收工后，可以回到我的那间简陋的草房，点燃一盏油灯，在昏黄跳动的火光中，有一本我喜欢的书在那里等我，心里就会充满喜悦，觉得所有的苦和累，都可以忍受。我的写作生涯，也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我经常会回想起年轻时代的这段经历，这种回忆，使我更加珍惜作为一个读书人所拥有的机会和权利。这机会和权利，就是寻找好书、阅读好书。　

文化艺术报：有哪些书您会重复阅读，再次阅读时会不会有新的感受？

赵丽宏：可以一读再读的书很多，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时代，有过不同的书，如《中国哲学简史》《读杜心解》《李白诗选》《聊斋》《玉溪生诗集笺注》《古诗十九首》《宋词选》《古文观止》《浮生六记》《幽梦影》《约翰·克里斯多夫》《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基督山恩仇记》《神曲》《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西窗集》《一千零一夜》《佩德罗·巴拉莫》《百年孤独》《追忆似水年华》《渴望生活》《黎明时分》，还有普希金、莱蒙托夫、雪莱、拜伦、歌德的诗集。读书的历史已经超过六十年，这个书单可以不断罗列下去。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出版过一本《鲁迅小说集》，深蓝色的布面精装，繁体字直排本，虽然出得早，但现在仍觉得精美典雅。这本书在我床头放了很多年，至今仍唾手可得。这本书中的《故事新编》，读过很多遍。曾国藩的读书经验中有很著名的一条：“一书不尽，不读新书”，我并不赞同他的经验，有时几本书同时读，不同的书，放在不同的地方，根据时间和兴趣，轮流读，或者对照着读。譬如年轻时读欧文·斯通写的杰克·伦敦传记《马背上的水手》时，同时对照着读杰克·伦敦的自传体小说《马丁·伊顿》，趣味无穷。　

文化艺术报：2013年开始，您写了儿童三部曲，您的几部儿童题材长篇小说，引发很多好评。为何会转向儿童文学，有特别的意义吗？

赵丽宏：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每个作家都有童年，童年的生活，也许是生命中最深刻的记忆，会影响人的一生。在自己的创作中写童年的记忆，写和孩子们的生活有关的故事，这是每个作家都会做的事情。有评论家说我写儿童长篇是一次写作的转型，我不这么认为，写童年生活，为孩子写作，其实很多年来我一直在这么做。我的不少文章被收入中小学语文课本，这使我和孩子们之间产生了一种联系。尽管这些收入课文的文章并不是专为孩子们所写，更没有想到会收入语文课本，但这些文字实实在在地成了孩子的读物。我经常收到来自中小学的读者反馈，使我从中了解他们的想法，这也时常提醒我：在我的读者中，有很多孩子，你决不能忽视他们。　

这些年，我也一直关心青少年的阅读状况。孩子们从小是否能亲近文字，是否有高质量的好书陪伴他们的成长，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然而现状并不让人乐观，儿童读物铺天盖地，良莠不齐，小读者是盲目的，他们可以用来读课外书的时间不多，如果不是选择优质读物，后果堪忧。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经花两年时间，编过一套中小学生课外读物，把我从小读过的古今中外的很多经典名篇汇集在一起，我想这样的读物，可以让孩子认识文学的魅力，不会浪费孩子的时间。书出来，很多人说好，但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而且，我发现同类的书也是铺天盖地，同样是良莠不齐。我发现，在儿童读物中，引进版图书占据了极大的比重，如果外国童书在中国一统天下，那显然是不正常的。中国的作家们不能听之任之，应该有所作为。那时就动过写儿童小说的念头，但写作散文和诗歌，使我没有时间精力心有旁骛。不过，那个念头一直没有消失。十多年前，在好朋友的鼓动下，我写了儿童长篇小说《童年河》，这确实是我第一次很明确地为孩子写的作品。小说出版后产生的影响出乎意料，小说被孩子们接受，成人读者也有共鸣，从中读到了他们经历过的岁月沧桑。此后，又写了《渔童》《黑木头》，三年疫情期间，我又写了《树孩》和《手足琴》。写儿童文学，让我身心愉悦，有返老还童的感觉。

我对儿童文学一直心怀敬意，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是用童真的目光、用生动有趣的故事，不动声色、深入浅出地讲述人世的哲理，引领孩子走向精神的高地，这对写作者是一个极高的要求。文学的题材和体例有时难以分界，儿童可以读成人题材的文学作品，成人也可以读儿童文学。真正优质的儿童文学，应该能让成人和孩子一起来读，它们一定是文学精品。前几年访问丹麦，我去了安徒生的故乡，参观他的故居，回来后写了一篇长散文《美人鱼和白岩》，在文中谈到对儿童文学的看法。我觉得安徒生童话就是最高级的儿童文学，它们表现的是人性的善和美，由浅入深，由此及彼，让读者产生美好深远的遐想和思索。这样的文字，孩子可以看，成人也可以看，可以从小一直读到老。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儿童文学，也是最高境界的文学。

文化艺术报：和上世纪80年代文学繁荣时比，如今文学受重视的程度在当下发生了很大变化。您认为，当下“创作即发表”的网络环境对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

赵丽宏：网络和科技的创新，改变着现代人的生活，也改变着传播和交流的方式。世界在变化，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是无法改变的。二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网络会给文学带来什么》，对网络和科技创新对文学的影响，有一些思考和前瞻。现在我仍然坚持着当年的看法。我在这篇文章中曾经这样写：

有人这样预言：网络的发展，会彻底改变传统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引起文学的革命。这样的预言，我以为是夸大其辞，甚至是危言耸听。我这么说，决不是将网络和文学对立，恰恰相反，我以为这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网络的发展会给文学带来什么？

网络的出现，使文学作品又增添了一个强大而有效的传播途径。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会因为网上的宣传和发表而深入人心。很多原来不屑读书或者懒于读书的年轻人，现在可能花一些时间在网上阅读文学作品，进而产生兴趣步入文学殿堂。网络上发表作品的自由和便捷，使很多喜欢写作的年轻人有了成功的感觉，随便怎么写都能上网发表，无须承受退稿的心理压力，写作成为一种自娱自乐的行为。在这些热衷于网上写作的人群中，会涌现出有才华的作家，当然，那只是其中的极少数人。现在经常被很多媒体宣传的一些“网络作家”，就是在网络上被读者发现认识的。毫无疑问，网络的发展，对文学创作不是灾难，而是福音。网络的普及和扩展，能促进文学的繁荣。

以上这些现象，是否就可以证明文学会因此而出现“革命”呢？　

也许，随着网络的发展，随着文学作品在网络上的传播越来越广泛，传统的文学载体会受到冲击。但是我不认为现有的纸质文学报刊会因为网络的兴盛而逐渐走向衰落甚至消亡。面对网络的压力和挑战，传统的文学报刊会发奋图强，会努力寻求新的发展，而网络本身也会成为这种新发展的助燃剂和推动力。出版界的现状已经在证明这一点。

所谓的传统作家和网络作家（对这样的提法，我不以为然），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唯一的区别是前者在传统的媒体上发表作品，而后者则在网上发表作品成名。对作品的评判标准，两者应该是相同的。现在情况也在发生变化，网络作家成名之后，他们的作品便被出版社印行成书，而传统作家的作品，也在大量地上网传播。美国的博库网站和国内的很多网站，已经在这两年购买了不少作家著作的网上版权。更有很多小网站和网络上的同仁杂志，不打招呼便将很多文学作品在网上传播。现在，已经有作家将自己的作品在网上首发。我想，将来，“传统作家”和“网络作家”这样的称呼会成为历史。对作家而言，书报杂志和网络，只是文学作品的载体和传播途径，选择哪一条途径，是作家的自由。对读者而言，只有好作品、平庸作品和坏作品之分，而不是“网络作品”和“传统作品”，至于通过什么渠道阅读认识它们，则是读者的自由。不管你的作品是先在报刊上发表，先出版成书，还是先在网络上问世，结果是一样的。有价值的、感人的作品，一定会被称道、被流传；而那些无聊的、粗糙拙劣的文字，即便曾经铺天盖地于一时，最终还是会被人们遗忘、抛弃。

毋庸讳言，网络的出现，会使文学创作出现新的题材和内容，譬如和网络有关的生活和故事，文学家的笔下也会出现一些新的词汇。但是这些变化，对文学创作来说谈不上什么革命，至多是一些发展和变化。在历史上，文学的发展一般都是渐变的。时代的大变革，会使文学创作出现新的浪潮，譬如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的创作替代了文言文，文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大变。这可以说是一场文学的革命。然而这场革命，和文学载体以及传播渠道的变化并无太大的关系。纵观中国的文学史，中国的文人运用的工具和载体由甲骨、竹简而绢帛纸张，由刻刀而毛笔，由毛笔而铅笔、钢笔、圆珠笔，这些书写工具和文字载体的更替和进化，并没有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观念和作品的形式，更没有使文学创作因此而出现突兀的变革和更新，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在创作那些全新的作品时，书写工具还是传统的笔墨。到二十世纪后期，人类发明电脑，电脑写作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书写，这种书写方式的变化，可以说是一次革命，但这也只是书写工具和方式的变化，并没有引发文学创作的革命。

我想，对一个作家来说，完全可以用一种平静的心态来面对网络的出现，即便它如同海潮般汹涌而来，我们依然可以一如既往地思索和写作。生活在照常进行，网络绝不可能淹没了一切。只要人性没有变，只要人类对美、对爱、对理想和幸福的追求没有改变，那么，文学的本质就不会改变。不管科技如何革命，不管书写的工具和传媒如何花样翻新，文学仍将沿着自身的规律走向未来。

文化艺术报：我早年编过您一些文章，其中写音乐的就有好几篇，您对古典音乐情有独钟。记得您在一篇文章里写到儿子很小的时候，您就带儿子去听勃拉姆斯的音乐会，音乐是您读书写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吗？

赵丽宏：是的，我是音乐爱好者，从幼时开始，一直到现在，音乐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生活。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长大当音乐家。对音乐的爱好，丰富了我的生活，也陶冶了我的性情。我写过一些和音乐有关的散文和诗，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手足琴》，也和音乐有关。

文化艺术报：对于你来说，目前写作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对自己的创作有什么样的期待？你经常考虑的问题是什么？

赵丽宏：写作中的困惑也许每天都在产生。写作的过程，常常就是解惑的过程，不管能否真正解开困惑，思考和表达，不断呈现，就是一个写作者应对挑战的方式。在一个物欲横流、追奇求异的时代，我希望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永不媚俗。

（来源：文化艺术报社微信公众号，作者：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